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的诸多特征目前已呈现于各个国家，科学社会是一种在生产、教育和宣传方面运用最优科学技术的社会。除此以外，它还有一种使它有别于昔日社会的特征，昔日社会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对于它们的共同目的和结构并无多少意识的计划性。一个社会若非依照某种可满足某些目的的结构而精心创造，那它便不能被视为是完全科学的。当然，这是程度上的问题。也许那些依靠征服而非单纯民族国家的帝国是为使皇帝获得荣誉而创建的。但是，这在过去不过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而对人民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影响。诚然，在遥远的过去曾有过类似查洛斯太、雷卡格斯和摩西斯这种半神秘的立法者，他们的人格深深地影响了那些承认他们的权威的社会。但是，在所有这类情形中，他们所制定的法律都是先存的习俗。比如：在习俗方面，承认穆罕默德权威的阿拉伯人并不比那些承认禁酒法的美国人有更多地改变。穆罕默德那些疑心很重的亲戚所以决定与他同舟共济，是因为他所要求的变化很小。
愈接近现代，社会结构方面有计划的改变就愈大，涉及革命尤其如此。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精心创造了若干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但这些特征大抵是政治的，而且它们在别的方面的影响为革命者所始料未及。科学技术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权力，社会结构极为深刻地变革现已成为可能，这种变革的深刻性远远超过杰斐逊和罗伯斯比尔所期望的程度。科学起先教我们制造机器，现在又教我们通过孟德尔的育种法和实验胚胎学来创造新的动植物。类似的方法不久就能使我们相当自由地以预定的方法创造出各种有别于于天生的新人。而且利用心理的和经济的技术创造出犹如蒸汽机的人工社会正在成为可能，这类社会将与任何自然生长而无人力影响的东西大不相同。
在社会科学比现在远为完备之前，这类人工社会将具有许多非意想中的特征，即使它们的创造者能成功地赋予它们各种意想中的特征，非意想中的特征也许不难证明比预见到的特征更为重要，而且终究会使人工造成的社会归于失败。但社会的人工创造术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存在而存在并不断提高，则是毋庸置疑的。有计划建设中的乐趣是集智慧与干劲于一身的最有力量的动机之一，只要可以依照一种计划去建设，总会有人努力去做的。只要有创造新型社会的技术，就会有想使用这种技术的人。他们的行动也许为某种理想主义的动机所驱使，而且这类动机会在他们决定创造何种社会中起到某种作用。但那种创造欲的本身并不是理想主义的，因为它是一种权力欲，而且只要这种创造的权力存在，总会有渴望使用这种权力的人，即使听其自然会比精心策划产生更好的结果。
世界上有两个强国可说明人工创造的可能性，即日本和苏俄。
现代的日本与1867年那些革命者所预期的几乎完全一样，这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成就之一，虽然那些革命者所抱的目的是简单且为每个日本人所赞同的。实际上，那目的不过是保持民族独立。当时中国已无力抵抗西洋列强，而日本似乎也要落入同样境地。一些日本政治家认识到，西方各国的陆海军实力所依靠的是西方的教育和西方的工业技术。他们决定引进这两样东西，并根据日本历史和环境的需要加以变更。但工业主义在西方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很少得到政府的帮助，科学知识也是早在西方政府普及教育之前就发展了，而日本却迫于时势不得不依靠政府来强制推行教育、科学和工业主义。要在普通国民的心理中造成这样大的变化，单靠理性和私心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那些改革者巧妙地使现代科学得到天皇之神圣人格与神道之神圣权威的支持。虽然天皇数百年来一直无足轻重，但在公元645年以前，他曾一度恢复权力，因此在尊王事体上有过先例。神道与佛教不同，是日本固有的宗教，长期以来被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外国宗教抛到幕后。那些改革者十分明智地决定，在引进基督教的军事技术时，他们决不能把与之相关的神学也引进来，但他们却要有他们本民族的神学，日本政府现在所传授的神道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有力武器。神道教诸神均为日本人，它的宇宙论声称日本先于他国创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因此优于其他国家的君主。现在所传授的神道教与旧时固有的诸多信仰极不相同，以致有见识的学者们把它描写为一种新式宗教。由于这种开明的技术与不开明的神学的巧妙结合，日本不但消除了西方的威胁，而且成为列强之一，位居第三。
