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员威廉·约翰逊是第一个曾经遭受凶恶的吉尔吉斯人的严重迫害并从印度领土到达塔克拉玛干的欧洲探险家。仅在一年以前，他就调查过穆罕默德·衣·哈密德之死。而且，尽管时间很短，但他确实访问了和阗附近的一个被沙漠埋没了的城市。他在返回印度时，他们确信还有其他被埋的城市。有一天正当他忙着测绘作为西藏北部屏障的昆仑山西端的地图时，出乎意料之外地，他获得一个进入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的机会。为了一窥这个神秘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貌，约翰逊这个不怕艰难险阻的登山者，已经登上了印度测绘局所叫做的E57、E58、E51三座高峰。“但我终没有看到我渴望要看到的和阗重要市镇中的任何一个。”这是后来他在写给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话。他于失望之余，又回到了拉达克。但当他回到该地时，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正在等待着他。这就是“一个中亚细亚的土著带来了一封和阗贝特夏·汗写的信，邀请我到他的领域去”。他说，那带信的人对他说，当汗了解到他在上一个季度里曾经到过那个地方以后，便派人邀请他来和阗访问，但是始终没有找见他。
约翰逊充分了解到，要在印度边界之外，作这样一次在政治上极其敏感的旅行，必须申请加尔各答最高当局的许可。他同样了解到，对于这种请求的答复，至少要几个星期才能收到；同时还可以肯定的是，答复十之八九是否定的。汗在他的短笺中作出保证说，什么时候约翰逊想要回到拉达克，什么时候就让他走。
另外，了解这个国家和它的统治者的当地的买卖人在这一点上也向约翰逊作出了保证。后来约翰逊在为他的决定作辩护时说道，他把汗的邀请，看做是一个使他能够在这块未被发现的地区搜集有价值的情报的好机会，特别是有关俄国人在这个区域所进行的各种活动的情报。
他在和阗人的护送下，越过一个从前还没有人走过的隘口，安全地到达了和阗。在这里，他很舒适地住在汗本人所住的一座古老的中国堡垒里。在那些日子里，这个年届八十高龄的统治者几乎每天都接见他。约翰逊在谈到这位汗时说：“据说他脾气很坏，在行政管理上，也异常严厉。然而，我必须承认，那时他却对我非常客气，同时还能信守他的一切诺言。但是在我住了四天之后，他又放弃前言，不准我离开那里了。”这种明显的口是心非行为的背后原因，在揭发出来以后，是很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因为汗虽然把约翰逊待作上宾，但他的目的却是要把他当做人质的，借以迫使英国政府给他派遣军队和提供武器，用以阻止他极其害怕的俄国人。而且照约翰逊的说法，“那时俄国人正在日益迫近叶尔羌与和阗”。
当约翰逊停留在和阗的时候，他设法搜集了大量的政治和军事情报。除了那个不幸中途身死的穆罕默德·衣·哈密德所已得到的关于被沙漠埋葬的城市的资料以外，这次他又弄到了许多补充材料。约翰逊报告说，“距离伊尔切东北大约六英里的地方，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里的流沙以压倒一切的巨大沙浪滚滚流动。据说当时有三百六十个城市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被湮没了”。
当他在和阗的时候．有大批“被当地人认为是年湮代远的”茶砖从一个被沙漠埋没的城市里挖掘了出来。他也设法弄到一块。尽管这种茶年代已久，但在当地居民中间，还是十分受欢迎的，特别是从中国运来的茶砖在那里早已告罄的时候。他也同样听到过从废墟中曾经挖掘出重达四磅的金币和其他许多宝物的传说。
约翰逊报告说，这些被湮没了的城市的地址“只有少数为了自己发财而保守秘密的人”知道。然而他告诉我们——这是顺便说的——他却去游览了“乌兰卡西（Urankash）附近的一个古城遗址。
茶砖就是在那里被挖掘出来的。但是，约翰逊是一个职业测量员，并不是一个文物工作者。因此他只能给我们一些引起人们兴趣的资料，而不是别的什么。
