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欧盟委员会估计，大约有40万名阿富汗难民居住在欧洲。这些难民在当地申请庇护，只有大约20％的人能够获得批准，未获批准的人大都选择自行留下，其中不少沦为非法移民。随着阿富汗局势出现转机，欧盟各国都希望尽早卸下难民包袱并借机开展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2002年11月，欧盟决定从2003年开始，主要采取自愿遣返的形式，辅之以必要措施，每月遣返大约1500名阿富汗难民。欧盟各国部长一致同意在2003年动用1700万欧元来资助这项计划，其中包括在阿富汗建设接收设施和对愿意遣返的人给予经济奖励。
大量难民的集中回流对阿富汗现政权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是开展国家重建和振兴的基础，经过阿富汗国民大会推举产生的卡尔扎伊政权成立已一年有余，目前阿富汗的社会稳定和治安还需要美国和国际安全部队维持，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国际社会援助的支持，政权基础十分脆弱。境外的阿富汗难民产生于各个历史时期，成分十分复杂。前苏联的入侵、塔利班执政时期的内战，以及美国进行的反恐战争都产生了难民。这些难民的政治倾向和宗教派别背景也有所不同，处理好难民问题成为阿富汗过渡政府保持社会稳定，稳固政权首先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营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起家的大本营，难民中拥有为数众多的塔利班支持者，其中不乏基地组织的同情者。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拉登和残余分子目前仍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阿富汗山区活动。如果同情基地组织和持不同政见的难民返乡，对坚持反对恐怖主义、决心自救自强重建国家的卡尔扎伊政权实行政治整合、推行新政显然会增添新的变数。
难民的集中回流会加剧阿富汗国家重建和恢复的艰巨性，对过渡政府的执政能力也是一个考验。为了应对复杂的难民事务，阿富汗过渡政府在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置了难民遣返部，全权负责和协调处理难民遣返相关事项。由于长年战乱使国家房屋、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破坏严重，资金匮乏，因此，政府接待安置能力严重不足。大城市中超过50％的房屋遭到严重毁坏或破损，城郊和乡村超过800平方公里的耕地由于遍布地雷和哑弹而无法耕种。大部分返回阿富汗的难民只能滞留在比较安全、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城市，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和简易住房中。政府为难民们提供食物、药品、帐篷等基本生活需求保障的能力与大批到来的难民形成极大的反差，安置难民几乎完全依赖国际社会的捐助和支持。在2002年初召开的东京会议上，国际社会承诺向阿富汗捐助45亿美元，至今到位的援助款项只有10多亿美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直接用于返乡难民安置和维持生计等人道主义救援，阿富汗政府开支仍感到捉襟见肘，国家基础设施重建等各项工作都受到很大影响。2003年，联合国难民署计划遣返150万名阿富汗难民的预算是2亿美元。据有关专家推算，妥善安置这些难民大概还需要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对阿富汗政府来说，稳定局势，发展经济，解决难民安置问题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大量的回流难民无疑是摆在阿富汗过渡政府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过渡政府总统卡尔扎伊多次向国际社会呼吁各援助国尽快履行东京会议上向阿富汗做出的各项援助承诺。阿富汗难民遣返部部长纳扎里也在各种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阿富汗难民的援助，以便阿富汗政府能够妥善安置数以百万计的回国难民，并表示阿富汗人的祖国还有很大的困难，包括房屋、工作、粮食和适当教育等都相当缺乏，希望外界协助阿富汗，就不要对阿富汗人施加压力，强迫他们立刻返回。
难民的状况作为一个晴雨表，常常是地区稳定与否的一个标志。阿富汗难民大量回国，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阿富汗国内和周边地区局势向着稳定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回到原籍地的难民缺乏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将有可能因生活无着陷入贫困，再次踏上逃亡的恶性循环之路。在政治上也可能给残余的塔利班势力创造东山再起的机会。对于阿富汗和这一地区周边国家来讲，今后一段时间内，妥善安置难民是事关国家和地区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伊拉克战争未发生国际社会预计的大规模难民潮
战前联合国难民署曾对伊拉克战争可能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进行过评估，认为随着战争的进行，最多可能有60万名伊拉克难民涌向周边国家躲避战火，为此进行了大量应对危机的准备工作。联合国难民署要求伊拉克的所有邻国对寻求临时保护和帮助的伊拉克人保持边界开放，允许联合国难民署的紧急小组自由进入与伊拉克接壤的所有地区，并先后部署了200多名工作人员，派遣了难民流动监测组，储备了足够救援30万名难民的物资。
伊拉克周边国家对海湾战争时期出现的大规模难民潮和之后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以及沉重负担记忆犹新，战前纷纷采取应对措施防止难民涌入国内。
土耳其预计进入其境内的难民将达8万人，政府成立了由一位国务部长牵头的危机处理中心，专门协调与难民有关的事务。土耳其红新月会储藏了大量的食品、饮用水、帐篷和毛毯等生活必需品。在土伊边境地区设立了临时难民收容站并派出了230多位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土耳其还准备派兵进入伊拉克境内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在伊拉克境内甄别难民身份，保证难民有序进入土境内的难民营，防止躲藏在伊拉克北部的土“库尔德工人党”残余趁乱入境，危害土东南部的安全。
