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佛法从本质上讲是以人生为本。竺摩认为：“佛出人间，示人以范，全以人生为本。……佛法虽广谈十方，而著重此土；虽详言三世，而著重现实；虽纵论六道，而著重人类，且全以人道为说法的对象……”[8]因而竺摩确立了佛化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竺摩认为《地藏经》主要阐发了三种伟大的思想，即因果观念、孝道观念、救世观念。
其次，在佛法以人生为本的观念基础上，竺摩法师认为，《地藏经》并不是对鬼神说法，而是对人说法，不是超度鬼神的，而是救济人类众生的。在一般人眼里，地藏菩萨是“幽冥教主”，似乎是完全度鬼的，竺摩详细阐述了《地藏经》是度人还是度鬼的问题，他并不是一味否定佛教经典中的鬼神论思想，而更多地从佛教的终极关怀论出发，阐述鬼神论不是佛教的本质，只是一种方便说法，因此，佛陀指派地藏菩萨充当“幽冥教主”，其实是救度世间受苦难最深重的人类的。
第三，竺摩着重批判了中国民间社会对待地藏菩萨的不正确观念，坚决反对将佛法迷信化的做法。多年以来，人们对地藏菩萨的认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可笑的，其民间形象被渲染了许多迷信色彩。竺摩认为，现时代宣扬佛法，一定要契合时代的发展，逐渐改变过去那些迷信化的做法，使人们对佛法的信仰，从感情趋于理智。
第四，竺摩大力宣扬地藏菩萨的大乘救世精神。竺摩大力赞扬地藏菩萨针对不同众生而说因果业报的救世观念，认为从平淡无奇的事物中，从耳目所接的日常生活里，随手拈来，都成妙谛，随口说来，都成正法的做法，正是人间佛教切应时机，善巧说法的精神体现。竺摩认为地藏菩萨凭借其最大的愿力，成为标准的牺牲自我，为众生服务的大乘行者，因而《地藏经》里包含了最可宝贵的救世救苦精神，体现了度人重于自度，利他胜过利己的大乘救世精神。当然《地藏经》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人们不能完全依赖佛菩萨的救助，也要自己拯救自己。
竺摩在讲解《地藏经》时，在强调地藏菩萨如何救度众生的同时，极力宣扬地藏菩萨体现的佛教救苦救难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众生践行“人乘正法”、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也正体现了太虚大师宣扬的人间佛教的精神旨趣。
1950年起，竺摩在澳门佛学社开始讲解《金刚经》。竺摩指出，《金刚经》的因缘义，“可洞明人生宇宙缘起的真相，而破除了人生对于真理摸象的迷惘”。《金刚经》的般若义，“可以从世间法而见到佛法”，“也即世法而成出世的佛法”。《金刚经》的大悲义，能与一切众生救苦救难；“大悲心，亦即大悲菩提心，为我们学菩萨学佛的主要因素，没有这主要因素，便学不成菩萨，也学不成佛。”[9]
《金刚经》又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因讲佛法的性空理论，历来为学者所重视。竺摩在讲解《金刚经》时，也从人间佛教角度去看待，他不仅阐述了“般若是佛法的眼睛”的思想，更着重阐述了《金刚经》的般若思想对大乘菩萨行的重要意义。
首先，竺摩法师从《金刚经》与禅宗合流的实际出发，阐述以禅为特色的中国佛学，不是世俗所谓的消极出世之学。当年六祖慧能依《金刚经》悟道而大弘禅门宗风，《金刚经》就取代《楞伽经》而与禅宗合流，成为禅宗重要典籍。《金刚经》所弘扬的般若之空的观念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以至被世人误解为消极厌世之学。竺摩指出：“佛法虽也般若谈空，而其所谈的空，既不同道家偏空的虚无缥缈，也不同名士清谈的空洞无物，更不是世俗怀断灭见者恶取空的拨无因果，而是诸法如幻如化的缘生性空，是活泼庄严的空，不是死寂无物的空，并不否定因空所显的一切真净智德。”[10]
其次，就般若智慧与菩萨道的关系而言，竺摩法师认为，菩萨道正是建立在般若智慧之上的，因般若空的智慧说明无人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由此才能有菩萨道的平等心、救度心和利他行。
第三，竺摩法师从《金刚经》般若性空论出发，阐述菩萨布施应“不住于法”，大力弘扬“无住相布施”的菩萨道精神。竺摩指出，菩萨所修法门中，布施可以收摄其他五度，所谓菩萨行，首先是行于布施，做种种利人济世的事情。而所谓布施“不住于法”，就是说菩萨们了知诸法因缘生，一切皆空，既然是空，当然就用不着因布施而生贪爱或执著，只有无所住于法的布施，才是无量的福德。
第四，从《金刚经》般若性空的智慧出发，竺摩法师认为，真正的菩萨，当是我空法空，度一切众生，而至无一众生可度，建立庄严净土。佛叫菩萨度一切众生，应至无众生可度之时，即要发心度脱一切众生，而不是度脱其中一些众生。“以广大般若，达诸法性空，既无所住，亦无所得，而不妨即在无著无得的理性中建水月样的道场，作空花样的佛事，教化众生，修菩萨道，这才是真正的大菩萨。”[11]竺摩进一步指出，把当世的秽土转变成佛国的净土，是修无边法忍的菩萨所做的事业，必须以愿力摄受同行愿者，以共业来建立净土。而要建立庄严净土，不是靠几个或一些菩萨来完成，而需要全社会许许多多人发心都来努力成为菩萨行者才能实现。菩萨行者的事业，既是度脱众生的事业，也是庄严佛土的事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竺摩在这里明确指出，人间佛教所追求的是佛菩萨来救度众生，教化众生，与众生同行菩萨行，最终实现庄严净土或人间净土。
