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秋，大约正当伯希和把他的珍宝从中国的中亚运回法国时，英国在印度西姆拉的情报头子们，对于两个年轻的日本考古学家在丝绸之路上所进行的活动，开始引起了注意。虽然这两个日本人并不知道他们从北京一进入中国土耳其斯坦，就有人一直监视着他们，但他们却像特务们被基姆《基姆》：英国作家吉卜林长篇小说中的一本书名。它叙述英国士兵的儿子基姆在印度长大，跟随一个西藏喇嘛寻找圣地，后来结识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位上校，并在他的指示下刺探与传送情报。所钉梢的那样，被穆斯林商人、当地的佣人和其他为印度政府所雇用的人们连续不断地尾随，已达一年之久。他们从一个绿洲旅行到另一个绿洲，有时在一起走，但更多的时间，则是彼此之间相距有数百英里之遥。关于他们这种动态的定期报告，由暂时代理英国驻喀什领事麦卡纳（当时在英国度假）的临时代理领事馆职务的沙特尔沃思上尉（A．R．B．Shuttleworth）搜集整理，然后由官方邮政送信人越过喀喇昆仑，带给当时的英国驻克什米尔代表弗朗西斯·杨·哈斯本爵士，再转送到西姆拉。
表面上看来，从京都大谷光瑞伯爵寺院中来的这两个有学识的日本和僧是在中国的中亚细亚寻找佛教的遗迹的，因为大谷是日本一个规模宏大，影响深远而同时又起源于中国的佛教教派净土宗的主教。诚然，这一次还不是他派遣到这里的首次远征。早在1902年，当他听说斯坦因的第一次远征有所发现时，就派出了他的两个和尚，围绕着塔克拉玛干的一些遗址，进行了恣意的大谷光瑞挖掘。他们把挖掘到的佛经以及壁画和塑像的碎片等装在柳条筐内，运回日本。但是，中亚的其他学者们可以说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到了哪里，更不用说西姆拉的情报专家了。这是因为，第一，日本人既没有发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没有公布他们所发现的东西。其次，那是发生在1905年日俄战争以前的事。当时列强认为日本是亚洲突然出现的新生力量。对于在这个地区有政治和商业利益的任何国家来说，日本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这样，对于大谷伯爵在1902年至1910年，派往中国的中亚细亚三次考古学远征的第一次，少数一些人只是从它的表面意义来看，认为这是佛教僧侣们对于他们的宗教发源地所进行的一种虔诚的，然而也是古怪的探索，因而也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诚然，首次发现黑孜尔艺术宝藏的正是他们，但是他们最后被地震吓跑了，连他们的记录和照片也都丢得干干净净。这就使得范莱考克和戈伦维德尔有可能成为在两年之后把该地的珍宝公之于世的第一批人。
1908年，当大谷的第二次远征队到达那里时，别人就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了。而且，如果说英国人怀疑他们不是为了考古（这是从事间谍活动最好的掩护）而是为着别的原因，那么，败于日本人之手而至今仍然深感痛苦的俄国人，对此就更加深信不疑了。在喀什和沙特尔沃思上尉干同样工作的俄国人告诉他说，两个日本人中的一个叫做桔瑞超的是一个日本帝国的海军军官，另一个叫野村荣三郎的是一个陆军军官。但是除了挖掘古代废墟和搬走大量文物之外，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个问题，使得英属印度的情报人员大伤脑筋而不得其解，毫无疑问，俄国人的情报机构也为此而挠头。
这两个人，在1908年10月从北京经由陆路到达乌鲁木齐。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星期，然后出发前往吐鲁番。在这个区域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发掘了包括喀喇和卓在内的一系列的遗址。然后他们继续西行，到可拉（Korla）和喀喇先尔。在这里他们分手了。
桔瑞超启程前往罗布泊，先发掘了围绕着楼兰和卡里克的一些遗址，然后沿着丝绸之路的南路西行，去发掘尼雅、凯利亚与和田。与此同时，野村先在库车挖掘了将近两个月，然后沿着古商旅路线的北路，继续西行最后到达喀什，等候桔瑞超的到来。按照1971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出版的《大谷考察团带回的中亚文物汇集》中对这次远征的简短叙述来看，这两个日本考古学家是在旅途中分离了五个月之后，于1909年7月7日才又会合到一起的。根据沙特尔沃思上尉掌握的材料，这两个日本人会合的日期要比那年的7月7日整整晚了一个星期（除非这个矮小的桔瑞超当时悄悄地溜进这个市镇，没让他知道）。
麦卡纳在各主要居民点建立了“白须”情报通讯网。这就使对这两个日本人所进行的许多星期的和几百英里远的钉梢工作容易得多了。参加这个情报网的一般是每一个主要绿洲中年老的印度的也就是英国的买卖人。
他们的公开职业是负责受理居住在他们的流放区内的那些人的生活福利和言行动作，同时还负责帮助可能经过他们的绿洲的英国旅人。可是正如沙特尔沃思的秘密报告（现在存在于印度政府机关图书馆里的所谓“政治与秘密”档案内）所泄露的那样，他们有时也参加这场“大比赛”。