伊朗在此次战争爆发前就一再声明不允许伊拉克难民入境，只是在两伊边境伊拉克一侧协助安置难民。后经联合国难民署的协调，伊朗投入1100万美元对设在西部边境省份克尔曼沙阿、胡齐斯坦、伊拉姆的四个能容纳60000名难民的旧营地进行了整修，另外新设6个难民营地，进行了地雷清理、平整等工作，在需要的情况下随时准备开放。
约旦政府在约伊边界本国境内一侧修建了2座能够容纳上万名难民的难民营，用于收容逃离战争的难民和第三国过境者。2003年3月20日，美国绕开联合国，未经安理会授权，组成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打击。这场胜负没有悬念的战争仅进行了20余天，伊拉克军队和共和国卫队就被彻底击溃，美军坦克攻入巴格达，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与过去战争和冲突出现的一般规律和国际社会预估十分不同的是，战争期间只有在两伊边境地区——伊朗西部的伊拉姆省出现千人规模的难民，其他周边国家边境设立的难民营只收容了少部分在伊外籍劳工、留学生等过境难民，大部分空空如也，出现了“难民营里无难民”的现象，与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上百万名伊拉克平民涌出国门背井离乡躲避战火的情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综合各种因素分析，未发生大批难民外逃的主要原因如下。
1．伊拉克战争特殊的政治背景对难民数量的多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海湾战争以后，伊拉克一直受到联合国的经济制裁。12年的经济封锁，导致伊国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依靠“石油换食品”勉强度日，处境十分艰难，不仅严重动摇了伊拉克人民的自信心，也从根本上削弱了萨达姆政权的社会基础和执政根基。在美国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战前伊拉克军心不稳、民心涣散，普通民众对萨达姆政府已丧失信心。美国针对萨达姆政权的弱点，采取了限定萨达姆政权为军事打击目标的政治策略，伊拉克民众被从战争的对立面分化出来，大部分平民处于第三者的位置，对战争持观望态度，预期战争短时间即会结束，因此很少选择难民之路。
2．爱国情感促使大批伊拉克人不选择难民之路。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以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进行的，仅得到西班牙等少数国家支持，其真实目的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质疑，反对开战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主流民意。美国战前进行了频繁的外交努力，力图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受到了法、德两国的杯葛。美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呼声，绕开联合国一意孤行，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了正义性和道义支持，战争缺少符合国际法的正当理由。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拉克民众心目中，美国越来越接近拉登对美国所下的“定义”，保卫国家和捍卫民族自尊超越了对萨达姆政权的不满。“不要萨达姆，也不要美国”，伊普通民众在美军巡逻的街头喊出的口号直接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的选择，战争初期，大批在约旦的伊拉克人自费返回国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3．战争的形式和军事技术的飞跃对伊拉克战争难民数量产生间接影响。这次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次比较典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战争难民人数较少，除了伊拉克国情、国际政治环境因素影响之外，与战争采用的形式和高科技军事技术有一定的关系。战争难民通常是生命和人身受到巨大威胁产生的直接后果，难民人数的多寡与民众感受到的危险程度成正比。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各国从国家安全出发，不断将大量资金和最新技术成果应用到军事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技术精确制导武器被军事大国普遍采用，战争的形式和军事技术都出现了质的飞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炸弹的圆形误差概率大约900米左右，新型的激光制导炸弹的圆形误差概率约为3米。用1000架B—17轰炸机装载大约9000枚炸弹才能达到海湾战争中一架飞机和一枚炸弹就可以达到的效果。一架Fll战斗机配备一枚激光制导炸弹可以完成二战期间1000架次空袭的使命。在一方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不对称”战争中，高技术使战场形态、攻击目标均处于可控制状态，在提高杀伤力和作战效率的同时，对平民生命财产的直接威胁有所降低，高技术战争对平民伤亡的影响也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据美国空军统计，精确制导技术极大地减少了平民伤亡的数字，二战中对德国德累斯顿和日本东京的轰炸，一夜之间就造成数以万计的平民伤亡；而1999年北约对塞尔维亚长达78天的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数为500人；在阿富汗战争中，平民的死亡人数为800名左右。海湾战争中使用精确制导武器为8％，科索沃战争为35％，阿富汗战争为60％，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使用的高精度轰炸武器占68％以上，[18]直接导致平民死亡的数字为600人左右。尽管恐惧心理仍然没有消除，必须承认，高科技和更有针对性的轰炸相对过去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伊拉克民众流亡和避难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