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秋天，两个美国人冒着倾盆大雨，越过深及马腹的泥沙滚滚的河流，踉跄地沿着丝绸之路西行。当他们到了路旁一所小客栈的时候，两个人周身上下溅满了中亚细亚黑色的泥浆；为了清除衣服上的烂泥，只得让仆人们用枝条来加以敲打。然而除去他们所遭受的这种痛苦以外，还有随时可能遭到盗匪的抢劫或者甚至被杀害的危险。
兰登·华尔纳这两个被泥水弄脏的旅行者，都是东方学专家。一个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的兰登·华尔纳；另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Museum of Pennsylvania）的霍勒斯·杰恩（Horace Jayne）。他们两个人和翻译员王秘书，再加上四辆简陋的双轮马车，组成了第一次到中国中亚细亚的美国远征队。
中国当局曾派了一支武装的护卫队一直把他们送到古城西安。这里一度曾经是丝绸之路通往遥远的罗马的起点。从这里起，他们就只能依靠自己的一枝短枪和一枝自动步枪，自行前进。一个善意的中国军阀劝告他们，为了防止中国地方军队征用他们的马车，如果幸运的话，也可以防止土匪找他们的麻烦，最好在每辆车上都插上一面星条旗。这样，四个中国裁缝在华尔纳和杰恩的指使下，就为他们赶制这种旗帜。可是这两个人谁也弄不清楚在他们的国旗上，究竟有多少颗星星。不过这个问题由裁缝们代为解决了。解决的办法是，在每一面旗上只安排六颗星，因为只有这么多的地方。
自从斯坦因带着满装珍宝的运输队最后离开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是八个年头了。在这期间，没有一个考古家曾经从中国的中亚搬走过任何东西。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关系，使所有外国人都停止了他们的新的远征（斯坦因在战争爆发时就已在中国中亚）。另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紧接着就发生了政治上的危机。这就是，不但所爆发的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浪潮到1925年已经达到了爆炸的程度，而且地方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与相互混战，也接踵而来。所以那时在全国范围内，法律和秩序已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但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决心要碰碰运气。他们原来希望在这第一次远征中，并不打算大量搬走艺术作品，虽然华尔纳和杰恩也决不愿空手而回。引用华尔纳的话来说，这是一次“侦察性的旅行”。换句话说，就是去看一看那些经过六个国家的开发者已挖掘过的遗址和已运走的文物以后，如果还有剩下的话，究竟还剩些什么。同时他们还希望解答艺术史上一些难以捉摸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要在哈佛大学实验室的帮助下，弄清唐朝壁画名家所使用的究竟是什么颜料以及这些颜料是从何处得来的。
就在他们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还有人对于这次远征是否明智与安全，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华尔纳后来在叙述他的这一次旅行时所写的《中国的漫长古道》一书中说：“从印度来的圣徒们越过世界的屋脊……蒙古的游牧部落，皇帝的使臣，从印度来的绿宝石，从中国来的丝毛织品，马贩、乞丐——在旅行中所见到的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壮丽景象、污秽肮脏、呻吟痛苦以及辉煌成就——凡此种种都是不可否认的，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跟前的。”
对于污秽肮脏，尤其在道旁的污秽的充满着跳蚤、臭虫和虱子的小客店，这两个人是能够尽量忍受的。对于呻吟痛苦，杰恩在久病初愈之后，也正好用以锻炼一下他的意志和勇气。
1923年9月4日，当他们在西安向武装护送的十个人告别以后，这次远征就正式开始了。就在他们临行前不久，三个被捆绑着的囚犯，在距离他们约百码的地方被简单而快速地执行了死刑。
这大概是为了提醒美国人要注意到，在这些地方，人的生命是很少能得到保障的。华尔纳对此带着厌恶的心情写道：“……三颗头颅落地了。兵士们头也不回地就走了，把丢下的尸体留给别人去清除。西安——古代的长安——长时期以来，就是和死亡分不开的。斯坦因所崇拜的护法圣徒玄奘就被埋葬在中国的一些伟大的君主和政治家的旁边。”当华尔纳和杰恩离开这个城墙高耸的城池而向西进发时，他们在路的两旁所看到的尽是些累累的荒冢。华尔纳写道：“他们神圣得没有一个人敢在他们的旁边进行挖掘，也没有人能猜出其中究竟有多少珍宝。”他带着讽刺的幽默接着说：
