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是赤水河中游古盐道上驰名的水陆码头，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秦币、汉砖、古陶、汉墓、老盐号、古栈道、明代军事屯堡等历史古物的发掘，呈现了土城悠久的历史遗风和丰厚的文化积淀
同民镇到土城镇10余公里，7月18日下午我走到了贵州习水县土城镇。
习水县土城镇地处赤水河中游，其老街修建于东岸的斜坡，紧靠河床。这个镇是贵州有名的古镇，也是贵州100个重点建设的集镇之一。
公元前111年，即西汉元鼎6年在此设置平夷县，北宋大观3年改建滋州。曾辖仁怀、承流（今赤水市）两县。元末明初，当地百姓在改造房屋时发现大量的土城墙，据考证为军事工事，从此叫土城至今。
土城是赤水河中游古盐道上驰名的水陆码头，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秦币、汉砖、古陶、汉墓、老盐号、古栈道、明代军事屯堡等历史文物的发掘，呈现了土城悠久的历史遗风和丰厚的文化积淀。现在保留下来的有古盐号、古船帮等旧宅，还有明万历26年前修建的九龙屯等军事囤堡。
通往赤水市的公路坎下就是土城老街，老街很长，约1500米左右，现已改名为“长征街”，基本上是一条街贯通首尾。老街两旁的旧民居仍保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貌，古色古香，高低错落，连接不断。且旧民居里都住着人家。街道不宽，宽窄不一，最宽的地方估计也不过5米。老街的脚下是北去的赤水河，坎上是沿着赤水河延伸而去的习（水）赤（水）公路。老街大部分用石板铺成，在周遭的风雨侵蚀下，不少石板被磨砺得光彩照人；有的石板由于石质的柔软，却变成了灰土色。街巷里的南段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小商铺，有的摆设在木窗内，有的直接摆在门口，总之一路走过去，人流熙攘，很是热闹，可以说要买什么就有什么。而老街的北段，只有人家，民居之间还夹杂着“盐号”等古建筑旧址，因为没有商品交易，所以显得清幽和雅静。也许是老街和老屋相互辉映的原因，一个人走在这深深的巷子里真有如入电影里看到的明、清时代的古街之境，甚是令人怀古思幽。老街中心相隔一段距离的木屋门楣上挂有上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住地的牌子，但却找不到70年前他们一渡赤水时留下的遗物。一切只能凭想象去感受去体会。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分左、中、右三路沿大娄山脉北进。
1月24日，红一军团率先抵达土城，黔军刘翰吾见红军先头部队挺进，拔腿向赤水河西岸逃跑。红一军团按计划部署继续向赤水城方向前进，于26日抵达赤水城郊，力图占领赤水城，为后面的部队打开了通道。27日，红三军团、红九军团以及中央纵队分别到达土城及土城附近地带。红五军团已于27日赶到土城东北面的青杠坡，与国民党地方军郭勋祺部形成对峙。
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在赤水城郊遭敌阻击，而后面又有追兵进攻，仗是打还是不打？这对刚刚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指挥作战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次机会。打赢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就是事实胜于雄辩，打输了对毛泽东来说就是一次严峻考验。
但毛泽东没有放弃这次具有挑战性的机会，他问身为红军总参谋长又是四川人的刘伯承：拦截我北进的川军到底有多少人？刘伯承回答说：据侦察获悉约有4个团的兵力。毛泽东得到这个情报后，决定用两个军团打他四个团，给敌一次教训。战斗命令下达后，大家都以为是胜券在握，只待庆功。
1月28日晨，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奉命在土城的青杠坡与郭勋祺部展开激战。激战半日不但未能歼敌，而且没有打退川军。对方援军不断增加，火力越来越猛，企图与我军决一死战。战况紧急，红军恐遭不测，这时已在赤水城郊遭到阻击的红一军团指挥员林彪接到命令，要他赶回土城增援，要赶回土城，也得半天时间，即使速度再快也要在天黑时才能赶到。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连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都亲自上了前线，最后把干部团也拉上了阵地才算缓解了红军的弱势局面。打到下午，红军发现对敌力量判断有误，把8个团的兵力误以为4个团，而且对方增援人员好像还在继续。为了以防不测，红军决定撤离阵地，并临夜开会取消从赤水城过河北上而改西进向敌人兵力布防薄弱的云南扎西方向进发。并命令已经赶到猿猴（现在的元厚）的林彪就地渡过赤水河西进。
青杠坡战斗从凌晨进行到黄昏，最后以红军撤出阵地而告结束。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后来有人说红军牺牲了1000多人，也有说2000多人，但都没有具体的数字记载。也许永远都不止这个数字。为什么历史资料上看不到这次战斗的伤亡情况呢，当然有很多疑点，但这些疑点也只能凭我们自己去想象分析。
