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亚自由参加考古活动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这一点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自从斯文·海定在30年前第一次大胆地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以来，凡是想进入丝绸之路沿线的已消失了的城池和已倾圮了的寺院庙宇的人们，真可谓来去自由，通行无阻，而他们所得到的佛教艺术杰作，又大都是不付分文。他如斯坦因和范莱考克二人则更是长时间地在上述各地从事挖掘和搜罗各种珍奇异宝的代表人物。然而时至今天，外国考古学者在中亚的为所欲为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1924年冬季，华尔纳为了抢救他的害病的同僚，在路上所遇到的仇视外国人的种种表现，使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中亚的大门即将为他们而关闭，因此在他决定前往以前，大概也已作过仔细的考虑。
但在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一件人们所无法预料的事。那就是：在通商口岸的上海，一个英国巡捕头子下令向拒绝解散的游行示威的中国学生们开枪射击，当场有11人中弹身死。据说子弹是在大部分死者的背后穿过的。顷刻之间反对外国人的怒潮遍及了全中国。那时以华尔纳为首一个规模较大的远征队刚刚到达北京，他报道说：“那天上海发生枪杀学生的消息像野火似的燃遍了全国内地。”处在边远地区的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都撤离到沿海城市。当时到达敦煌并准备在那里工作八个月的华尔纳远征队，也遇见了示威的农民群众，而这些人又正是在前一年曾经欢迎过他们的那些人。
来自福格的这个人本来打算，这一次不但要研究石窟中的艺术史，而且还要挽救更多的敦煌壁画。这次他除了带有珍妮特·米尔斯基所认为的有点儿不道德的“胶水桶”以外，他还请了前一年曾经告诉他如何使用固定剂的一个年轻的壁画专家丹尼尔·汤普森（Daniel Thompson），也参加了他的这个由七人组成的远征队。为了避免汤普森的配制剂再次发生冻结的危险，华尔纳把这次远征安排在春天进行。
北京对于他们的远征，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可是这些美国人现在突然发现他们每走一步，不但受到怀有敌意的民众的阻挠，而且还受到地方当局的刁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放弃对千佛洞所怀抱的希望，放弃搬走任何东西的意图。他们除了撤退到别的不太重要的地方去，再没有别的选择。可是即使在次要的地方，也同样遭到不友好的对待。华尔纳写道：“情况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十多个村民放下他们的日常工作，从大约十五英里之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并且他们使用一切手段来诱使我们触犯他们的规定，以便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美国人为了避免那种强烈的不满情绪所可能引起的暴力行为，尽量克制自己。华尔纳接着说：“一个不注意的错误，即使是一次愤怒的表情，也可能使他们倾巢出动，骂不绝口，甚至置我们于死地。”北京的朋友们打电报来劝告他们放弃这次远征。
因为对于美国人的意图何在，在群众中已引起种种敌意和煽动性的谣言。在整整一年以后，俄国出生的美术家尼古拉斯·洛埃力契（Nicholas Roerich）经过乌鲁木齐时，在日记上写道：“我们听到了关于敦煌壁画被劫掠的消息。”谣言说，有几个美国的艺术贩子游览了这些石窟，而且带走了“许多箱子的壁画”。
但是在洛埃力契还没有听到这些无稽的谣言以前，华尔纳已经被迫放弃了第二次福格博物馆的远征，同时他也承认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这次他所得到的只是其他石窟庙宇的一些照片，其重要性远不能与敦煌的相比。华尔纳的愤怒与其说是指向怀着敌意的当地农民，不如说是指向一位医生又是学者的陈博士陈博士，指陈万里先生。。这位和远征队一起从北京出发的陈博士表面上是为了帮助他们解释敦煌的一些碑文，同时还为他们解决在旅行中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
但在到达之后的第二天，他突然以母亲害病为理由，坚持要尽快地返回北京。后来陈发表了一本恶意中伤这个远征队的书指陈万里著《西行日记》。。他在这本书里说，他伴随这些美国人的唯一目的是，提防他们并阻止他们的盗窃行为。华尔纳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正是这个陈某挑起了当地的农民来气势汹汹地反对他们。在他了解到他的任务已经完成时，便启程回家。