最后他得到汗的许可，离开了和阗回国。虽然他的旅行被皇家地理学会欢呼为一大胜利，可是与此同时，印度测绘局却以未经上级批准，擅自进入和阗的罪名，对他进行了正式的谴责。约翰逊感到他自己受了委屈，于是就辞去了他的职务，以比以前多三倍的薪金当了拉达克的总督。几年之后，他终于成了暗杀者刀下的牺牲品。
尽管传说中的有关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埋葬的许多寓言般的城市，现在愈益证明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然而文物工作者对这一地区，仍然没有表示浓厚的兴趣。对中亚细亚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科学上所能感到的兴趣，也只限于地理学、地形地貌学和战略学等方面。这是因为第一，欧洲的考古学家，正倾全力于希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古代遗址。在那些地方他们正在作出惊人的发现。第二，没有人会想象到，失去了的佛教世界，会处在昆仑山另外一边的无水地带。如果有的话，那么任何废墟，也将都是属于伊斯兰的。最后，正如人们所了解到的那样，这个地区的附近各地充满着极大的困难与危险。已经有几个欧洲旅行家，在通向这个地区的寂寞荒凉的要隘处，都遭到了极端不幸的结局。
然而，有一个人正是被他所认为的在塔克拉玛干的沙子底下，可能隐藏着什么东西这样一种思想所吸引住了。他就是资格较老的旁遮普的文职人员和中亚问题的权威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Sir Douglas Forsyth）。在1870年，即在约翰逊进行开路旅行的五年之后，福赛思率领一个使团前往叶尔羌，目的是想和雅库布·贝葛（Yakub Beg）建立友好关系。这个贝葛是一个非凡的东方冒险家。他在1866年，曾经控制中国土耳其斯坦的许多地方。同时他被看成是能够阻挡俄国进犯的唯一的一个人。福赛思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雅库布·贝葛当时已离开他的首都，同时也看不出有任何返回的迹象。三年之后，福赛思又被派去和他接触。这一次，福赛思带了一个相当大的远征队，并且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他幸运地得到了由测量员转变为总督的那位老友约翰逊的帮助，使他的运输队得以安全地越过危险的喀喇昆仑。他回来之后。在写给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了他对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死城，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的报告标题是：“关于埋葬在戈壁大沙漠流沙中的城市”（那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塔克拉玛干，“戈壁”这个名称常被同时用来描绘这两个沙漠）。
福赛思在报告中写道：“当第二次奉命前往喀什的时候，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许多有兴趣的事物中间，同样使人发生兴趣的是我们探明了戈壁大沙漠的流沙和在很久以前埋葬在沙漠内的而现在又逐渐被挖出来的许多古老城市。”他又继续说：“在1870年我第一次前往叶尔羌的时候，未能收集到许多资料……但在1873年我的第二次访问中，我决定要进行更多的调查访问。为了这个目的。
我从已出版的书刊中，尽量整理和核对可能得到的资料。”