举例来说，1909年6月12日，沙特尔沃思接到一个名叫拜倔庭·汗（Badruddin Khan）的从和田寄来的一封信。在这封22天以前寄出的信中，有如下的情报：“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库车回教译员伴随着的一个日本旅行者来到了凯利亚。他以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出现，并且能说中国说。他游览了所有斯坦因博士所游历过的地方。他也探索了许多被湮没了的城市。凯利亚的办事大臣让曾给斯坦因当向导的伊勃拉海姆·贝葛来为他服务。这个办事大臣吩咐我，叫我准备房屋，如果他来了，就作为接待之用。
假如他到了和田，我将报告你。关于他的一切行动，在这个市镇上他干了些什么，我也同时告诉你。”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正如对在他们以前的斯坦因以及其他的人一样，没有任何怀疑，认为他们不过是巡回旅游的学者，到此来寻找他们的佛教发源地，而不会是干别的什么事。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英国人（还有俄国人）不但不这样想，而且还命令沙特尔沃思对他们进行尾随呢？
对此，“政治与秘密”档案提供了答案。这个答案可以在送交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摩尔利的有关这两个日本人的活动的报告中找到。按照这份报告，1908年9月加尔各答的日本领事馆通知印度政府说，桔瑞超是一个僧侣，野村荣三郎是京都大谷伯爵的寺庙里的秘书。他们正从北京经由中国的中亚细亚前来印度“作关于宗教事务的调查”。报告接着说：“可是我们有许多理由，怀疑他们是秘密的特务人员。”一个理由是，他们与“第三个所谓僧侣”有关联。这个人叫爱麦先生。英国当局早已怀疑他是一个日本间谍，并已呈报摩尔利大臣，认为这个人“背景复杂。虽然他自己宣称他旅行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佛教的遗迹，但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可谓肤浅透顶”。1908年夏季，在他到印度北部游历时，由于不准他到西藏边境去参观那里的某些湖泊，他就应当从列城采取一条最便捷的路线回到斯利那加，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报告接着说，“他故意绕道向着西藏的方向走去”
（虽然他不可能在离开列城到达斯利那加这中间的一段时间里就能到达西藏边境）。写这份报告的那些人除了认为这个神秘的爱麦先生和两个日本考古学者都是可疑的间谍以外，并没有对他们所想象的在这三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真正的联系大做文章。但是如果他们对于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的怀疑，只是由于看到他们两人相互往还而引起的，那么，当沙特尔沃思的报告通过在斯利那加的弗朗西斯·杨·哈斯本转到他们手里时，他们就一定会感到他们的怀疑是有理由的。
第一个证明引起他们怀疑的线索是在1909年3月10日发现的。那时这两个日本人已经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停留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在库车的“白须”情报网把他们的到来报告给沙特尔沃思，并且还补充说，虽然他们声称是“探索佛教遗迹的”，可是他们同时还进行速写和测量。事实上，他们的这种做法和他们作为考古学者并不是不一致的，尽管沙特尔沃思和“白须”情报网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大概是由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挖掘者在进行工作。斯坦因不但测量了他所发掘的每一个遗址，而且也测量了几千平方英里的中国土耳其斯坦。俄国的旅行家们，如普列耶瓦尔斯基也干过同样的事情，海定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中国的中亚细亚是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至于海定，又有谁害怕这么一个瑞典人？但是日本人不但非法进入这个地区，而且还进行测量，这是值得引起人们的警惕的。
这时，另外的线索也开始出现了。这样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
都认为桔瑞超和野村两人不但不是考古学者，甚至也不是佛教僧侣。首先，从桔瑞超对当地人的态度来看，和俄国人说的完全一致。他是一个海军军官，而不是如他所说的是佛教圣徒。泄露这个秘密的是叶尔羌的知府。他抱怨说，桔瑞超一直在打中国人，大家都十分讨厌他。沙特尔沃思的情报人员发现，这两个日本人随身带有许多英文的有关海陆军方面的书籍。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出家人为什么要读这类书？而尤其奇怪的是，两个人又都说他们不懂英文。这样就更加深了人们对他们的怀疑。还有，在叶尔羌，桔瑞超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这个市镇的地图和其他有关资料，这也引起了当地知府的怀疑。同时在喀什地方，他们又邮寄了大量的邮件。据沙特尔沃思猜想，寄走的可能是地图和各种报告。考虑到这些包裹都是通过他的手发送的，而他又没有偷偷地打开其中的一包检查一下，这是很奇怪的。如果他这样做了，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