但是尽管遭到了这些巨大的挫折，福格收藏所还是希望能再多得一些中国中亚的珍宝。受该所所委托的人们，在华尔纳回国两年后，看到了德国地质学远征队从辽远的和人们不注意的拉瓦克和丹丹乌利克成功地搬回了许多文物（今天存于德国的不来梅），而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德国人之所以能够轻易地拿走这些东西，看起来是因为中国人的排外思想还没有伸入到共和国西部极远的角落。其实并不是这样，当德国人在上述两地时，那里已经有了排外思想，因此他们必须很快离开。这一点，福格的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很清楚，他们不能再派自己的人华尔纳回到中国去，因为实际上他已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于是就有人出主意了：为什么不和中亚考古老手奥利尔·斯坦因爵士商谈一下？看看能不能说服这个现年67岁、已经退休了的老人代表福格再进行一次远征。要是像他那样有着许多的朋友而同时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又有过多次接触的人，也不能实现福格计划的话，那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经过磋商后，斯坦因同意再试一下。接着就筹集了大约两万镑经费（尽管那时华尔纳已破产）。这个英国人于1930年4月到了共和国的首都南京，他尽力设法说服中国当局，容许他到中国的中亚细亚作最后一次远征。尽管遭到来自北京的、自称为“全中国文物保管委员会”——一个决定对所有考古工作不准外国人插手的压力团体——的猛烈反对，斯坦因终于设法迫使南京当局许可其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进行游览和发掘。他思考着，既然斯坦因和伯希和因为盗窃敦煌手稿曾在中国学者中间引起了无比的愤怒，而这次还让他去探索，确实是令人百思不解的。斯坦因显然是由于他那不费吹灰之力所取得的成功而感到欢欣鼓舞，所以他立即遄返印度，并于当年夏季就从那里赶往喀什。
但是当时在他自己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知识界当中已经掀起了一场剧烈的运动，要求取消他的签证以便停止他的远征。中国的报纸也要求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对他所进行的攻击和辱骂的文章也屡见报端。尽管斯坦因不同于华尔纳，是一个难对付的人，尽管在中国的地方行政部门，他有许多关系密切的和往还频繁的老友，但最后他的对手们终于取得了胜利。虽然在这不久之前，他围绕着塔克拉玛干的许多绿洲，已经旅游了大约两千英里。在面对连续不断的反对中，他还测绘了地图，并为他的主办人收集了他所能得到的微乎其微的考古学上的资料。不过他这次进入中国土耳其斯坦的最后代价是，他所找到的每一样东西必须呈交中国当局进行检查，在取得同意后他才能从中国拿走。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少量获得物，包括从他最有利的地方尼雅得到的3世纪的手稿，也必须留在喀什。在七个月之后，他终于被迫放弃他的远征，返回印度。这是斯坦因最后一次看到那些手稿，也可以说，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中国的中亚细亚。中国人紧接着就对他关上了大门。他的最末一次的露面终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如果他回顾一下，在过去一连串成功的年代里，他不但使自己名满天下，而且使所有他的远征队的发起者（福格除外），都能感到万分满意，他就应当心满意足了。
在福格的理事们雇用斯坦因之前，他们很可能既考虑了过去华尔纳的经验，也考虑了过去另一个天才的探险家斯文·海定的经验。在1926年冬季，这个瑞典旅行家经政府的邀请和由德国航空公司负担费用的情况下，再次来到中国。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勘测从柏林经过乌鲁木齐到达北京这样一条航空路线。和他同来的除去一些航空学专家外，还有一个小的科学队。这个队是由气象学、地质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等专家组成的。在到达北京后，海定和他所带来的人们，发现他们自己已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报纸极端仇视的目标，这使他们感到十分惊异。他们被告知说，中国人毋须外国人帮助来探索自己的国家。当他在地方报纸上看到，说这些外国飞机是用来秘密运走中国艺术珍宝的报道后，海定便不得不放弃使用飞机的计划。总之，在这次远征未出发以前，海定和中国当局经过六个月的反复协商以后，才使这次远征得以继续进行。对于意志不坚定的人来说，当时很可能收拾行李回家。最后双方达成的条件是：除海定自己的人之外，还要带上十个中国学者，把这个远征队改名为中瑞远征队。最后，他所发现的任何一件考古学上的东西，都是中国政府的财产。其时，中国在政治上已混乱不堪，危机四伏，因此远征队的每一人都佩带一支来福枪、一支左轮手枪和八百发枪弹；但即使如此，海定的这一次拖延已久的远征，由于种种原因，竟使八个人丧失了性命。可是尽管他们有着这么多的困难，他的考古家们还是发现了许多文物——主要是手稿和各种织品。但是这些东西，当然不容许他们自行占有。海盗似的日子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从那时起，如果有人再去挖掘，那就是为中国而挖掘。能拿走文物的人，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
