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溪县兴寨乡兴寨村，14岁少女李中俊坠入该村一天坑中。就在父母乡邻四处苦寻后的第七天，李中俊竟然独自拄着拐杖走到天坑附近同学的家。那时她已多处受伤全身浮肿，且失血过多，而攀爬天坑时磨破的双手，已没有力气再拥抱因担忧过度而奄奄一息的母亲。
李中俊蓬乱的头发下面色苍白，额头还有一条2寸多长的血口子，已经感染的伤口还往外渗着脓液，血水与泥土混合，沾满了李中俊全身……
据李中俊说，2004年9月26日下午，她去10里路外的学校，快走完机耕道时，脚一虚，整个身子不停地往下落，坑里的树根、蔓藤不停地擦挂她。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李中俊醒来，只感觉头一阵眩晕，头上、背上、手臂上钻心地疼，双腿麻木得一点力气也使不上。周围一片漆黑，雨水早已把衣服淋透，她害怕起来，叫了几声“爷爷”，但除了回音，什么反应也没有……她又昏了过去。
当雨水再次把李中俊淋醒后，李中俊已整整昏迷了4天，她这才认真地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坑底略呈圆形，直径约六七米，自己正是从天坑坡度较缓的一处摔下来的。借着坑底昏暗的光线，她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湿润的泥土里，而对面就是一块巨大的岩石。她尝试着从近60度的缓坡处向上爬，谁知刚爬了三四米，就被重重地摔了下来，她再次晕厥过去。
当她第三次苏醒过来时，她感觉又累又饿，突然想起书包里还有一个小月饼和10多个土豆，她省着吃了一半月饼，继续向上爬。
就这样，累了，趴在地上睡一觉；饿了，吃两个土豆；渴了，掏出兜里的盖子接水喝……每次醒过来，她惟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爬出天坑。
10月2日早晨，几经磨难的她终于爬到了天坑口，双手指尖已血淋淋地不知道疼痛，牛仔裤紧紧地箍着肿胀的双腿。她呼救了几声，但连自己都听不见。
李中俊想起同学田燕家就在天坑附近，便一路爬去。平时只需四五分钟的路程，她竟爬到中午12点左右才到。支撑不住瘫软在同学家院子的她，终于获救了……
经过多日的住院治疗，李中俊终于出了院，但乡卫生院的医生每天仍要到家中为她输液——七天六夜的饥渴和劳累，已经使她非常虚脱，需很长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
而且，极度虚弱的李中俊还不能正常进食，每天必须在床上睡14个小时以上。直到两个星期后，在父亲李仁平的搀扶下，她才拄着拐杖来到院坝里……
52.生命的尊严
人生也许只是一次苦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但是，生活的美好就是在不完美中发现和拥有它的美丽。尤其在面对不幸的时候，乐观和坚强就是我们的尊严。
人生也许只是一次苦旅，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完美。但是，生活的美好就是在不完美中发现和拥有它的美丽。尤其在面对不幸的时候，乐观和坚强就是我们的尊严。
陈雄辉是血友病患者，这是一种先天遗传的凝血机制障碍的疾病。从小就和周围的伙伴不一样：不能和他们一起踢球，不能和他们一起游戏，甚至他从来不参加班级的劳动。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老师都要对同学说同样的一句话：你们不要碰他，他有病。陈雄辉觉得无地自容，尤其是当他渐渐长大的时候。
中考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进入重点高中，3年学业名列前茅，正当他以充足的信心准备迎战高考时，一件事打乱了他的整个人生。
一次严重的胃出血让他住进了医院，输了3000多毫升的鲜血。术后因为高烧不退，医院不能确诊，他一直住院治疗，最后在北京的一家医院被确诊为疟疾。陈雄辉母亲找到那家医院，质问冬天怎么会感染疟疾，医院自知理亏，承担了来京治疗的费用，事情似乎就此了结。
1995年陈雄辉复读高三，1996年他进入一所大学。这一年，大学组织义务献血，要进行普遍血检。在检查中，发现他的血液里有丙肝病毒和艾滋病病毒。
寒假回家的时候从家人口中知道了这个事实，他一下子愣住了，然后就感到非常的冷，浑身哆嗦，眼前一片模糊，他忍不住放声大哭：“为什么上天对我如此不公，如此苛刻？”陈雄辉所有的努力和坚持都毁于一旦！所有的梦想还没来得及实现，对事业、对爱情的憧憬才刚刚开始，而他就要面临死亡！
他每天都是在这样极度绝望和恐惧中，混混沌沌地过了两个月，自己对未来根本无法预料，也不清楚还有多长时间，眼前的一切都看不出对他有任何意义，于是他退学了。接着，身体出现了发烧、腹泻、失眠等症状，他也更加灰心。
在看到北京介绍佑安医院的报纸后，母亲带他来北京求医。在北京佑安医院的半年时间里，他开始看到了希望。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得到了恢复和调整。并且通过阅读医生提供的书籍和资料，对艾滋病的了解逐渐加深。于是他开始写一些文章，想把他所了解的告诉给更多的人。
