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宝才用颤抖的手写好之后，武工队说：“你可以走了，不过你的内弟我们要留下作人质。”
“我的内弟年轻不懂事，请诸位多关照。”董宝才连连作揖。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们不会叫他受苦。只要你老老实实地为抗日尽力。”
这个行动只用了46分钟，把董宝才争取了过来。此后他源源不断地提供情报。有抗日思想的董宝才的内弟，早就和八路军有联系，到了根据地被高庆奎送到太岳中学去读书。
高庆奎的情报站在陈赓指挥下，为了打击汉奸的气焰，粉碎敌人的宣传，也为坚定董宝才等人从事抗日工作的信心，在敌占城市的闹市区，处决了几个汉奸、叛徒，同时张贴出太岳军区的大布告，撒了传单。群众称快，汉奸敛迹。
同白晋铁路线上建立的高庆奎情报站一样，陈赓也在同蒲铁路线上建立了秘密情报站。
1940年6月，陈赓派共产党员陈涛，随山西省军阀的投降日军的部队，进入晋南的中心城市临汾做情报工作，逐渐取得日军的信任，竟被委任名为“大汉义军”的伪军司令。这支军队多系由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投敌部队、溃兵和当地的地痞、流氓组成，共600余人，编为6个中队，分布于约500公里长的同蒲铁路的南段上。通过“大汉义军”这个关系，太岳区多次事先获得了日军准备“扫荡”的确切情报，避免了损失，也沉重打击了敌人。
后来日军驻临汾的第六十九师团，准备成立情报班，有意叫陈涛去当这个情报班的班长，引起了太岳军区情报站内部的议论。有人说：“那个班长有什么意思，就管十来个人，与‘大汉义军’司令不能相比。”
去不去？干不干？要请示太岳军区负责人。陈赓听后非常高兴，说：“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设法当上这个情报班长。别看它名声不大，机构也很小，但是个搜集敌军情报十分难得的位置。抓住它就等于掌握了敌人的耳目。日军既然能在我们同志面前，提起组建情报班的事，说明他对使用我们同志有所考虑，只要在他面前表现得当，就能当上这个情报班长。”陈赓还指出：“如能当上，就必须当稳当‘好’。不仅要用假情报欺骗、麻痹敌人，还要分析敌人的情报要求，研究敌军的动向、意图，变敌人的耳目为我们的耳目。而且由于掌握了敌人情报班，必然要与它们的参谋部门经常接触，从而增强了直接观察了解敌人动态的机会。因此，情报班是个比伪军司令更为重要的位置，必须努力争取。”
按照陈赓指示，陈涛当上了情报班长。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确如陈司令员所估计的，情报班成为我们观察敌人动静的视孔和与其进行情报斗争的基地。当然不能不按照敌人的要求编排些东西以适应其需要。这些经军区司令部甚至是陈赓司令员亲手编制的‘情报’，虽非纯属虚构，但关键之处决无真实可言。就这样，我们的‘情报’在日军参谋部印发的以我军动态为主的情况通报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因此，我们就不难看出敌人的判断能力和对我军了解程度，从而为我们作战和编写假情报提供了条件。”
1942年6月，日军通知陈涛，说为了“还政于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要取消“大汉义军”番号，解散“大汉义军”，把它们分别编到同蒲铁路南段的各县警备队去。这引起了官兵不满，纷纷找陈涛表示反对。
“趁此机会发动起义吧！”陈涛和情报站的人都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还可以增加太岳军区的力量。
谁知道，报告到军区，陈赓立即表示反对。他说：“目前我们根据地生活条件很艰苦，伪军官兵上山来必然承受不了，必然陆续跑回去，大肆宣传根据地贫困，这种反作用比起义时的政治影响大得多。我们留下它们几百枝破枪有什么意义？而占据敌人情报班，比那几百枝枪重要得多。日军相信的是陈焕章（陈涛化名）这个具体的人，他带着伪军一走，愤怒的敌人肯定会株连他所使用的人，和他有来往的人，我们在临汾搞了两年多的情报工作基础，岂不毁于一旦？”陈赓进一步告诫说：“一个优秀的情报工作人员，不能只注意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点小利，而忽视长远利益。要从大局着眼，全面衡量事情的轻重利弊。在复杂的环境中要能抓住主要的东西，不为某些现象所迷惑，才能胜利地完成党交给的情报工作任务。”
陈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起义的准备工作，保持平静态势，防止发生混乱。他认为：把“大汉义军”分散下去，丝毫增加不了下边的战斗力。所谓“还政于汪”只是一场闹剧。后来日军准备提升陈涛，调他到北平伪军总部去当宣导局长，或到沁源县去当伪县长，报到军区后都被陈赓否决了。于是，陈涛出面向日军婉言谢绝。
陈涛和情报站中的情报人员，在临汾市地下工作了5年，在陈赓直接指挥下，做出了很大成绩。比如多次粉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破坏阎锡山部队的投敌活动，打退他派部队对太岳区的进攻等，其中陈涛提供的情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43年10月24日第十六团在洪洞县韩略镇打的歼灭战，消灭冈村宁次组织的“军官战地观战团”的著名战斗，也是陈涛情报站把日军军官团到达临汾的消息及时报告了军区。