“从这些一眼看不到边的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荒冢中经过，给人的印象是，挖掘人很能自我约束不去触动它们。”
作为两个人的远征队的领导人兰登·华尔纳并不像伯希和那样。伯希和是一个未经考验的、一心想一鸣惊人的青年人。华尔纳的个子很高，头发是红色的。在他42岁时，就已经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艺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了；并且在研究早期日本佛教艺术上，已为自己赢得了声誉。1903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就作为拉斐尔·庞泼莱（Raphael Pumpelly）的地质学和考古学远征队的成员，旅行到俄属中亚细亚。在那里，访问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同时还访问了当时仍然独立的基发汗国（Knanate of Kniva）基发汗国（Knanate of Kniva）：在咸海南部的阿姆河（在中亚细亚境内）流域，从前为基发汗国，现在苏联境内（现在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编辑注）。
。他是涉足此地的第一个美国人。在他回到新英格兰不久，即当他24岁那年，在拯救一个青年军人的时候，显出了他的英雄气概。当时那个军人正跌倒在一列急行的火车前边，华尔纳立即跳上轨道，用胳膊裹住他，向旁边用力一冲，两个人都得以安全脱险。接着他就消失在人群之中。他的这一勇敢无畏的事迹，如果不是碰巧被当时的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亲眼看见了，恐怕别人永远是不会知道的。这位教授写信给华尔纳的父亲告诉他说，他自己目击这件事情的经过。但他并没有提到这位英雄的姓名，只是在信的末尾，用一句简单的话说：“也许华尔纳会告诉你关于这一事情的一切。”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华尔纳是担任博物馆和哈佛大学一系列职务的第一个人。在担任这些职务的同时，他还定期访问亚洲并从事远征。他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多年来在美国大学里从来没有开过的东方艺术课程。该校后来之所以能造就出一大批当代美国东方学专家，是与他开的这一专业分不开的。
虽然在1924年以前，他还没有到过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可是他早就着眼于那块地方了。1908年当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借调他到日本奈良学习日本佛教艺术时，曾经邀请他前往中国土耳其斯坦进行一次远征，并为此还拨出了一万美元的经费，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实现。后来在1913年春，他被邀请前往北京去开办一所美国考古学学校——按照河内的法国远东学校相类似的方式方法办理——在这里，中国的和美国的考古学家都可以受到训练和培植。这所学校是一个底特律的百万富翁同时也是一个东方艺术品收藏家查尔斯·L．弗里尔（Charles L．Freer）所计划创办的。
这个人的纪念馆是在华盛顿的以他为名的一所巨大的文物收藏所。
华尔纳在前往北京的路上经过欧洲时，游览了伦敦、巴黎、柏林和圣彼得堡；他会见了伯希和、查万斯和其他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同时还参观了中亚细亚和其他东方艺术品的收藏所。在参观了柏林人类文化学博物馆所展出的范莱考克的珍宝之后（范莱考克本人那时正在中国土耳其斯坦），他说：“总的来说，先不谈这些收藏品的重要性，但就斯坦因带回大量博物馆的东西来看，在美观方面就远远超过这里所展出的。”除了范莱考克出于自己的爱国热诚，坚持说德国的收藏品是最好的以外，这是在不同的收藏品之间，为竞赛者之一所作的唯一的比较。弗里尔在北京开办美国考古学校的梦想，虽然由于爆发了战争未能实现，但却给了华尔纳一个畅游中国和蒙古的良好机会，尽管他为了要访问西安所做的种种努力，由于多种原因而受到了阻挠。在北京他又遇见伯希和了。