后来，他开始接受媒体采访，希望用自己的经历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他至今已接受《新闻周刊》、《南方周末》、《中国日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几十家媒体的采访。他还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部门做了演讲，并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办的针对各地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
在传播艾滋病知识的同时，他自己也增加了对抗疾病的信心和勇气，并感到更广泛地传播艾滋病知识非常必要。
目前，他已正式成为性病艾滋病防治基金会的网站编辑之一，分别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合作，参与编写相关书籍；另外，他将作为中国艾滋病社会工作网络的技术顾问，参与2002年的反歧视调研项目等工作。
艾滋病人群需要一个代言人，作为病人的榜样给予他们力量，与社会进行沟通，更好地传播防艾知识。他不知道他的身体还允许自己做多久，但只要不倒下，他就会更努力地参与到预防艾滋病知识的传播中。
53.最后的论文答辩
在何国英不长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使命已经结束，我可以离开了，希望大家不要为我难过。”
在她的遗书里还有如下内容：财产3000元，一部分给父母，一部分捐给失学儿童；内脏器官如果能用，就捐献给医学……
1997年，来自广西横县一个贫困山村的何国英考上了广西大学。读大二时，她被诊断出直肠癌，但她从未放弃。2002年，大学毕业一年的何国英以优异成绩考上广西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研究生，主攻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然而，厄运之箭再次射向这个姑娘。当年11月底，她肺部出现癌广泛转移。短短两年多，4次化疗、一次大手术，每次化疗疗程2至3个月。疼痛，呕吐，头发脱落，身体极度虚弱，一个几年间经历了两次大手术、数十次化疗的癌症病人，一个身高一米六、体重不到70斤的女孩——何国英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
然而，何国英对指导老师说：“我是一个学生，学业上不需要特殊对待。”身体稍有好转，她就捧起课本补习功课，戴上耳机听英语，住院期间还参加了英语六级考试。
2004年7月，何国英开始了她的硕士论文研究。而此时，她正受着癌细胞的袭击，整夜睡不着，只能坐着。
“癌痛像刀割一样，不是一下，而是持续性的。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疼痛中，一般人是熬不下去的。”何国英的主治医生、广西医科大肿瘤医院化疗科主任胡晓桦说。
然而文静、瘦弱的何国英却语出惊人：“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就是在这种刀割般的疼痛折磨中，何国英开始了异常艰辛的科学研究。
“师姐很文静，话不多，很少向我们诉说，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苦痛。”实验后期，刘丹几乎每天都陪在何国英身边，“实验室在五楼，她要爬大半个小时，走一步休息一会。常常在实验室泡到半夜，要是她疼得受不了，睡不着，就来做实验。”
2005年三、四月份，实验进入关键时期。她剧烈地疼痛，呼吸困难，咳血。她把氧气瓶搬到实验室，一边做实验，一边吸氧。
有人惊异于这瘦小的身躯何以蕴藏这么巨大的能量，她的弟弟说：“姐姐最大的心愿是用她的研究造福农村，让农民受益。”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恳求过医生：“你一定帮我顶住，答辩完论文，我才可以安心离去。”
2005年5月底，病情恶化的何国英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而6月10日对她是个重要的日子，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在这天举行。
考虑到实际情况，学校表示她可以不答辩，也可以把答辩会场搬到病房。然而，对何国英来说，在严肃的氛围中按照标准的程序答辩，有老师和同学在场，才是完整的。她含泪央求医生和导师满足她的愿望。
10日，何国英早早起床，精心梳了头，还别上了自己心爱而许久没佩戴的发卡。几个师妹师弟和老师专程到医院接她，医院派出3名医护人员，带上急救药品和氧气，用救护车把她送到学校。
2005年6月10日，一场特殊的硕士论文答辩会在广西大学进行：会场是特别设置的，由三楼改为一楼，答辩桌高度也特意调低。会场外，一辆救护车正在默默守候。
上午10时，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被人推进来。她开始宣读自己的论文。除了她细弱的声音，会场上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