在使科学适应政治需要方面，日本表现得极为精明。作为一种理智力量，科学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有些破坏社会团结，但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它却具有截然相反的特点。科学带来的技术发展增强了组织的规模与强度，尤其使政府的权力大为增加。因此，只要科学能够避开具有破坏性的危险思想，政府理应友视科学。科学家的表现基本上都是顺从的。日本提倡一套迷信，西方国家提倡另一套迷信，但日本和西方的科学家，除若干例外，都甘愿服从政府的说教，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真理的仆人。
尽管日本的政策极为成功，但总有意料之外的影响不时带来严重问题。习惯和意识上的突变造成一种精神紧张，至少在市民中如此。这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也许会产生一种歇斯底里的倾向，这种倾向曾表现为东京地震后大规模地屠杀朝鲜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的地位要求工业和军备同步增长。由于后者的消耗，产业工人十分贫困，他们因此形成一种反叛心理，而且他们的劳动状况使得他们难以保持日本社会赖以建立的密切的家庭组织。如果日本卷入一场不利的战争，这种状况很可能会导致一种类似俄国革命的革命。因此，日本目前的社会结构也许总有一天会动摇，但是那种造成日本七十年伟业的才能同样会使日本人逐渐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从而避免任何剧烈的暴动。有一点确定无疑，即无论是逐渐适应亦或暴发革命，日本的社会结构必将大大改变。因此，日本虽然引入注目，但它并不是科学建设的完美典范。
苏维埃政府对科学建设的企图较之1867年的日本维新派更富有雄心。它旨在社会制度的更大变革，并创造一种较之日本社会更有别于以往的社会。这项试验正在进行中，人们无法冒昧预测它的成功或失败；对它抱敌对或友好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我并不急于对苏维埃制度的好坏做出评价，但我要指出，那些深思熟虑的计划使得苏维埃制度成为迄今为止科学社会的最全面的范例。第一，生产和分配均由国家控制；第二，教育旨在促进有助于官方实验的活动；第三，国家竭力以其宗教取代存在于俄国境内的各种传统信仰；第四，文学创作和新闻出版均由政府控制，且须有助于政府的建设目的；第五，鉴于忠于家庭有碍忠于国家，家庭正在被逐渐削弱；第六，“五年计划”集中全民族的建设精力来实现某种经济平衡和生产效率，藉此可望保证满足所有人的物质享受。在世界的所有其他社会，统一管理要少得多，在战争期间，虽然各国的力量也曾得到相当程度的集中，但这是暂时的，而且在其鼎盛点也未曾达到俄国目前的程度。就字面含义来说，“五年计划”可认为是暂时的，而且属于与欧战时期类似的困难时期，但如果它能成功，必将继之以别的计划，因为一个大国活动的集中组织极富吸引力，其组织者决不会轻易放弃。
俄国的实验即使失败，仍将继之以别的实验，而且仍将具有极富趣味性的特征，即全民族活动的一致性。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有赖于宣传的技术，即有赖于普及教育、报纸、电影和无线电，国家的力量已因铁路和电报得以加强，它们能使消息迅速传递，部队迅速集中。除现代化的宣传方法外，现代化的作战方法也加强了国家的力量；飞机和毒气使反叛活动难以进行，除非它能得到飞行员和化学家的支持。任何明智的政府都会对此厚爱，并竭力赢得他们的忠心。如俄国的例子所示，现在凡精力与智慧兼而有之者，一旦夺得政府的机器，便可大权在握，即使他们最初曾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权将落入寡头政治集团的手中。在早已习惯民主政治的国家里，这些寡头政治集团的帝国也许隐藏在民主形式之后，如罗马奥古斯都的帝国那样，但在其他地方，他们的统治是不加掩饰的，如果建设新型社会需要进行科学实验，一个见解上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统治是必需的。在不同的寡头政治集团之间也许会有冲突：但最后总有某个寡头政治集团将统治世界，而且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组织，其完备与周密与现存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组织相同。
