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藏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都有按照自己的传统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在保持本民族服饰、饮食、住房的传统风格和方式的同时，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也吸收了一些体现现代文明、健康生活的新的习俗。在西藏自治区，一些传统节庆活动如藏历新年、萨噶达瓦节、望果节、雪顿节等和许多寺庙的宗教节庆活动得以保留和继承，同时吸收了各种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新兴节庆活动。
西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西藏自治区的绝大部分藏族和门巴、珞巴、纳西族群众等信奉藏传佛教，同时还有不少群众信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清真寺4座，伊斯兰教信徒约3000余人；天主教堂一座，信徒700余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进行，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信教自由得到充分尊重。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的尊重。1992年，国务院宗教局批准了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的继任；1995年，西藏自治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过金瓶掣签，报国务院批准，完成了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西藏民主改革后，经过国家和西藏自治区批准继任的活佛共30余人。西藏的僧侣还对僧人学经制度进行了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僧人学习佛教经典的积极性，在佛教教义的传承和发展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很好的保护，《布达拉宫典籍目录》、《雪域文库》和《德吴宗教源流》等文献典籍得到及时抢救、整理和出版。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已经印制出版《甘珠尔》大藏经1490部，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办有藏文会刊《西藏佛教》和一所西藏佛学院、一个藏文印经院。国家还在北京开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专门培养藏传佛教的高级人才。
（四）民族区域自治是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应该承认，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还比较短，在实践中还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西藏社会发展的历史起点低、基础差，加上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恶劣，西藏的现代化发展程度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至今仍然是中国比较落后的地区。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近40年来，从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入了现代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同中国其他地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西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实现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掌握了管理西藏社会、主宰自己命运的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成为西藏社会物质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和享受者；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传统文化受到充分尊重、保护和大力弘扬、发展，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被赋予了更加丰富、更加富于时代气息的内涵。西藏的发展变化举世瞩目，有目共睹，不容否认。
历史事实说明，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西藏社会进步的必然，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封建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从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然发展规律，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现代化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西藏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还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加上历史上国内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以及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挑拨，整个西藏社会动荡不安、奄奄一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通过在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实行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跨越了几个社会形态，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西藏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发展的空前的历史性飞跃，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时代进步潮流，体现了西藏社会进步的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
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平等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必然要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组成了同甘共苦、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数百年来与祖国同命运、共发展。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面临被瓜分、肢解的厄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人民经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民族区域自治，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西藏走上了与全国同步发展的轨道。历史事实说明，没有国家的统一、富强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互助，就没有西藏社会的新生和跨越式发展；同样，没有西藏的繁荣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完全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国家主权统一、人民当家作主和西藏地方自治的有机结合，为西藏人民实现与全国各族人民平等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力保证。
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是西藏人民充分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体现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国家保证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实践证明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和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近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效保证了西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平等权利和在西藏的自治权。
西藏人民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受任何歧视地享有与全国各族人民完全平等的权利，而且依法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各方面事务的自治权利，依法享有受国家特殊扶持和保护的权利。可以说，西藏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全面体现了联合国《在民族或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以及其他有关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国际文书所规定的平等、非歧视和特殊保护的原则，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优越性。实践证明，在中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和保障西藏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维护好、发展好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确保西藏的长期稳定和跨越式发展。
