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琦齡（一八一六至一八七六），字申甫，號月石，今廣西全州縣龍水鎮人，初名奇淳，因避同治皇帝載淳之諱，改琦齡。
蔣琦齡少年得志，“幼慧，長而嗜學，經籍子史無不通讀”①，十歲就能寫出“時文”，十九歲參加童子試，在州試、府試、院試中皆獲第一，名噪一時。道光二十年，蔣琦齡赴京參加禮部會試，中二甲進士，參加朝考獲一等第十八名。會試得中後，他先後擔任編修、國史館協修、纂修、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後任江西九江府知府、西安府知府、四川鹽茶道、順天府府尹。咸豐六年，其父蔣啟敭病逝于河道總督任上，蔣琦齡扶靈南歸，結束了十六年的仕宦生涯。同治登基，蔣琦齡寫出《進中興十二策疏》，呈進朝廷。同治下詔“著即來京，聽候簡用”②。但蔣琦齡因為母親年高多病，上書請求在家奉養高堂，獲准，從此不再出仕。他曾在衡州石鼓書院、永州濂溪書院、桂林秀峰書院擔任講席。在永州期間，他廣收學徒，時常與當地的官吏士紳賦詩唱和。回到全州後，他闢園林，名為“東園”，自稱“湘中老農”，“招同人往來吟詠以為樂”，生活恬淡充實。
蔣琦齡一生著述頗豐，有《空青水碧齋文集》八卷，《空青水碧齋詩集》十三卷，《碧齋試帖》二卷，但散佚頗多。《空青水碧齋詩集》在蔣琦齡生前已出刻本，刊刻年代不詳，今已佚。現存光緒七年由其子蔣文英整理刊印的版本（簡稱光緒本），分別藏于桂林市圖書館、廣西博物館和北京國家圖書館，錄詩1009首。此外，現尚存蔣琦齡生前部分家藏抄本一至六卷（簡稱抄本），現藏于桂林市圖書館，存詩533首。
一、蔣琦齡詩歌的思想內容
蔣琦齡的詩歌涉獵博雜，題材廣泛，內容各異，風格多樣。從內容上，其詩大致可分為憂時感懷詩篇、遊歷紀行詩篇、酬贈唱和詩篇、家居閒適詩篇四類。
蔣琦齡從小得到良好的教育，中國傳統文人和士大夫的忠君、愛國、憂民的思想在其心中深深紮根。“民本”思想是蔣琦齡的一個重要思想。不管是同情民生困苦、揭露時弊的詩作，還是反映帝國主義侵略的詩作，蔣琦齡都是痛陳直言，直抒胸臆。儘管蔣琦齡奉母歸養，屢辭仕進，歸隱田園，但他始終胸懷國家，心憂天下，時刻以江山社稷為念，為自己無緣報效處于危難時刻的國家而耿耿于懷。《絕筆》詩云：“氣憤如山死不平，竟教田野畢殘生。朝廷何日封京觀，願駕胥濤戮海鯨。”這是蔣琦齡臨終前心情的真實寫照。杜壽朋說其詩“摩杜陵之壁壘”③，吳振棫評其詩“無意摹杜而直入于杜之奧窔，此詩史也”④。終其一生，都貫穿着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
由于曾擔任多種官職，蔣琦齡的人生遊歷頗為豐富。詩人以開闊的視野和敏銳的筆觸記錄下自己的經歷，紀行詩中既表達了詩人對祖國山河和對生活的熱愛，也表現了詩人對社會和人生的一些獨特感受。他單純描繪山水的詩作並不多，更多地是將酬贈、遊歷、登臨結合起來，賦予山水新的含義。作為一名熟讀經史的知識份子，他對歷史事件、人物有着自己獨到的見解，不只是簡單地追緬古人，發懷古之思，而是在詩作中加入濃厚的現實因素，以古喻今，借古諷今，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蔣琦齡為官多年，相交頗多，常以詩會友，結識了不少詩家文人，酬贈唱和占了詩集近半。這類詩作種類眾多，有酬和詩、送行詩、寄贈詩、悼亡詩、題畫詩等。詩人對每位友人都很瞭解，彼此深深相知。溫馨的友情，難忘的往事，使得詩人能夠抓住關鍵之處，突出各人的特點，寫得極富人情味。
蔣琦齡雖然前期仕途較順，但其思想深受陶淵明影響，一直在出世與入世間徘徊。在其詩作中，“歸隱”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同治元年，蔣琦齡奉母南歸後，不再出仕為官，過着恬淡的家居生活，這個時期，他創作了不少田園閒適詩，頗得陶、王、孟等山水田園詩大家的神韻。這些詩是他“歸隱”思想的反映，也是他漂泊離家，轉徙仕途，希望能夠安逸閒適心情的流露，更是他體恤民情，推己及人，對人民能夠過上安平和生活的一種嚮往。