当时他在那里看到了，正如约翰逊在七年前所看到的那样，“在集市上出售陈旧而又发霉的黑色茶砖”。有人告诉他这东西是在和阗附近挖出来的。福赛思决定要自己去找出这些神秘城市中的一个，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当当地的穆斯林当局不许可他去和阗访问时，他就学蒙哥马利的办法，派遣两名陪同他的使团的地方“学究”，叫他们在和阗周围的那些被埋葬的城市中去发掘尽可能发掘出来的东西。其中的一个人带回来两尊从和阗东边靠近凯利亚附近的一个被埋没的城镇中所发现的小神像。据福赛思鉴定，其中的一尊是佛像，另一尊是泥塑的猴神像。他告诉我们说：“这两件刚被发现的东西，能够落到我的‘学究’之手是很幸运的。因为如果被一个虔诚的、反对崇拜偶像的穆罕默德信徒看见的话，它们就会很快地遭到破坏。”另一个人带回“几个金指环和鼻环……还有一些硬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枚铁币，很像是公元前1世纪巴克特利亚最后一个希腊国王赫曼优斯（Hermaeu）时代的东西。此外，还有几枚金币，分别属于罗马皇帝康士坦兹二世（Constans II）和波格奈吐斯（Pognatus），查士丁那斯（Justinus），安替马卡斯（Antimachus）和狄奥多西（Theodosius）的统治时代的东西”。福赛思在他那份报告的脚注中又说，学者们辨明制造菩萨神像的日期大约是在公元10世纪前后。同时他还推测，这个遗址被沙漠吞没的时间，可能是在800年以前。
他的两个“学究”向他报告说，其他古物也已经在和阗地区被发掘出来了，其中有一个象征一头牛的金制装饰品，还有重达16磅的一个金制花瓶。不过这是一种传说。但是那个佛像，那个猴神和那些硬币，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同时也是落入欧洲人之手的、塔克拉玛干这个失去了的世界的第一批古物。就这些古物本身来说，在中亚细亚研究方面，它们只能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罢了。
在一两年之内，从北方来的俄国旅行家也报告说，在塔克拉玛干边缘，发现过废弃的城市。不过他们都是些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图学家和地质学家，也都有比较迫切的任务，所以没有人停下来去进行挖掘工作。其中的一个人，即俄罗斯最伟大的中亚细亚探险家尼古拉·普利捷瓦尔斯基上校（Colonel Nikolai Prejeyalsky），于1876—1877年，在罗布泊进行考察时，以及后来他在这个地区的多次旅行中都曾发现过各种被沙漠湮没的或者长时间被废弃的遗址。公元1879年，俄国植物学家艾伯特·雷格（Albert Regel）在躲开中国边境哨兵之后，在吐鲁番附近发现一座巨大城垣。后来证明，这个废墟是古维吾尔的都城喀喇和卓。他报告说，在那里他发现过佛教徒所崇拜的偶像。但因为中国当局迫使他回国，使他没有时间进行深入的探索。同年，一个匈牙利地质考察队到达了敦煌的千佛洞。但是，由于他们不是文物工作者，紧接着就离此他去了。
到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第一个旅游者大概是弗朗西斯·杨·哈斯本（当时是大尉）爵士。他曾经起过挖掘的念头，虽然他并不自己动手。在他的《一个大陆的心脏》一书中（其中曾经叙述他在1887年和贝尔上校作过横贯大陆中国的速度竞赛），他说，他是怎样雇用了一个一心想要到英国去的名叫拉迈脱·乌拉·汗的帕坦人。拉迈脱提出建议说，为了达到他的这一目的，他要带上一群罕见的白色骆驼到伦敦去。以后，他访问了加尔各答的动物园，同时得知那边的人对于新奇的动物深感兴趣。这就更使他深信，他的骆驼将在伦敦引起极大的轰动。可是，杨·哈斯本却提出另外一种建议：“我告诉他说，如果他能在这个国家的那些古老废弃的和被沙子湮没的城市里找到古代的装饰品和书籍的话，那他就一定会在伦敦得到一大笔钱。”在他们分别之前，杨·哈斯本为了支持他，特意给英国博物馆和那些在加尔各答以及孟买的博物馆馆长们写了介绍信。
虽然考古学家们对于杨·哈斯本当时所提出的建议直到今天还表示痛恨，但他所提出的这一建议，其中特别是关于古书方面的建议，却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他的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的确令人迷惑不解。因为他的这个想法是在有名的鲍尔（Bower）手写经卷发现以前的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产生的。这种手稿的发现震动了整个的印度学术界。因为它指出了，在中国遥远的地方存在着一种正在等待人们去发掘的已被忘却了的佛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