这种状况有利也有弊，然而，较之利弊更为重要的是，非如此不能使一个充满科学技术的社会存在下去。科学技术需要组织，而且它越是完备，所需要的组织就越要大。完全撇开战争不谈，目前的萧条已表明，信贷和银行方面的国际组织不仅为某些国家的繁荣所必需，而且为所有国家的繁荣所必需。工业生产的国际组织由于现代方法的功效而变得必不可少。现代化的工业设备在许多方面都能轻而易举地超额满足世界的总需要。由于竞争，这种本应是富裕的结果，实际上却是贫穷。如果没有竞争，业已极大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可使人们在悠闲和商品之间取得恰当的调和：他们可以选择每天工作六小时以求富有，或每天工作四小时以求一般享受。世界性组织在防止经济竞争损耗和消除战争危险方面的利益极为巨大，以致成为具有科学技术的社会继续存在的主要条件。这个论据足以压倒一切相反的论据，并且使得一个有组织的世界国家在生活上能否优于现在的问题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只有在一个有组织的世界国家的领导下人类才能发展，除非它放弃了科学技术。人类是不会放弃科学技术的，除非灾变严重到足以降低整个文明水平。
一个有组织的世界国家所能带来的利益是大而明显的。首先是可以避免战争并几乎完全省去现今耗于军备竞争的心血及费用，将有一个主要使用飞机和化学战术的惟一且高效率的作战机构，这显然是不可抗拒且不会被抗拒的。中央政府或会因宫廷政变而时时变动，但这只会变动最高领导人，而不会变动政府的主体。当然，中央政府将会禁止这种造成今日动乱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并代之以忠于世界国家的宣传。因此，这种组织若能支持一代，便可稳定下来。从经济角度出发，利益也是很大的，没有竞争生产中的浪费，没有失业之忧，没有贫困，没有丰年与灾年的突变。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将获得享受，每个不愿意工作的人均被关进监狱。当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因环境变迁而不复需要时，他可以去学习从事某种新工作，而且在学习期间，他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经济的动机将被用来规定人口，以不增不减为原则。人间悲剧几乎都可免除，甚至夭折也将变得罕见。
我不知道人们在这天堂里能否快乐。也许生物化学会告诉我们如何使拥有生活必需品的人感到快乐；也许会给那些因无聊而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组织各种危险的运动；也许运动会消除政治上的残酷性，也许足球运动会为空战游戏所取代，在这种游戏中死亡将是对败方的处罚。只要人们获准寻死，他们将不惜在小事上献出生命，在上百万观众面前从空中坠落或许被视为一种光荣的死，即使其目的不过是取悦于度假的观众。这类方式或可成为人性中骚乱和暴力的安全阀；另外，明智的教育和适当的饮食也许可以阻止人们一切越轨的冲动，整个生活可能变得像主日学校一样平静。
当然，将有一种通用的语言，那将是世界语或洋泾浜英语。过去的文学作品大都不许译成这种语言，因为它们的观念和感情色彩会引起骚乱，严肃的历史学者可从政府那里获准去研究诸如《哈姆雷特》和《奥瑟罗》一类作品，但普通群众将被禁止阅读，因为这类作品以暗杀为荣；儿童不允许阅读有关海盗和印第安人的书；爱情题材的书也将被查禁，因为爱情是无政府主义的，即便算不上邪恶，也是愚蠢的。所有这些将使有道德者觉得人生甚乐。
科学使我们从善和做恶的能力都有所增加，因此也增加了抑制破坏性冲动的必要。若要科学的世界存在下去，人们需要比现在更为温顺。绿林好汉必不复为英雄人物，而归顺服从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赞美。所有这些有得也有失，要对二者作出结论，决非人力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