蔣琦齡的詩歌總體是積極向上的。但是，封建正統觀念在他身上也十分濃厚。如他雖然對民生困苦表示同情，對“窮黎竿復揭”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對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軍一律稱之為“盜”“賊”“匪”，流露出很強的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他多處寫到“忠”“賢”“節”“烈”，宣揚和維護封建倫理綱常，體現了一個封建官吏和地主階級知識份子在詩歌創作思想內容上的局限性。
二、蔣琦齡詩歌的藝術特點
蔣琦齡沒有比較完整和系統的詩歌理論。當時的詩壇，出現了以程恩澤、何紹基等為代表的“宋詩派”。這個詩派創作偏于宋詩格調，以杜甫、韓愈、蘇軾、黃庭堅為宗。作為同代人，蔣琦齡受到了影響。他評何紹基的詩“獨挈蘇韓勝，奄有唐宋規”，清楚地表明他瞭解並且認同宋詩派的理論主張。他的創作也正源于此。
蔣琦齡的詩歌呈現出多樣化的藝術風格。“初以清永沖雋為主，己、庚以後，則遒而厚、鬱而深，雄直而豪宕，開闔變眩，渾茫無際。”⑤蔣琦齡對自己的詩“不名一家”也頗為自得：“安得如椽燕許筆，體兼眾妙用皆宜。”⑥“湘藍瀟碧並皆妙，湖月岳雲疑可呼。”⑦我們可以看到蔣琦齡雖以古人為師，但又不希望泥古不化，為己詩另闢風格所做的努力。
蔣琦齡的詩“戊午以前，詩多和平之什；已未以後，詞多激壯之音。”⑧他的詩最主要的藝術特色是：“和平之什”清新自然，“激壯之音”雄渾豪宕。蔣琦齡不僅詩歌內容上步武杜詩，而且在藝術風格上也有似杜甫。他創作的一些較長的古體詩詩境雄渾，氣魄宏大，如《奉寄座主總憲王公慶雲》、《壽陽呈祁太保相國六十韻》等。他用深沉的筆觸、憤慨的感情來寫，但並不是直呼口號似的高亢，而是通過事件的本身，歷史與現實的對比來使讀者從雄渾沉鬱中感受到詩人傾注的感情。
蔣琦齡曾評蔣達詩：“其詩之自然流美，若脫手之丸，出水之蓉。”⑨又評卓寬甫詩：“詩與駢體，亦皆抒寫性真，絕去浮豔，所謂不求工而自工者。”⑩綜觀蔣詩，這是他對別人詩作的評價，也是對自己的詩歌創作的一種標準。《廣西近代經籍志》說蔣琦齡“晚年學白香山、蘇長公清新一派”，但與其說他的山水田園詩學于白、蘇，不如說源自陶淵明。蔣琦齡思想中，“隱逸”情結一直有相當的比重，他四十歲正當盛年時辭官歸家，過着半隱居似的田園生活，從經歷上來說與陶淵明更為相近。他對陶詩及其人格都推崇備至，還大量化用甚至直接引用陶淵明的詩句。這些迹象無不表明，對蔣琦齡山水田園詩創作影響最大的是陶淵明。蔣琦齡的家居閒適詩，通過描寫田園景物的怡美，田園生活的簡樸，表現了悠然自得的心境。這些詩沒有濃重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也沒有強烈的感情，而是于平鋪直描中見其自然，我們可以通過這種淡淡的白描感受到詩人的田園之樂。
蔣詩還有善用典故的特點。他的用典大都與詩的內容配合默契，增強了詩歌的表現力，使詩歌意境更為開闊。相對零散的用典在蔣琦齡的詩作中數量眾多，比比皆是，也有一首詩中密集鋪排用典的情況，如《壽陽奉祁太保相國六十韻》，短短一段詩中，共有二十個典實。他並不是為炫耀學問而用典，而是典實均有所指，希望能對清王朝起到警醒作用，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蔣琦齡的詩歌從全國範圍來看，不算有名，但在廣西有一定的影響，在清朝兩代全州文人中，可稱上乘；和前輩大詩人以及同時代的著名詩人相比，不算出色，但從總體上看，他的詩歌不管是從思想內容還是從藝術特色看，都具有一定而獨特的價值。
【注】
①民國《全縣縣志》
②《清實錄〈廣西資料輯錄〉》
③⑧《空青水碧齋詩集》杜壽朋跋
④《空青水碧齋詩集》吳振棫跋
⑤《空青水碧齋詩集》王柏心序
⑥蔣琦齡《途中自檢所作詩》
⑦蔣琦齡《題程虎癡維新茂才詩集，兼送赴長沙秋試》
⑨蔣琦齡《空青水碧齋文集·祭霞舫文》
⑩蔣琦齡《〈卓寬甫詩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