***
中亚细亚历史上最奇异的插曲之一，现在已成尾声。但这个故事还没有最后结束，有两个问题仍然需要解答。那就是在许多年以前，被斯坦因、伯希和、范莱考克、桔瑞超、华尔纳和其他的人，从丝绸之路那些古城中，整个儿搬走的壁画、塑像、手稿和其他古物，今天都在什么地方？同时那些不顾一切牺牲，用尽全力与勇气一再盗运古物的那一小撮考古学的英雄们（也可以叫做恶棍，这要看你对他们作何看法），今天所得到的是什么下场？
西域——借用斯坦因的术语——的珍宝和手卷，今天分布在12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之中。在那些国家内，这种物品又进一步分散在30多个机构里。这些收集品分布的情况是，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最多的是在伦敦、柏林和德里，最少的是在巴黎的塞纽斯契博物馆（Cenuschi Museum）和堪萨斯州的纳尔逊博物馆。在这两个博物馆所展出的只有少数几件彩画和塑像。
然而从丝绸之路得来的这些惊人的物质财富，不管是在西方的也好，或者在其他地方的也好，究竟有多少人曾经听见过西域艺术、敦煌艺术，或者甚至奥利尔·斯坦因艺术？我们有多少人曾经看见过来自米兰或者黑孜尔的、伟大的佛教壁画？有多少人看见过精美细软的多色丝绸（世界上最古老的贸易路线就是因此而得名）？又有多少人曾经看见过从丝绸之路上的寺院、庙宇和经室中得来的优美的唐代塑像、幡旗和条幅？
可悲的是，答案是非常之少的。原因是，除了一个显著的例外，少数几个博物馆虽然占有重要的丝绸之路上的收集品，但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这里所指的是德里的国立博物馆，西柏林的印度艺术博物馆，东京的国立博物馆和列宁格勒博物馆。另外，虽然有一个藏有大量西域文物，并且有时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前往参观的大英博物馆，但是它所陈列出来的与此有关的东西，却又少得可怜。在斯坦因所发现的文物中属于英国的那一大部分，深藏在地下室的箱子里，公众是看不到的。
在小小的中亚细亚陈列室里，就是从丝绸之路得来的一小片带有花纹的丝绸也没有。
所有这些，不能作为一种可悲的现象而归罪于博物馆本身。原因是，博物馆越大，它所收藏的东西也越具有综合性，因而能用于展出某种特别收集品或文化的地方，也就越小。如果斯坦因是为小小的、但是野心很大的、而又是成立不久的福格博物馆服务的话，人们可以想象到，他所获得的珍宝，今天一定占有充足的空间广为展出。事情正是如此，人们不能不感到，他在中国把文物发掘出来的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些东西再埋在布鲁姆斯堡的地下。对此有一种强有力的主张：认为一个博物馆应当把所有的文物（像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都归还给它们原来的并不打算把它们展出的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博物馆（和国际性博物馆不同）为了陈列它自己的文化收集品，总是能够腾出更多的地方的，同时也能付出更多的财力和物力来保藏这些东西。至于这种主张是否可行，可以讨论。
反之，德国人却并没有把范莱考克的珍宝藏起来，不让别人参观。的确是这样，在范莱考克自己担任人类文化学博物馆馆长的时候，就授意把他所发现的文物都在该馆里陈列出来，任人观看。后来他又增加了13个房间，作为有名的吐鲁番文物收藏所。可惜其中最大的高达10英尺以上的一些壁画，只好用铁框子固定在墙壁之上。那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这样做的结果会在大约15年之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它们遭受破坏的直接因素。当战争爆发后，所有能够移动的东西，包括小型壁画和塑像在内都装进了箱子。为了安全考虑，一部分文物储藏在柏林动物园的巨大的地堡里。另外一些则藏在德国西部的煤矿底下。还有别的一些则放在专门为此而特别加固的博物馆的地下室里。
可是最大的一些壁画，就无法移到安全地带。这不单是因为它们已经牢牢地固定在原地了，而且还因为如果要移动它们，首先就得再一次把它们切割成若干断片。最后所采取的办法是，博物馆的全体成员用钢铁罩子和沙袋覆盖在它们上面，借以防止炸弹气浪的冲击。“除此而外，”一个西柏林博物馆的高级职员告诉我说，“他们再也想不出其他好的办法了。只有祈祷上帝，保护它们不要受到任何伤害。”可是他们的祈祷并没有引起上帝的怜悯。这所博物馆紧靠着今天的柏林墙，在1943年11月23日至1945年1月15日，它被盟国空军轰炸了不下七次之多。28幅最大的壁画——几乎都是从伯兹克里克得来的——全部化为灰烬。这些壁画都是在一千年的历史时期里经历了战争、地震和反对崇拜偶像者的破坏而幸存下来的。今天，所有它们能遗留下来的只是范莱考克在第一次远征中所拍摄的放在他的巨大的公文夹中的图片，和俯视着森其姆峪谷的石窟佛堂墙壁上的空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