由于乾隆施加的强大压力，地方大员们即使再漫不经心，替罪羊还是日益增多。该年十月，大学士刘统勋劝说乾隆，希望他能停止对剪辫案的积极查办态度。乾隆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大肆调查后，也发现，这件事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于是，他点头表示同意。但事实上，在十月份他接受了大学士刘统勋的建议后，并没有直接放弃对此案的清查。在口头上，他仍坚持负责官员需认真查办。他把手伸向了各种教派会道门，清朝的教会道门从雍正朝开始在全国流传，乾隆年间渐趋激剧，一度据有水陆要冲的白莲教，扼南北漕运的山东临清教，一再起于湖北、福建的天地会，此外尚有甘肃的回乱，贵州的苗乱。可乾隆也并不想真的就把这一清查运动进行到底，他曾严厉质疑各疑犯供词的可信度，要求各官员在不得使用刑求的情况下认真办案。同时，再军机大臣审理完上述等疑犯后，由大学士傅恒负责审理并处刑。结果，理所当然地，除了病死或其他原因死去的疑犯之外，其余疑犯全部获得平反。
为什么一个剪辫谣言，居然引起了帝国皇帝和地方大员的狼奔豕突呢？除了我们上面所分析的原因外，还有什么是在剪辫谣言开始的四个月中官僚体系没有作出乾隆认为适当反应的原因呢？
首先是官员自身的问题，大清王朝的官员们一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的，因此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十分熟谙，固然他们不一定完全否定怪力乱神，但是对于在升斗小民间流传的神鬼怪事是很不以为然的。另外，既然是盛世，官员的为官之道就应该和盛世相贴切，那就是无为而治。对于诸多官员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事情越少越好，遇到事情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也就是乾隆朱批中多次重责的“化有为无之术”。再次，官员的守土职责是维持秩序，不能发生动乱。可任何人都知道，这种谣言则是最能掀起动乱的。所以，对于官员而言，则是想尽可能地把谣言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力图阻止其蔓延，从而维持其管辖区域的稳定。最后，对于一个传统官员而言，他不仅仅是一个行政长官，还是司法长官和宗教道德长官，对民众负有教化之职，在其管辖范围内发生这种谣言，则是严重的失职。所以，官员对于此等事情能够压住自然就不会上报。
直到1768年冬天，剪辫的谣言才彻底消失。而如我们所知，大清政府的干预并不是使谣言消失的根本原因。谣言真正消失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谣言的内容一旦失去了新鲜感，谣言所传播的内容又没有与实际（实际的情况就是，被剪掉的辫子屈指可数）相结合，谣言自然而然就会消失。
但谣言的一大魅力就是，它总是在不断的重复。它不同于新闻，一旦过了新鲜期就再不来，它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神话，当很久不被提起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念它，而它也就会不请自来。
1876年的剪辫谣言
1876年是光绪二年，离乾隆年间的剪辫谣言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个谣言在南京城再度复活。当时，南京的正南门的大桥曾被太平军破坏过。就在当地政府重修这座大桥时，开始有谣言说造大桥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桥桩，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灵魂支撑桥面石头的重量，于是就要处死至少150名本城男孩，否则护桥神就不能保证大桥的牢固。如你所知，这个谣言几乎就是一百多年前的那个谣言的翻版。当时，南京天主教会的走读学生有半数以上是教外学生，他们纷纷在小帽上或背上用黑线缝着一片红布条，据说佩带着这布条就可以躲过当新桥桥桩的风险。有人对此深信不疑，但却有人指出，这纯粹是游方和尚的诡计。南京的天主教神父就认为这是和尚与当地骗子为了骗取钱财故意散布的谣言，他拿出证据说，那种红布条只有在和尚那里才能买到。谣言风行之时，即使是许多成年人也买这样的红布条，用来当作护身布。据南京城天主教神父的说法，游方和尚们因此赚了大笔钱。
如你所知，重大的谣言往往伴随着许多小谣言出现，南京城中的谣言还没有极度升温，就又有另一谣言传播开来。据很多人说，有许多恶鬼拿着剪刀飞驰天空，专剪行人发辫，对于不留辫子的妇女，他们则剪去妇女旗袍的下摆或裙子的扣带，据传说，这些恶鬼常常附在纸人身上，由行妖术者拋向天空，伤人害命。事实上，这个谣言只是发生在1871年扬州的一个谣言的变种。1871年，扬州传闻有一种纸人纸鸢，四处分散，顺风吹入人家，在白天，它们就是一纸人纸鸢而已，可到了晚上，它们就如同被打了激素，立即化为凶恶的妖怪。那段时期，晚上鸡无故而鸣，狗无端而吠，小孩梦中啼哭，惊恐异常。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又安然无事，追寻其故，没有人知道纸人纸鸢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又将去往何处，最终在官府的控制下，大家都承认自己根本就没有亲眼见过纸人纸鸢，只是听别人说的。在传播不久后，谣言突然就消失了，没有人站出来控制它。这就是谣言的特性，你不动，它消失。