高庆奎回忆说：“陈赓司令员常教育我，对自己同志要忠诚、信任。要多看别人的长处。在复杂的环境中，长期在一起工作，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但决不要求全责备。”“你交给他三件工作，他做好了两件，一件没干好，但不是有意的，那就是好同志。”
陈赓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1952年初，“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北京留守处主任的高庆奎接到通知：回云南军区去接受审查。为此，陈赓司令员叫兵团副参谋长李懋之来北京和高庆奎谈话，说：“司令员叫我告诉你，这个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政治运动，是对我们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是一场为抵制资产阶级腐蚀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运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对待。首长提到你时说，你多年来做部队情报工作和经济工作，无论在敌占区，还是解放区，战争环境还是和平环境，都可以讲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很踏实，为部队做了不少工作，立功受奖多次。他比较了解你。如有问题，就好好交代；如果没问题，也要说明白。”
三天后，李副参谋长又来和高庆奎说：“陈司令员又来电报叫我转告你，‘党是讲实事求是的，要相信云南军区党组织，相信那里的群众，也许回去要受点委屈，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党组织、对同志、对自己都要负责。党是决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的。’”这些话使高庆奎深受感动。
不出陈赓所料，云南军区审查高庆奎走了弯路，搞了“逼供信”，使他受了很大的委屈。半年后他的问题终于弄清楚了，得到了解脱。当时的云南军区政治部胡荣贵主任告诉他：“在你受审查期间，陈司令员几次来电报、电话询问你的情况。前不久，他直接给（当时主持云南军区工作的原第四兵团）郭副司令员通了电话说：‘对于高庆奎，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为人老实忠厚。如果到现在仍然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可以尽早解脱嘛！”陈赓对待干部从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特别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刻，能伸出援助之手。
高庆奎回到北京第三兵团留守处不久，陈赓叫他到自己家来。高庆奎一跨进大门，就看见陈赓和夫人傅涯已经在前院等他了，高庆奎激动得流下泪来。在客厅坐下，聊了一阵云南军区的“三反”运动情况后，陈赓说：“你受了不少委屈，这当然是不应该的。不过，反过来看，也不能完全说成是坏事。经过运动，把事情彻底弄清楚，也算是件好事嘛！经过这几个月的锻炼，自己也有提高呀。所以，受挫折也应当说是好事。经过运动，党的事业发达了，想想自己的那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如果你非要抱怨，就抱怨我好了，谁让我还兼任着云南军区司令员呢？”
这一席话，使高庆奎终生难忘。
1941年春，陈赓派朱向离深入虎穴开展情报工作。几年来，一直对朱向离留下的那对儿女关怀备至。1944年8月，他们姐弟在延安进了第十八集团军家属子弟学校。正在那里参加整风学习的陈赓，总是在节假日把他们接到家里，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不在这里，我和傅涯就是你们的爸妈，我们就是一家子。”
那时陈赓所谓的家，不过是一孔不大的窑洞，里面只有一张用木板和树棍搭起来的双人床，一个简单的书桌，还有一把躺椅，一个火盆。姐弟二人星期六回来，就拆下窑洞的门加宽床，大家一起横在床上睡觉。生活确实很清苦，但使孩子们感到的温暖却是无穷的。只要弄到一点好吃的东西，陈赓首先想到的是为这两个孩子增加营养。一天，陈赓带着姐弟俩去食堂吃午饭，赶上了难得的千张肉。看到孩子吃得那么香，陈赓从心里感到高兴，就顺手把盘里的肉都倒到孩子的碗里。
1950年，朱向离在四川省任绵阳分区政治部主任时，不幸在剿匪中牺牲。陈赓对已长大成人的这对姐弟，仍然像慈父般地关心。
1951年，陈赓从朝鲜前线返京，得悉那个姐姐朱烨丽生孩子后身体非常虚弱，就派医生和秘书把她接到志愿军第三兵团留守处。因孩子没有奶吃，又派人送去两大听缴获的美国奶粉。
1952年下半年，陈赓奉命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得知也调来的朱烨丽不愿接受分配给她的技术工作，便把她找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鼓励她应不愧为烈士的后代，刻苦地去掌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迫切需要的技术。
在抗日战争的情报工作中，陈赓已经不用像在上海特科那样，亲自上阵拼搏了，但他对那些在自己领导下为情报工作拼搏的人和他们家属的照顾，倾注了无限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