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戈壁沙漠心脏的敦煌千佛洞是外人很少知道的中国的许多奇迹之一。从靠它最近的城市到那里去，要是骑骆驼的话也得走四天才能到达。这里的400多座古代石窟和佛龛，都是以不规则的成排的形式从峭壁的垂直面上开凿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座又都有优美的壁画和塑像。在所有中亚的石窟群中，它是最伟大和占地最多（有一英里长）的一处。若干世纪以来，这里以作为人们朝拜和还愿的中心而闻名于佛教世界。之所以如此，是与它在地理上所处的位置有关。它处在一个小型的温和秀丽的山谷之中，四面有高耸的沙丘围绕着。在它西南约12英里之处，便是敦煌县城的所在地：而敦煌从汉代以来，又一直是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
因此凡是沿着丝绸之路出发的行旅，都以敦煌作为运输队在中国本部的最后一个停留站。朝拜圣地的人、商人和士兵们在离开中国，前往神鬼出没、生命危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时，无不在敦煌的寺院内祈求圣灵保佑，一路平安，免遭鬼怪伤害。同样，行旅已从西方回到敦煌，由于安全地越过了那块令人望而生畏的沙漠指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在此地焚香还愿，表示感谢。因为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北路与南路的会合点，所以对所有经由陆路进出中国的行旅们来说，这里都是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由于运输队和圣地朝拜者频繁往来的结果，多少世纪以来使得这个绿洲获得相当的繁荣，因为它的市场能为运输队的人们提供最后一次机会使他们能在这里先贮备粮食和水，然后他们才能西出驰名的玉门关，到达塔克拉玛干的第一个绿洲。
敦煌的石窟佛龛以及它们的名字的由来，据说在公元366年就有了。那时和尚乐僔（Lo-tsun）有一次看见千尊菩萨出现在光辉缥缈的云彩之中，于是他就说服了一个有钱的、虔诚的朝圣者，请当地的一个艺术家在一个比较小的山洞里画上壁画，作为供奉的佛龛，以便保佑他平安归来。于是其他的人也纷纷起来仿效这种做法。在几百年当中，从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庙堂和佛龛也就越来越多，并且还加以装饰和点缀。人们相信，这样会使施主得到保佑，旅途安宁。有一个时期。这样的石窟有1000多处，其中至今存留下来的还有469个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492个。。在敦煌的最盛时期，在蜂巢似的石窟前面，栽有许多白杨和榆树，是时在这些林木中，也有为数众多的修道院和寺庙。这里除了壁画和塑像之外，还有许多留存下来的碑文，人们借此可以回忆当年施主们虔诚的心愿。其中的一块是公元947年8月2日由一位当地步兵武官树立的，目的是祈求观音菩萨保佑“这个地区日益繁盛，保佑东西道路畅通无阻，保佑北方的鞑靼和南方的吐蕃停止他们的掳掠与叛乱”。
在丝绸路上比较远的许多绿洲不是毁于野蛮人之手，便是为沙漠所吞噬，可是敦煌和它的石窟庙宇，在经历许多世纪的兴衰后，仍然基本上保持原样。今天在那里仍然被视为神圣的壁画和塑像，在历史上已超过了1500多年。一个西方艺术历史学家称之为“世界上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米尔德里德·凯布尔则说它是“沙漠中的一个伟大的美术馆”。但是由于它与外地相距太远，在本世纪初叶以前，很多西方旅行家认为它连看都不值得一看。即使到现在，也只有特许的少数人才能去看1978年，敦煌地方已对外开放，成为全国重点游览区之一。。普列耶瓦尔斯基在1879年曾到那里访问过。另外，一个匈牙利地质学远征队的一些队员也以偶然路过的机会到过那里。
斯坦因当时并不打算在那里进行发掘，也不打算搬走它的任何一幅优美的壁画，只是在多年前当他听到曾经伴随过匈牙利远征队的一个地理学家拉求斯·洛奇（Lajos Loczy）谈到它如何宏伟壮丽时，他才一直渴望着去访问一下这个地方。1907年3月12日清晨，斯坦因风尘仆仆地迎着刺骨的寒风，进入了这个市镇。当时他连想都没有想，敦煌会是他的最伟大的文物发现地。诚然是这样，那时他的思想是集中在从米兰出发，在冰冻的沙漠中他所发现的东西：一条古代的防线。他认为这条防线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提到的，一度曾经是构成长城向西扩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后来又长期消失的那条防线。因此他的打算是，先到千佛洞作暂短的参观并在这里补充一下粮食与饮水，然后回到罗布沙漠，对这段神秘的消失了的城垣作更深入的调查和进一步的发掘。