但在扬州，这个谣言虽然传播甚广，却没有伤人害命的内容。可到了南京就不同了。随着谣言的进一步扩大，那些许多纸人所幻化的恶鬼的谣言已经被证实。南京城中，很多成人及儿童的辫子被剪，妇女的衣襟神鬼不知地被割去。紧接着，谣言席卷扬州、镇江、常州等处渐至苏州，跟随谣言的是事实，城乡开始彻夜不眠，百姓们鸣锣巡禁，民间互相猜疑，官府妄擒无辜，有的百姓惩忿挟嫌，栽害良懦，甚至觊觎孤客，以搜查为名，图财害民不绝如缕。安徽也受到冲击，徽巢县知县金刚保在给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奏报中声称：拿获剪辫匪犯，诘以剪辫何用，则谓得生人之辫，分插木头上，练以符咒，可化为兵，惝恍迷离，肆无忌惮。嗣后，庐州、池州等府，黄山、霍山、建德、潜山、东流、石埭等县，陆续盘获多名有供认拜会传徒者，有供认念咒剪辫者，沈葆桢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这应该是“其宗派大抵出自白莲教、其头目大抵出自哥老会。”
北京城中可能没有时间理会这件事，因为就在帝国的首都，也是谣言四起。谣言声称，剪辫可摄去灵魂，三日必死。小街僻巷即有幼童被剪去辫梢二三寸、四五寸者。接着就是被证实，一个老道降神弄鬼替人治病为名，剪辫为实，当场被官兵捕获。谣言大兴盛起来，社会各阶层的人，无论贤愚贵贱、男女老幼，都由于恐惧而失去最起码的理智与判断，各种各样神乎其神的谣言和传说广为传布。
比如，有谣言说，某人正走在大街上，自己的辫子突然掉在地上，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辫子就不翼而飞，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据当事人所言，当时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人。比如，某人抬起手想摸自己的辫子时，却发现它早已不知去向。比如，某人突然感到自己的后脑勺上发凉，用手去摸，就发现他的辫子不翼而飞。比如，在大街上，某人与一位陌生人交谈，陌生人谈着话突然就不见了，而自己的辫子却不知去了哪里。谣言也没有放过外国人：一位中国人看了外国小孩一眼，而当那外国孩子牢牢地瞪着这位中国人时，这名中国人立刻感觉到脑袋后面的辫子不见了。同时他还闻到了一阵头发烧焦的味道。
一百多年前的那场剪辫谣言还没有进入北京城，而这一次直接进入了帝国的心脏。帝国当然要拿出应对方法来。但是和当年一样，皇帝与地方大员对这样谣言的处理态度依然不同。地方大员仅把剪辫案看作是匪徒作祟，乘机闹事，借此抢劫财物。而皇室则认为这样的谣言显然已经具备了“谋反”的性质。
既然皇室认为如此，地方官员们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清查。他们开始抓获剪辫匪徒，这些人是否剪了别人的辫子并不重要。他们可以让他们承认。在承认自己就是谣言所谓的那个剪辫人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又变幻多端。有人说自己是出自天主教堂指使，也就是说，谣言的确是谣言。还有人肯定地说，剪辫的确可摄人魂魄，得生人之辫，分插木头上，念以符咒，可化为兵。
审案官员对罪犯这样的供词不置可否，在他们看来，天主教堂没有这么大的胆子，那么，一些罪犯用秘密教派的巫术来与剪辫谣言吻合，似乎也不能说服别人。在中国传统巫术中，头发具有复仇和保护自己两个功能，与此两个功能相关的头发只能是仇人的头发和自己的头发。也就是说，在有头发禁忌的巫术中，与你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的头发对剪辫人而言似乎没有什么用处。
确切地说，官员还是没有让剪辫案真相大白，但官员的智慧是超群的。他们不需要案件真相大白，只需要如何解决这一谣言就可以了。他们采取了所谓“消弭骚动，安抚人心，恢复秩序”的措施，首先是四处滥捕滥杀，见异言异服面目可疑之人，就刑逼成供，草草正法，“本地之匪，捕客来之民，张皇甚而皂白不分，杀人多而其势益炽。狱词既具流闻四邻，他匪幸灾，又复继起”。其次，对召集乡绅进行再教育，让他们来对百姓进行安抚，让百姓认定这就是一场谣言。最后，以毒攻毒，他们发布了安民告示，告示的内容通常开头便警告百姓说，现在是异常危险的时候，大家不要和陌生人接触，无论何时，大家都要把家门牢牢关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天黑之后都不要出门，并且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些地方官府突发奇想，在告示的最后提供了一些“万能”的保护辫子不受被剪的简单易行的专利处方。
如你所知，这种方法简直就是雪上加霜，更让人们对谣言产生畏惧。可事实却是，在几个月后，谣言突然就消失了。谣言这个让人始终摸不透的神秘事物的确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