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语言中，“谣”有两层意义：一是指民间流行的民谣，如童谣、歌谣。二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或凭空捏造的假话，如传谣、造谣。这层意义是从第一层意义中引申出来的。“谣言”一词最早见于史册是在《后汉书·杜诗传》，其中有一句是“诗守南楚，民作谣言。”这里的“谣言”有歌谣、颂赞的意思。当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谣言，现代意义上的谣言在古代称为“谣诼”，见于屈原《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由此可知，谣言在我国早已有之，二十四史中，几乎每一页都有“空穴来风”的言辞。
谣言之所以存在，当然有它存在的理由。至少有一种谣言是因为要“师出有名”，历朝历代的起事者都是编造谣言的高手，一部农民起义史的开篇就是一部谣言史。所以，“乱世出谣言”已经成为一种定律而被我们所熟知。这就是产生谣言的许多途径中的一条。乱世时，百姓都希望早脱苦海，所以，这个“早脱苦海”的信息是人们所等待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于是，谣言就诞生了。
但在历朝历代的升平时期，也有谣言，有时候，这种谣言的破坏性居然远远大于起事者所编造的谣言。比如，乾隆年间的妖术大恐慌，险些就将一个太平盛世的阴暗的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那么，这个时候的谣言其产生的理由就不那么明显了，制造谣言的人也是无名无姓，他的动机也无从所知。这很可能跟中国古代的政治有关，张鸣说过，中国古代的政治是暗箱政治，百姓对一切政治内幕无缘得见，心理学认为，当人们没有正常的信息通道求真时，就会暗辟一条信息通道，希望能从这一条信息通道得到真相。可惜的是，其载负之知识却总是因接受主体的“私弊”而受到虚假的曲解。所以，谣言就诞生了。
还有一种谣言是要比起事者高明的统治者炮制的，他们的目的当然很简单，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提升自己的权威。很多统治者都制造过自己是真龙天子下凡的谣言，由于对皇权的过度迷信，所以，这种谣言最后就变成了真实事件。
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曾总结过一个谣言的公式：R=I乘以A。
R是Rumour谣传，I是Important重要；A是Ambiguous模糊。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谣言所针对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或完全不含糊，即任何一方是零，其结果也是零，完全成不了谣传；如果有足够的重要性又有一点含糊暧昧，或者稍稍有点重要却又具有很大的和含糊性的暧昧性，都传得起来；如果两头都很充分，谣传就更强大了。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世间一切重要的人和事，都无带有隐蔽性，即使不是这样，在不重要的族群心目中，他们仍然是隐秘而含糊的，因此，谣传的机制几乎总是生生不息。
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谣言的成型过程是这样的：最开始时，谣言就像是一块巨大的口香糖，让你去仔细咀嚼、品位。为了让“品味”历久弥新，听谣者往往有所“发明创造”：删去所有含糊不清、值得怀疑的细节，从自己理解的角度来丰富充实谣言，并为证实谣言提供其他证据。这种传播效应，便形成了这样一个奇特现象：一个或许挺无味的谣言，在流传过程中有会变得风味十足。于是，谣言的三大步就是，删减、强调、同化。第一个传谣的人把某个信息说给第二个人听的时候，第二个人会因“私弊”而删减这个信息，说给第三个人听。第三个人也因“私弊”而开始强调他比较喜欢或是恐惧的某个信息，当传到第N个人的时候，这些“谣言病毒”的携带者就已经形成了对谣言的同化，其对谣言的描述“症状”已经大致相同了。不过，这是一个轮回的过程，在无数之后的人的传递中，仍旧有人在不自觉地使用谣言的三大步。
制造谣言和散播谣言的人最终都得不到好结果，这是因为谣言并未被官方认可，在极权统治下，不被官方认可的一切就都是“违法”的——当然，如果制造谣言的是法外者，那么另当别论——又因为谣言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极大范围内传播，所以，对于统治者而言，其破坏性显而易见。所以，所以鲁迅先生说：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的，也以谣言被杀的。在传统政治语境中，谣言这把双刃剑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而一旦使用起来，其威力和破坏力将是巨大的，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