三、《觉音》与《无尽灯》
竺摩法师在澳门弘扬人间佛教影响最大的活动在于他主持编辑出版了《觉音》杂志。
《觉音》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之一。但是，由于种多方面原因，该刊创刊及迁港后，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影响非常有限。1938年，竺摩法师来到香港，参与了该刊编辑，使该刊成为港澳与内地佛教文化界的桥梁，发表了太虚在内地讲经说法的报道和指导佛教界抗日救亡的最新讲话、论著。1939年，他接任该刊主编。1940年该刊迁澳门，成为澳门佛教界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刊物，编辑部就设在澳门三巴仔功德林。实际上，该刊的编辑、出版等大小事务，几乎全由竺摩法师一人操持，种种困难非外行所能想象，还遭受到佛教界保守派的攻击。而为《觉音》提供稿件的，大都是内地的和暂时留居港澳的内地高僧和一些文化名人，如太虚、巨赞、惟贤、大醒、源明、白慧和老舍、林语堂等。从历史的角度看，《觉音》月刊所发表的许多近代内地高僧和文化名人的佛学论著，也反映了当时内地佛教界文化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像惟贤法师的《佛法与人生》、巨赞法师的《奔走呼号一整年》、竺摩法师的《弘传佛法的基本工作》、文涛《法句经新释》和太虚法师诸文等等，都是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学术文化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创刊到停刊，短短两年多的时间，竺摩法师以惊人的毅力编辑出版了32期《觉音》月刊，为澳门近代的佛教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觉音》月刊不仅将中国内地的佛教文化最新成果及时地传播到澳门，使澳门佛教文化界能够尽快地接受内地佛教新运动的积极影响，而且也将澳门佛教文化界的最新信息以最便捷的方式，传递给内地各处的佛教徒和社会有识之士，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澳门佛教文化界的新动态、关心和支持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因而，《觉音》月刊声誉大振，被誉为“华南佛教降魔宝杵”，成为参与华南佛教革新运动的人们必读刊物。
1951年，竺摩法师在澳门又创办了《无尽灯》杂志，该刊是当时港澳地区“文化沙漠”中“发掘佛教的源泉”而浮现的“绿洲”。[12]该刊尽力做到雅俗共赏，更可贵的是坚持传播太虚人间佛教思想。
竺摩法师在《无尽灯》创刊号上发表《一个大学教授眼中的佛教》一文，针对某大学教授觉得佛教“既消极厌世，又迷信自私，而且还虚无寂灭，什么都没有”的认识，力陈大乘菩萨道精神，指出小乘罗汉中多少带有避闹趋静的消极气味，但也是为救度世人的准备。而在大乘菩萨的人生观中，有无所畏惧的精神，找不到半点感伤厌世逃避现实的消极气味，而佛教真正的精神，也就寄托在菩萨们身上。印顺法师也曾在该刊发表纪念太虚弟子法舫法师的文章，感叹说：“太虚大师的门下，人人都想学大师，但我觉得，大师的伟行壮志，面面充实，是很不容易学的，我们虽也算跟着大师修学，然自己所学的，都不过一分，或似是而非的。法舫法师，无论是在思想上，作风上，可算是学习大师学得最多一些的人。”[13]这真是太虚大师与法舫法师的知音，了解了作为人间佛教的开创者，“太虚大无边”。
《无尽灯》随竺摩法师弘法地点而迁移，1952年迁至香港，1956年迁至马来西亚槟城，但始终是港澳地区与南洋传播人间佛教思想的旗帜。
竺摩法师在澳门还创办了澳门佛学社，是该社的真正导师。该社成立于1949年，居士乃该社骨干，至今仍是澳门佛教传承的中坚力量之一。
次年，该社在当地开办了佛教平民义学，招生三百余人，推陈心彬为校长，开设各门文化教育课程，也有佛学科目，连续办了11届，坚持20多年。了解澳门当时中华文化状况的人无不肯定其难能可贵，对澳门殖民地社会中维系中华文化的传承的贡献不可磨灭。
在竺摩法师驻锡该社期间，该社吸引了与影响了不少澳门文化界人士与知识精英。如当时文化名人黎泽闿、郭振嘉、陈心彬、黄秋贤、陈省堂等，都常与竺摩法师诗词唱和。该社还经常邀请香港与内地佛教法师来讲经，举办文化活动、“佛学问题座谈”等，成为当时澳门的文化中心之一。
竺摩法师在港澳，还积极参与香港佛教界组织的救济难民会，作为驻会干事，负责具体的筹措物资等，在港澳各佛教道场与教育机构讲经弘法，支持正心佛学院开办，担任青山鹿野苑栖霞佛学院副院长、教务主任，兼任香港佛教联合会弘法部主任，深得各界好评，影响深远，“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更使佛法的正信观念进一步深入港澳及海内外的社会之中”[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