目前，这两个日本人在喀什又会合在一起了。这时沙特尔沃思不但有可能直接地观察他们，甚至还可以邀请他们在契尼贝共进午餐。他给杨·哈斯本的报告中说：“看见野村带着一块像平板仪的东西围绕着城垣绘制草图，桔瑞超则速写从玛莱尔拔西（Maralbashi）到叶尔羌的道路……同时看到他在观察电线杆和丈量其间的距离。”当这两个考古学者（假如他们真是的话）停留在喀什时，并没有使沙特尔沃思真正地喜爱他们。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通过印度回国，那么，他们两人必须在一起取道喀喇昆仑而不能像现在他们所要求的那样，走不同的路线。告诉他们这一点是沙特尔沃思的任务。他在接到加尔各答的这一指示后报告说：“桔瑞超是个不要脸的东西……我不得不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如果他们像沙特尔沃思那时所深信不疑的那样真的是在进行秘密的特务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就变成他们的特务头子们的糟糕透顶的活广告了。因为他们把钱花光了，竟至被迫要向沙特尔沃思借2000两白银（约360镑）作为回国的旅费。他拒绝了，并指出他们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这里的道台是他们进行磋商的唯一合适的人。不但如此，他们还拿不出任何抵押品。再说，因为要借的是公款，他没有理由借给他们这样一大笔款。
如果他们不提出借款的事，事情也许就到此为止。可是结果正好给了英国政府所要寻找的唯一的借口。曾经指令沙特尔沃思对这两个人进行尾随的英国情报头子们这时和他一样，深信桔瑞超和野村这两个人，除了作为考古学家之外，还与日本政府的情报总部有密切的联系。这是他们送给摩尔利大臣的关于这两个人的秘密报告中所下的结论。然而他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这个遥远的死气沉沉的地方，日本人所感兴趣的事究竟是什么，还远没有弄清楚。
且不问日本人所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从政治与秘密档案的信件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英国政府绝不会让天皇政府的特务人员，即使是非专业性人员，在极其接近印度的边境地方，逍遥自在地进行间谍活动。因此驻东京英国大使克劳德特·麦克唐纳爵士送交日本外务大臣小村伯爵的一封公函，谴责桔瑞超和野村的蛮横举动，同时对于他们首先不同中国方面进行洽商而向英国领事馆要求贷款一事，大肆宣扬。尽管外交手段使外行人始终感到离奇莫测，但英国政府对于像这样微不足道的细事，居然也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抗议，实在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看起来，这只是警告日本特务机构所使用的一种外交策略，即警告他们不要侵犯英国的势力范围。除此而外，别无其他。麦克唐纳的照会末了提出建议说：“阁下可否通知我，桔瑞超和野村二人是否拥有某种特权或拥有国家承认的某种官衔，以此事与各有关方面的利益，关系至大。”小村伯爵的答复简短而扼要。他既不打算对于自己同胞的举动表示歉意，也不想把他们两个人的事推得一干二净，只是说，对此事“既不关心，也不了解”。这对于喜欢阅读间谍文学的读者们来说，他的话有一种人所共知的特点——一个政府不会承认笨得叫人抓住的情报人员。对于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这封信读起来，好像是一个忙碌的外务大臣反对以微不足道的控诉来打扰他的一个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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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桔瑞超和野村真是特务的话，那么这个时期在丝绸之路上活动的就不只是他们两个人了。即使把间谍活动和猎宝结合在一起来看，他们也不能算是独一无二的。另外的一个是在若干年后，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卡尔·古斯塔夫·孟纳海姆男爵（Baron Carl Gustav Mannerheim）。当时他在沙皇军队中服务，新近被提升为陆军上校。在日俄战争中，他以屡立战功曾经显赫一时。孟纳海姆是一个芬兰人，但在那个时候，芬兰还是沙皇俄国的一个自治邦。1906年秋季，他受俄国总参谋部之命，骑着马横越中国的中亚细亚，去研究那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同时还进行如他在日记里所称做的“军事性质的任务”。他是一个不失时机的人，所以他也为芬兰人正在计划修建的一个新的博物馆，制定了一项考古学的、人类文化学的和人类学的计划。芬兰人多少有些像匈牙利人，热衷于追溯他们的好战的、一度定居在亚洲草原上的部落祖先。他们的学者们，也热切地希望扩大他们对这个地区的民族和历史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