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东京大搜捕
1945年9月11日，麦克阿瑟发布一号逮捕令，下令开始分批逮捕被指控的数十名战犯，东条英机等39人首批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犯，东京大搜捕开始了。
首批逮捕令中的39人，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27名日本战犯，还有12名非日本战犯，包括3名德国人，3名菲律宾人，2名澳大利亚人，缅甸、荷兰、泰国和美国各1人。他们因为协助日本为虎作伥而受到逮捕。但是，后来由于其中一些人不够甲级战犯资格，或被所属国坚决要求引渡，以及审判的技术障碍等原因，这些非日本战犯在法庭正式开始审判前便全部被释放或引渡回国。第一批被批捕的一些战犯并不够甲级战犯标准，来源庞杂，数量虽多，但难免显得仓促。
11月19日，麦克阿瑟发布第二号逮捕令，原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原首相小矶国昭等11名战犯被捕。这一批战犯以他们的地位之高，罪责之重，大都够得上甲级战犯或主要战犯标准，显然经过慎重考虑才逮捕的。这批批捕的战犯除了已经自杀的本庄繁和重病的松冈洋右外，都在逮捕令发布十天内自动报到投案并携行李入狱。
12月2日，发布第三批战犯逮捕令。此次共59名战犯，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长期骑在日本人民头上的社会“知名人士”，包括两位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等，其范围涉及日本军界、政界、外交界、企业界、言论家以及一般认为不可侵犯的皇族成员，在日本战犯中具有广泛代表性，其中的一些人的罪行也达到了甲级战犯的标准。这一批被捕的83岁的日本新闻界耆宿德富猪一郎在迈着老态龙钟的步伐投案时，还做了一首中文诗，在当时日本颇为传诵一时。诗曰：“血泪为谁振，丹心白首违。沧桑转瞬变，八十三年非。”
16日，近卫文、木户幸一等9名战犯被列入第四批逮捕名单。其中以近卫和木户的被捕在当时日本引起轰动。近卫曾经担任过三任日本首相，木户则是皇室宫内厅长。
上面三次逮捕的战犯全部是日本战犯。
在东京大搜捕开始后，那些昔日横行一时的日本军国主义骨干分子顿时感到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彻底失败了，他们自知自己罪孽深重，将难逃正义的审判和惩罚，在绝望之际，一些嫌疑犯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罪恶的一生。
早在日本战败投降前，原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自杀。1945年9月11日，东条英机上演了自杀未遂的闹剧，同一天，原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在未被列入战犯名单之前，在位于东京牛区的总司令部用手枪子弹击太阳穴自杀，他的妻子启子闻讯后，在世田谷家里用短刀插入心脏自杀。11月20日，本庄繁接到姨侄女良秀子——麦克阿瑟的日本秘书的报讯，即在东京青山区旧陆军大学辅导本部理事长办公室服氰化物自杀了。本庄繁的自杀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看来是一件“壮举”。他死后备有两份遗书，并题有“诚以贯”三个字。1945年12月16日凌晨，为逃避法庭起诉，对日本发动战争负有重要责任的近卫文自绝于世。近卫曾经担任过三任日本首相，但他不是军阀出身，没有直接参加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日本战败后自己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不至于太坏，一度还跃跃欲试图谋在日本政坛东山再起。近卫的不自量力引起盟国的普遍不满，在一系列批评和打击下，近卫的野心彻底破灭。在得知盟军决定逮捕他后不久在家服毒自杀。此外，相继自杀的还有对战争负有重要责任的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原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原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原文部省大臣桥本邦彦、原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次郎等人。
由于麦克阿瑟身边日本秘书泄密，几个恶魔提前自杀，引起各国对美国占领军不满，纷纷要求美国占领军加强对战争嫌疑犯的看管，务必使这些恶魔在法庭接受审判。此后，美军加强了对战犯们的管理，遏止了战犯们自杀的浪潮。
除了少数战犯被捕前自杀外，大多数战犯被顺利逮捕关押进监狱，其中很多人还是自己来到监狱投案。这些昔日的战争恶魔束手就擒，也不忘了给自己“理论”一番。在第一批逮捕名单中名列第二的原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理论”代表了战犯的普遍心态。他说：“本人自编入预备役后，即以在野之身冀望胜利，以迄终战。惟大诏涣发以后，闭门思过，其间亦曾有意割腹，以谢天下。乃圣上有须忠诚履行《波茨坦宣言》之圣旨，遂苟延性命，以迄至今。本人列为战犯受拘，早在意料之中。惟上无以对天皇，下无以对国民，斯为愧尔！”发动战争时一派毫无畏惧的“勇士”模样，待到战败后，这些曾经命令自己下属自杀，或者将某些战败自杀的下级军官或士兵作为军队榜样加以宣扬的大恶巨奸们，此时却以“意料之中”、“忠诚圣旨”为借口苟延残喘，让世人更加清醒的认识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历时两个多月的大搜捕一共批捕日本战争嫌疑犯118名。战犯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候审。需要说明的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日本称得上甲级战犯嫌疑犯或者主要战犯的绝不止这100多人，他们只是日本战犯中罪大恶极的一小部分，是日本战犯的“代表”。
东条英机的罪行我们将在后面做专门介绍，下面我们来看看其它罪行累累的主要战争嫌疑犯的罪恶经历。
荒木贞夫（1877～1966），生于日本东京。1898年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加入日本陆军。参加了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31年担任军事教育总监，从此成为日本军官中主张对外侵略的中坚分子。曾经出版《新日本的使命》一书，大肆鼓吹日本和日本军人对外扩展的“神圣使命”，在日本军队和日本民众中造成深远的军国主义影响。同年，担任陆军大臣。一上任，便提出强硬对华侵略政策，主张吞并中国东北，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元凶之一。荒木其人外表柔弱、瘦削，面色苍白，但性格极其残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极力鼓吹者，是日本“皇道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日本军阀派系中的“皇道派”的主要头目之一。1931年上海八一三事变时，当他听到一个日本陆军少佐被中国军队俘虏，但中国军人并没有将其杀掉，这个少佐后来自己剖腹自杀，荒木对此大为嘉许。可是轮到他自己做战俘的时候，他倒也做得心安理得。