这个临时担任使馆武官的法国学者提议，在战后他们两人一起再到中亚进行发掘。对这一远景深感激动的华尔纳在给国内写信时说：“如果他能参加我们的远征，这就增加了一位世界上最有名的学者。”但是这件事也终于成为泡影。后来，华尔纳终于到了西安，并将领导第一次美国远征队——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主办——进入中国的中亚细亚。恰好，他和杰恩来得很及时，因为通向中亚的大门就要关闭了。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中蒙边境的具有巨大墙垣的黑城喀喇库图。柯兹洛夫和期坦因都曾经在这里发掘过。要到这个地方去，就要沿着古丝绸之路，经过兰州一直到达肃州。在那里他们就要离开运输干线，走上荒凉的、戈壁上的小道，然后到达喀喇库图。在离开西安不久，他们就遇到了连绵不断的下雨天，道路泥泞，行人裹足。后来在距离兰州不到两天的路程，他们停留在道旁一所阴冷的小客店里。为了消磨时间，便翻读斯坦因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华尔纳写道，“直到由于妒忌而不再能读下去为止”。当他们最后在路上冒着雨、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14个小时之后到了兰州时，突然中国的兵士从黑暗里跳了出来，抓住骡子的头，说是要征为“军用”。华尔纳勃然大怒，揪住了旁边一个伍长的脖子，要他带去见他们的办事大臣。在衙门里，据说长官正在睡觉，要见的话须待天明。华尔纳大声说，如果真是那样，办事大臣现在应当起来，要不然，洋鬼子就要进去，帮他穿衣服。这种前所未见的恫吓，达到了华尔纳的期望。15分钟之后，那个面带恐惧神色的办事大臣出现在两个怒气冲冲的洋人面前。这时洋人身上的泥水滴在他的家具和地毯上。他们要求把他的强盗士兵所抢去的财物归还给他们。几经磋商，办事大臣同意写一张便条，命令士兵们归还他们的车辆和牲口。看起来华尔纳的举止行动有点儿近乎高压，但这是因为，他深知如果他们的运输工具得不到归还的话，那么，整个远征队连同福格博物馆的投资在内，都将处于极端危险之中。
这两个美国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偶尔也碰上几个愿意在中国这些偏僻辽远而又充满着危险的地方从事工作的欧洲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乔治·亨特（George Hunter）。这个传奇式的中亚细亚探险家兼教徒用他一生中（除了在苏维埃牢房里被监禁了13个月之外）57年的时间向中国人和他们所统治的人宣传福音。这个人把各种福音翻译成三种中亚细亚文字。他对这个地区的了解，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清楚。他死在1946年，并被埋葬在乌鲁木齐。华尔纳和杰恩在经过凉州时遇见了他。他告诉他们，在不久之前，他也遇到了中国军人的麻烦。但是他们从这个苏格兰出生的教徒口中，所能知道的事件只是，“这些可怜的孩子们非常粗野，动不动就打架。他们有好几次对我动武，但我都说服他们把我释放了”。当他得知华尔纳和杰恩的计划时，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个人从1906年起就一直居住在乌鲁木齐。在那里他认识了斯坦因、范莱考克和伯希和。这里还有另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欧洲人。这就是那个来自里昂，长着满脸胡子的法国人：他以前是一个铁路工程师，曾在西藏卖过钟表。他向他们津津有味地讲述他的那些俗不可耐的艳情故事。
在他们继续西行的过程中，这两个人意识到了另外一件事。华尔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几天以来，好像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模糊的感觉，好像在这条大西北的道路上，总是有别的外国人和我们在一起似的……在每个客栈的每一间房子和在废弃了的市镇的光秃秃的墙壁上，涂写着在几个月以前离开这里的俄国人的姓名、团队的编号和日期……”他接着又说，在三年以前走在这条丝绸之路上的外国人比在两千年之前的还要多。这些外国人就是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统治下向东逃亡的，包括平民和士兵在内的白俄难民，其中许多人已经在北京和上海定居下来，还有一些人则走得更远。华尔纳写道：“……自有史以来，日本城市第一次见到了白色人和光着脚的白色妇女在路旁向亚洲人行乞。”在这些人中间，除了偶尔有几个掉了队的以外，差不多所有的难民，现在都已离开了丝绸之路。可是，他们也的确遇见了一个孤单的、衣衫褴褛的16岁的俄国男孩。他们把花剩下来的钱都给了他。他那“明澈的碧眼”一直萦绕着华尔纳的有生之年。他时常悬念着，“我把他遗留在那冷酷无情的环境中——北中国的寒冬和缺少同情与怜悯的黄种人之中，那个孩子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