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4月28日凌晨二时许，他登上专列外出视察，到达天津后没有下车住宿，在车上办公。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4月30日，他在专列上同谭震林、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谈话，一上来就问：“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表示：“好得多。”“怎么好得多？”谭答：“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
其实，当时国内有些地方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听不到，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5月1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主席台是临时搭建的，不太结实，刘子厚急出了一身冷汗。他一面布置警卫人员劝阻群众不要拥挤，一面向毛泽东汇报。 “以后搭结实不就行了。” 毛泽东不以为然。下午十七时，他登上专列，5月2日清晨到达济南。
山东省委在济南市南郊建了一处高标准宾馆，为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设计了专用房间。毛泽东到济南后，省委领导请毛泽东去住，毛泽东坚定地挥了挥手不愿去。杨尚昆去看了看，回来告诉毛泽东搞的不错，也劝毛泽东去看看。毛泽东还是那句话：“我不去。”直到逝世，他也没踏进过为他专建的南郊七号楼一步。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汇报：“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直言：“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
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向舒同建议：“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
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会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代表后，5月6日到达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告知：“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1942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
其实，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
当年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那个著名口号，并亲自到最基层去作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而现在，毛泽东了解情况的渠道越来越狭窄，已经很难得到基层的真实情况。由于受到年龄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再做当年那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了。他所看到的来自下面的有些书面报告，不只是存在粗枝大叶的问题，而是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比如这次外出，从天津到郑州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也听到一些地区问题严重的反映，但总认为这只是少数地方或者个别地方，经过工作，困难局面一定可以转变过来。
蒙哥马利写道：“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
与此同时，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应邀来中国访问，5月27日到上海。蒙哥马利在二战中指挥过北非战役，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虽已退休，但在国际政界军界仍有很大影响。毛泽东专程从杭州到上海，在锦江饭店同他长谈。
“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他问蒙哥马利：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在全世界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三百万军队的一半在海外。它不顾一切，不跟别人商量办事。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从事使四国能在一起的工作。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蒙哥马利的心思：“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
这次会见，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题名《我同毛的会谈》。《会谈》写道：“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与蒙哥马利的会见结束后，5月30日上午，毛泽东回到杭州，一面审阅《毛选》第四卷注释；一面审阅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计划报告。在《毛选》四卷的题解和注释中，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怀。彭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为此，田家英专门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明确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
6月4日晚，北京电话传来苏联大使通知，苏共6月2日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毛泽东召集常委会决定，由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6月10日，毛泽东把彭真叫到上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给彭真六句话：“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并让彭真和代表团的同志同别的兄弟党广泛接触，弄清苏共的意图。彭真、王稼祥率代表团于6月16日离开北京，经莫斯科赴布加勒斯特。
6月10日至18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
自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的纠“左”过程被庐山会议打断后，随着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从上到下，大讲1960年要持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本建设项目上得过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需要提供的商品粮数量猛增，粮食征购任务一再加码，仍不能满足需要，农村和城市的缺粮状况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在1960年春其实已开始暴露，到四五月间局势已很紧张。到4月开人代会的时候，上海告急，纱厂停工，因为已经没有棉花可以供应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从没有过的，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年初没有料到的。毛泽东感到十分被动，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更是感到焦虑。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上海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对对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全面攻击。6月22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见，持续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
6月24日至26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议，一开始就是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着重批评赫鲁晓夫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提出会议要发表联合公报，并拿出已经准备好的公报要求中共签字。彭真指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签字。彭真表示要请示中共中央。
6月23日，中共中央收到彭真来电。毛泽东等四位常委，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连续开会五天，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问题。
毛泽东讲道：“我们现在跟苏共的共同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依我看，彼此都不想破裂。破裂也不要怕，也要做这个准备。只有你不怕，才能争取到不破裂。立场是要坚持的，但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要注意方法，态度要诚恳。人家不同意的，我们也不要强加于人，让历史来裁判。”
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严厉批评了苏共，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但对其他兄弟党一概没有提及。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6月28日回到北京。6月29日，毛泽东离开上海，第二天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