土肥原贤二（1883-1948），生于日本冈山县。土肥原贤二这个名字对于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们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了，抗战前期着名的《秦土协定》就是由他和秦德纯签订的，他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土肥原1912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于第二年进入日军参谋本部。1918年被派往中国，开始对中国人民的罪恶一生。他于1928年起担任沈阳的日本督军顾问。1931年任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专门从事组织秘密间谍、派遣密探及破坏人员等阴谋勾当，土肥原的一生是和间谍破坏联系在一起的一生。在中国期间，土肥原贤二参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也是炮制伪“满洲国”的主要罪魁之一，是他指挥手下特务，将末代皇帝溥仪劫持到东北，威逼利诱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皇帝。1937年土肥原就任侵华日军第十四师团长，曾企图拉拢北洋军阀吴佩孚在华北成立伪华北“自治政府”，因吴的坚决拒绝和中国人民的反对才未获成功。土肥原有中国人熟悉的作为日本侵略者标志的小仁丹胡子，其人好说好笑，性格外向，善于交际，能说一口流利中文，是日本侵略军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通”。这些条件使得土肥原成为侵略者难得的“人才”。据说他曾经化装成普通中国人漫游中国各地而未被发觉，为日军刺探了大量中国的军事情报。为此，国际新闻界曾经称之为满洲的劳伦斯，英国驻日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曾经这样评价土肥原贤二：“历史将无可辩驳的表明，日本陆军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国挑起各种争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获利。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声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地上蹿下跳——那就是土肥原所扮演的角色……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无疑，他搞这一套的功夫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的社会各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也正是因为土肥原侵华的“卓越功劳”，在战后中国方面提交的战犯名单上，土肥原名列榜首。
俊六（1879－1962），生于日本东京。190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参加日俄战争。1910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进入参谋本部。1933年任日军第十四师团长，1936年任台湾日军司令官，手上沾满了台湾人民的鲜血。1938年，任侵华日军华中日军总司令。1941年至1944年，任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其人相貌平平，却是日军“战功卓着”的功臣，尤其在担任侵华派遣军总司令一职期间，为日军在中国的“扫荡”和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立下“汗马功劳”，因此而被授予一级金鸡勋章。
坂垣征四郎（1885－1948），生于日本岩手县。1916年毕业于陆军大学，进入参谋本部。历任参谋本部部员、中国公使馆副武官助理，是日本陆军内部有名的“中国通”。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是“九一八”事变的首要策划者之一。1932年升为少将，任伪“满洲国”执政顾问。1934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1936年担任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任第五师团长，是“平型关大战”和“台儿庄大战”的日军指挥官。二战后期担任日本陆军大臣，驻朝鲜军司令等职。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一样，是日军所谓的“中国通”，以其对中国的了解，大大推动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是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的“屠夫”。
松井石根（1878－1948），生于日本名古屋。凡是参观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人都会记住这个名字——松井石根，他就是南京大屠杀的首恶——当时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司令官。松井189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参加日俄战争时曾经负过伤。190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后进入参谋本部。曾经出使中国担任驻北京公使馆副武官、上海公使馆武官、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等职。1923年升为少将。1932年代表日本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回国后任军事参议官、台湾日军总司令等。1933年升为大将。随着职务的升迁，松井的罪恶也在与日俱增。1937年，松井任侵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侵略上海战争。同年担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指挥部队进攻南京，实施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是为“南京大屠杀”的首恶。
梅津美治郎（1882－1949），生于日本大分县。1911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进入日军参谋本部。一战期间，曾先后出使德国、丹麦和瑞士等国。1928年任陆军省课长，1931年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1934年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期间，和何应钦签订着名的分裂中国领土的《何梅协定》，1938年任第一军司令官，率军侵入中国华北。1939年任关东军司令官。1944年接替东条英机出任日军参谋本部总长后，竭力鼓吹继续进行“大东亚圣战”，反对日本投降，叫嚣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投降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日本战败投降书上签字。
……
从这些被逮捕的劣迹斑斑的首恶们的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战犯或普通刑事犯，他们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他们都是一批首要战犯。他们利用其职务，大肆破坏世界和平和他国主权，制造骇人听闻的种种阴谋和惨案。通过对外扩张活动，犯下了普通士兵难以犯下的罪行。所以，他们是一批罪大恶极的战争要犯。
其次，这些人都是日本战败前的军队和政府要员。他们担任过军队或政府要职，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日本陆军大学接受过教育，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同时，经过多年侵略战争的历练，这些人都是些极端狡诈、极端顽固的首恶分子。他们非但不对自己的罪行坦白，反而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义之举”，要想将这些战犯绳之以法，必须用确凿的证据和正义的智慧才能制服他们。
最后，这些战犯都是在侵略中发迹，他们的升迁过程，就是不断对中国人民和其他受害国人民犯罪的过程。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将日本一步步推向对外扩张、最后导致灭亡的道路，他们因此获得了经济的、政治的、声望的各种利益。他们个人的“荣耀”史就是一部军国主义的罪恶史。
这些战争嫌疑犯已经被陆续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