到达敦煌不久，他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口中听到一桩非常特殊的故事，说是一个叫做王圆箓的道人，他以这里的石窟保卫者自居。在多年以前他偶然发现在一间密封的石室里藏有大量的古代手写文稿。斯坦因闻讯后，立刻由敦煌县城出发，越过了12英里的沙漠到了那里，决定要调查一下。但这时王道士为了醵资兴修庙堂的工作，已去邻村化缘，同时斯坦因又发现工程已经开始，因此心中盘算，不能指望他在几个星期内回来。而且，开洞门（在发现藏书以后，已安上了木门）的钥匙又已牢牢地掌握在道士手里。通过中国人助手蒋某的多方打听，据估量，这些手写文书总计能装满几马车。又据说，发现书库一事已上报兰州的中国总督。总督在翻阅了手写文书的样本以后，已命令要把这些藏书妥善地锁藏起来。
斯坦因的激动简直是无法形容的，因为他发现了中国万里长城的长时间消失的延长部分；他发现了一个秘密的书库；现在他又徘徊在一窟挨一窟的壮丽的壁画和塑像之中；而这些东西又正是他在匈牙利当学生时所梦想见到的东西。正当他被一窟接一窟的壁画和塑像所迷住的时候（蒋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于无意中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小和尚。这个和尚透露说，王曾把一份手稿暂时借给一个圣祠里的人看，他知道那份手稿在什么地方。斯坦因在其所著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写道：“那是一件美丽的，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纸卷，高约一英尺，长可能是十五码。”他和蒋小心地打开了这个纸卷。上面的经文是用汉字书写的，但他承认他看不懂。这时斯坦因由于自己不识汉字，又一次表示极端的悔恨。
但如果他们要考察在这一惊人发现中其余的文物时，除了等待王的归来，再无别的办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同时对于出示这份手稿的那个乐于助人的小和尚，也理应维持彼此之间的友情。因此斯坦因决定给他一笔款作为报酬，但是在这里，蒋主张采用盗窃的办法。他指出，太大一笔钱将会对他们的动机引起怀疑。最后给他一小块白银了事。斯坦因在回忆中说：“从这个年轻和尚的脸上所表现出的满足的神情来看，不管敦煌人民有什么别的缺点，但他们却没有使穷和尚们养成坏的毛病。”
斯坦因在王不在的时间里，一做完他在敦煌地方所能做的事之后，马上就再次进入仍然结冻的沙漠，去探索他的神秘的长城残迹。伴随着他的一伙人，正如他所描写的那样，“是我所领导过的挖掘人中间最奇特的一伙。他们都是些无精打采的，被鸦片烟折磨得弱不胜衣的人”。可是即使能雇上这样的人，斯坦因也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大约在距今40年以前，一次疯狂的叛乱，使这里的人口大为减少，随之而来的便是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虽然斯坦因时刻惦念着千佛洞和王的密室手稿，但他和他的那个由形形色色的人所组成的挖掘队，仍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这次发现的东西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他们所发现的那些倾圮了的监视塔，正是两千年前长城延伸部分的残余。此外他们还找出了驰名全国的玉门关故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边境哨所。所有沿着丝绸之路往来的货物，都得由此经过。美国考古学家兰登·华尔纳（有关他本人在中亚的探险事业，我们以后再说）在谈到斯坦因对于长城扩展部分的发现时说：“这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富于戏剧性的发现之一。同时这一发现对于阐明中国和中亚早期历史方面，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后来接着的一次远征中，斯坦因跟踪这个城垣（他把它比之为古代罗马边境的堡垒）更前进了300英里，到达接近现今蒙古边界的弱水。斯坦因写给一个在英国的朋友信上说：“当我沿着城垣考察新建立的堡垒时，有时会感到我好像是正在检查仍然由活人掌握的哨所一样。两千年的时间，似乎只是暂短的一刹那。那时从士兵们茅屋中扫出来的垃圾，现在好像仍然堆在门前的地面上……”
在斯坦因满载着记述汉代边境生活的遗物和信件返回敦煌时，那个关系十分重大的王圆箓，已经从行乞化缘的旅行中回来了。这时在这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庙会，使这个地方显得十分热闹。从近旁绿洲来的成千上万的市镇居民和乡里人，充满了这个小小的山谷，因此斯坦因被迫在市镇上又等待了一个星期。最后于1907年5月21日，他再次来到这里的神圣石窟。他发现这个王阿菩（人们有时是这佯称呼他的）正在等待着他。就这样，欧洲人所欢呼的斯坦因的最伟大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中国所咒骂的、可耻的哄骗（更不必说盗窃）行为，就在这里开始了。这如同对大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埃尔金大理石（Elgin Mardles）埃尔金大理石（Elgin Mardles）：埃尔金是英国外交家和美术搜集家。799—1802年任驻土耳其公使，当时他发掘古希腊雅典的古代美术如雕刻及大理石浮雕等，1816年为大英博物馆所购买，曾引起争论。所引起的争论那样，围绕着敦煌书库的争论，也可能将永远持续下去。但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斯坦因和蒋究竟如何说服这些手稿的守护者，而拿走了那些无价之宝。