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从土城浑溪口、蔡家坨等渡口搭建浮桥临夜渡过赤水河；红一军团从下游猿猴、川主庙、丙安等渡口渡河西进。
无疑土城之战是毛泽东恢复军权指挥的第一个作战行动，其失利对他来说影响不小，红军不仅在人员、物资、士气方面均受到了很大损失，而且被迫改变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转向西进。而今天我们所说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多少有些夸大的成分，当时红军为了保全力量，可以说是采取迂回，甚至可以说是“逃跑”来赢得新生的。而“逃跑”并不存在对红军当时英勇无畏的精神有任何损害，相反只能说明红军和红军指挥员有勇有谋。何况历史更需要真实地记录，让后人了解真相是文字工作者的本分和责任。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说：“曾任一军团主力二师师长的二十岁青年农民肖华写过一组关于长征的史诗。他在1984年回忆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都很喜欢这组诗（1976年1月，周因患癌症而即将去世时，曾要求播放肖华所作的这首谱了曲的长征组歌，但根据“四人帮”的命令，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周恩来特别赞赏其中一首，这首诗说，毛主席在贵州战役中“用兵真如神”。在国民党将领看来，往往也是如此。但李德（德国人，红军军事顾问）不这样看。当时李德已经离开林彪和一军团，重返中央纵队。他不同意说毛有什么计划或战略指导，坚持认为长征‘越来越像一次撤退，并且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逃跑 ’。当时部队疲惫不堪，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谈到有次夜行军，他走着走着便睡着了，直到跌进一条冰冷的小溪，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才醒过来。”
李德的看法是站在客观的角度进行主观分析的，因为他在遵义会议后就被冷落了，接着博古失去总书记的职务对他来说更是无法了解红军的作战部署。再说他也听不懂中国人的交流，他自己说：中国人私下做的决定比在公开的会上还多，他们说话很快，听不懂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李德以上的观点固然靠不住，但把毛泽东当时的指挥才能概括为运筹帷屋，决胜千里的“用兵如神”是有些不符合当时的现实和客观状况的。这里就不一一进行罗列分析，但我们可以从有关四渡赤水资料记载中是可以做出自己的见解的。
所以，青杠坡一仗对毛泽东的考验是很严酷的，尽管这一仗的失利并没有动摇他的权力，但他付出的代价却是不小的。在当时，没有谁更比毛泽东劳心劳力了。
陈云曾化名谦臣大夫写过一篇文章《伟大的远征》来描述红军在贵州境内行军的艰辛。他说，这是长征途中所见过的最糟糕的路，他看见毛泽东拄着棍子，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巴。当时天上下着雪，泥浆没过毛泽东的双脚，毛泽东显然已经滑倒过。
而且，红军一渡赤水后他的妻子贺子珍又要临产了。具体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现在已经无法查清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中这样说：一天晚上9时，在傅连暲医生的看护下，她（贺子珍）生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军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十六到二十四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
哈里森说这个故事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告诉他的。还说，先是说这个孩子生在叫白沙的地方，然后又说是生在遵义北面的枫香溪或云南境内的威信（扎西），可是到底生在什么地方就是贺子珍还健在她也想不清楚了。
虽然我在赤水河上游威信的水田寨听那里的老人说，他们村子里有当年红军留下一个叫“毛妹”的女孩，可后来却没有查清其身份。
我想，这个红军留下的孩子未必姓毛，有可能是姓别的什么，因为后来上头有人来查毛泽东留在赤水河岸上的女儿，所以那里的人牵强附会把事情搞复杂了？是不是呢，当然也不得而知，毕竟已经成为尘封的往事了。
从土城的老街出来，我去了东面山坡上当年红军指挥部旧址所在地看了看。这里离土城老街约有1公里多，是一幢独门独院的大房子，已经很衰败，且四周杂草丛生，可以说是破烂不堪了。不过尚能看出当年此房的气派和华丽。1935年红军一渡赤水之前，中央军委就在这里指挥青杠坡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硝烟都弥漫到了这个指挥部前沿阵地。
青杠坡离土城还有一段路程，我因故未能前往，一路走来总算留下了一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