发人深思的是，达赖集团不顾西藏人民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事实，在国际上不断攻击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没有实质内容”，提出要依照香港、澳门的模式，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达赖集团现在所攻击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正是十四世达赖曾经支持并参与筹备的。在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与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进行了充分的协商。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担任主任委员，他在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时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地区的工作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在成立大会的报告中又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团结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达赖对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攻击，不仅违背今天西藏的事实，也违背他自己当初信誓旦旦说过的话。
西藏与香港、澳门的情况完全不同。香港、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而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始终对西藏行使着有效的主权管辖，不存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从根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此后经过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成立西藏自治区，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人民的各项权利得以真正实现并不断发展，不存在重搞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可能。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起，构成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西藏自治区的设立、地域范围是根据宪法和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规定以及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的。任何破坏和改变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行为都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是包括广大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
必须指出的是，以达赖为首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地方政权早已被西藏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政权所代替，西藏的命运和前途再也不可能由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来决定，而只能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来决定。这是西藏不容否定和动摇的客观政治现实。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希望达赖喇嘛正视现实，认清形势，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发展进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四、国内侵犯人权事件面面观
（一）孙志刚事件
1．事件始末[2]
2003年3月17日，27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在广州的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收容了。
孙志刚为何被收容？
事情发生在当晚10点，喜欢上网的孙志刚离开与朋友合租的住房，准备到附近一家网吧去玩。孙志刚是广州达奇服装公司的一名平面设计师，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从深圳跳槽进入达奇公司，当时处于试用期，月薪2000元。
走到天河区黄村大街上时。孙志刚突然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的警察拦住了去路。当时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事后已无处查实，因而也无法判断警察拦住他，是否因为“他不修边幅”。
孙志刚并不知道，此时广州市公安机关正在开展“严打”的统一清查行动，三无人员是重点清查对象。当天下午，天河公安分局刚开了动员大会。值得一提的是，那时也正值广州市“两会”前夕。由于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孙志刚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当晚，将近110人先后被带进这个派出所，其中30多人被收容。
孙到派出所后，由两名“辅警”做了笔录。这是一份有点奇怪的笔录，上面孙志刚被问及有无固定住所、稳定生活来源和合法证件时，所答已无可考，填写的竟均为“无”。
当晚负责甄别“三无”人员的，是34岁的黄村街派出所专区中队长李耀辉。李有十余年的警龄，曾经立过二等功，多次受过嘉奖。
据广东省有关部门事后调查，当天晚上，孙志刚的两位朋友舒某某、杨某某曾来到派出所，说明孙有身份证和工作单位，提出为其补办暂住证，并予以保领，但均被李耀辉以“没有进行必要的核实”而予以拒绝。
这样，次日（3月18日）凌晨2时左右，孙志刚被送到天河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该所值班民警罗侨安对其进行了询问。治安协管员罗东升参照黄村街派出所移送的询问笔录，“制作”了询问孙的笔录，并在笔录上填写了孙志刚的身份证号码及“无暂住证”、“无正当职业”、“无正常居所”等内容，然后让孙签字。
民警罗侨安则代替待遣所所长签下了“同意收容遣送”的意见。
后来的调查报告说，正是由于待遣所民警极不负责任，才导致孙志刚“被错误地作为被收容遣送人员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当时，根据之前公安机关填写的内容，中转站工作人员判定孙的情况符合《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审批手续齐备，便将孙志刚收入站内。
9个小时后（即18日上午），孙志刚向中转站护师殷孝玲报告。自己有心脏病，因为紧张而心慌、失眠，要求放他出去或住院治疗。中转站遂以“心动过速待查”为由，将孙送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
后来法庭出示的证据显示，孙进入救治站时身体正常，脱衣检查未发现有外伤。医生对他的诊断是“焦虑症”。
广州市一份调查报告针对外界的怀疑特别说明，“经询问派出所、分局收容待遣所和收容遣送中转站的有关民警和工作人员，均称孙志刚没有与民警、工作人员发生过顶撞、争吵或被民警、工作人员殴打”。
但据孙的父母说，孙志刚虽然身材较瘦，身体却一向很好，从没听说有心脏病。孙何以声称自己有心脏病无从得知。他的一位朋友猜测说，或许是他以为医院的待遇会更好一些。
一份披露救治站黑幕的内部材料
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位于远郊，距市中心一个多小时车程。这里本来属于广州市精神病院，后来改称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
2002年8月1日，这个巨大院子的一个角落被划为特殊病区，由广州市民政局和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指定为收容人员救治站，专门为收容人员中的病患者提供基本治疗。
救治站占用了三幢小楼。与普通医院不同的是，每一个病房的门窗都有铁栅栏。
救治站由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分管。31岁的彭红军是病区区长，他手下有3名医生，护士若干和10名护工。
彭后来被控玩忽职守，但早在今年年初，他就对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和急切的改革建议。当时他说，“这里场地拥挤、设施简陋，工作人员素质低下，管理混乱，几无规章制度可循。”
31岁的彭和其他3名医生都是精神科大夫。但是，他们要负责的是近200名的各种病员的治疗。在法庭上，公诉人的举证也证实了彭红军医生的诸多忧虑。举证调查发现，这里经常发生病人间打架斗殴事件，有人被打断肋骨，有人被打成重伤。而护工是救治站内的特殊角色。
乔志军，在上海武警总队服役五年后，回到家乡山西。2002年通过保安公司推荐来到广州，经培训后，被推荐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当保安。
乔燕琴，同为山西人，去年年底通过熟人介绍来到救治站。
胡金艳，河南姑娘，与乔志军是一对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