斯坦因在记录五月的那一天早晨他首次和王阿菩会见时，他对王的印象是：“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非常胆小怕事，还不时流露出一种令人讨厌的狡猾的表情。”斯坦因又补充说：“从这第一次见面就可以看出，显然他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自然，他没有对王谈到有关密藏手写文书的事情。斯坦因——正如这个小道士所相信的那样——来到敦煌是为了调查这里的主要寺院庙宇和拍摄壁画照片的。真的，正当斯坦因在王发现藏书地方旁边的一个小神龛拍照时，他发现那间藏书的密室已用砖块把入口堵住了。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在这以前，用以挡住洞口的只是一扇粗糙的木门。与此同时，斯坦因听到一个不祥的谣传说，甘肃总督已经下令，将整个书库迁往兰州。这样一来，他连看这些手稿的希望都没有了，更不要说还想搞到一些。斯坦因为了要急于了解真相，他就打发那个精明伶俐的蒋师爷到王居住的地方去找他。经过好长一会儿，蒋回来了并带来了多少令人振奋的一些消息。其中首先的一件是，王之所以封闭藏书石室的入口，是因为在上个星期举行庙会时，不让好奇的善男信女们随便进入；其次的一件是，在兰州的一些官员们随便地翻阅了几份手稿以后，决定把剩下来的留在原处，由自封的那个守护者负责保管。斯坦因对此写道：“他们显然是为了怕出运费才泄气了。”但是不管官员们出于什么理由，看起来，他们对于敦煌发现书库一事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斯坦因和他所叫做的“文人”蒋孝琬现在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来决定一项战略用以赢得这个道士的信任，并希望取得他的合作。当蒋和王会晤的时候，蒋对王说，是否可以容许他们看一看这些手写文书。当时道士对此不表示态度。接着蒋又提出，他们愿为道士所急欲恢复庙宇的旧观一事，提供一笔慷慨的捐献。这时王似乎表示可以接受。然后，蒋没有按照斯坦因的指示，便暗示说，他的雇主对于购买一些手写文稿的事情，可能很感兴趣。对此王一下子变得犹豫不安了。在斯坦因看来这时王的思想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又怕这样做会被别人发觉。因此蒋很快就不谈这个问题了。斯坦因在《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中写道：“单单以金钱的诱惑作为一种手段来战胜他的顾虑，显然是无用的。”另外，企图以考古学为理由，来说服这个半文盲的和尚，让他们去参观或者得到一些他的手写文稿，也同样是徒劳的。
斯坦因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战略。他意识到，这里的寺庙是这个教徒生命中最大的快乐和骄傲，因此他首先要求王，是否可以允许他们看一看这座他以全力兴修的庙宇的全貌，使得他们得以更靠近地研究一下这所洞窟的设计方案。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要求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斯坦因生动地描绘了这次有引导的参观：
“他引领我经过高大巍峨的前堂，参观了其中许多用坚实木料制成的、全新的、描金和着色的木工活；然后又穿过高大而明亮的可以通往后殿的走廊。这时我不禁向右边看了一眼，那里至今仍然有一堵既难看而又未加粉刷的砖壁把秘密石窟的门堵塞着。”
斯坦因知道，这时对于在这堵新砖墙后面所遮蔽的东西，最好不去过问。相反，他对于这位教徒的修建工程，则显露出一种自命为敦煌保卫者的王道士殷勤的，而且使人信服的关切。与此同时，当他看到这位一度当过兵而随后又转变成圣徒的王某人，竟然委托这些巨大的、丑陋不堪而又面目狰狞的新塑像来看管庙宇，实在是掩不住他的内心的恐惧。斯坦因接着写道：“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敦煌的造型艺术，已经堕落到令人不可想象的程度。”然而他认为，这个思想单纯的中国农民“为了这座庙宇以及为了在宗教上修功积德而毅然担负起对它的修复工作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却是出于至诚的”，因此对他表示无限的敬佩。从王的极端朴素的生活方式和蒋在敦煌所听到的有关他的一切来看，就清楚地表明了，他除了为他的两个侍僧和他自己在生活上所必须花的钱以外，他节省下来的每一文钱，都是作为修建这座庙宇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