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时段”看，从16—20世纪约500年，欧美经过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变革，基本完成了所谓现代化。而自19世纪后期始，东亚的急起直追成为世界史上最值得关注的重大社会历史进程。经过百年，东亚已成为欧洲、北美之外第二工业带，新兴而朝气蓬勃。所谓东亚，从地理位置上讲，狭义的是指中国大陆和台湾岛、日本诸岛、朝鲜半岛；广义的包括东南亚即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诸国。其中。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已作为当时世界列强之一，但其把东亚邻国作为掠夺对象的行径终将自身拖入了灾难性深渊，直至二战后采用和平方略，才重新跃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50年代后，跨过殖民地时代的“四小龙”在不长的时间内也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行列。80年代后，中国在短短的20多年内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正在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其他东盟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也很快。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古老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进入了现代世界，它们取得的高速发展远远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代的纪录。特别是“中国崛起”已在21世纪初引起了全球关注。有意思的是，这些国家与地区大体上又曾是历史上受汉文化影响最大的区域。那么，东亚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对宗教，特别是对佛教有何影响？东亚佛教有影响力的教派为什么或先或后隐约带有人间化倾向？他们这一取向的基本动因为何？东亚佛教的人间化有哪些特征？东亚佛教人间化与海峡两岸的人间佛教有何关系？
首先，现代思潮的影响是东亚佛教走向人间化的动因。它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在东亚的体现，至少是16世纪以来的全球趋势，亦即“现代化”。
学术界对“现代化”虽然也没有一致见解，而且追求价值一元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就对其特征的表现而言，社会学学者已初步取得的共识至少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以社会秩序的维持而论，由以传统礼俗为主转向崇尚法理。
二是以对个人社会行为的评价取向而论，由传统的身份原则转向了成就原则。
三是以社会目标而论，由稳定优先转向发展优先。[1]
现代化在物质生产上表现为以工商为主的产业化过程，在制度上、精神上表现为韦伯所说的理性化或合理化，即实现“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2]。
那么，理性化是什么呢？首先，理性是指人类区别于其他有情众生而特有的成熟心智，它具有认识、判断能力及根据认识与判断调整行为的自觉能力。[3]理性化则是人类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这一能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历史上最杰出的表现就是启蒙运动，康德对启蒙运动作过很精辟的论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4]正是在启蒙运动中，千百万人开始摆脱天主教神学权威的思想控制，运用自己的头脑和理智对西方传统进行重新审视，开启了现代思潮之闸。但是，如果从理性觉醒的角度看，现代化进程真正开端应肇始于16世纪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它打破了天主教会的思想垄断，在思想史上首次把个人内在理性对《圣经》的解释转换为决断信仰的最高权威。东亚佛教的人间化，同样表现出一批佛教领袖、佛教精英受到了现代思想影响，开始对自身传统作理性的审视，企图理性地重新整合佛教思想资源，使传统佛教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体现出佛教应对现代思潮的一种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不再是被迫的衰弱无为的疲惫之相。现代思潮的影响虽为佛教人间化的驱动力所在，但这一思潮在西方是内生性的，在东亚开始时只是外因，只有它激发起东亚本土的理性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活力之后，东亚自身的现代化方才汹涌澎湃，并走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价值系统转换相互促进的良性轨道。
第二，人间化意在矫正东亚中世纪佛教共有的偏于厌世避世的倾向。
东亚承继的是大乘北传佛教传统，受到汉文化的人文特色影响，本来就具有较强的人世倾向。然而，东亚其时与西方类似的中世纪禁欲主义，如儒家的“明天理，灭人欲”教条[5]，也随着中国佛教的宗法化而影响及于佛教，导致社会上凡谈及佛教，无非就是“看破红尘”，或吃“死人饭”（经忏佛事的俗称）。日本佛教的封建化也有相似情形，被称为“死教”。
人间化则一方面立足于宗教的超越世间本位，另一方面重在纠治传统的偏于“死”、“鬼”的厌世倾向，恢弘佛教信仰重理性的特色。就中国人间佛教的提倡而言，如20世纪前期中国佛教领袖太虚所说：“‘人生’一词，消极方面为针对向来佛法的流弊，人生亦可说‘生人’。向来之佛法，可分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向来学佛法的，以为只要死的时候好，同时也要死了之后好，这并非佛法的真义，不过是流布上的一种演变罢了。”“因此，‘人生佛学’者，当暂置‘天’、‘鬼’等于不论。且从‘人生’求其完成以至于发达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6]这里的“向来”就指中国的明清时代，“超人生，超超人生”指佛教的超越性。日本传统佛教也有“不教人生活动意义的厌世旧佛教”之说，佛教的革新者要求重建有知识、重感情、现实的、乐天的、活动的、伦理的健全信仰。[7]韩国释龙云则声称：“佛教者，救世之教也，度生之教也，为佛弟子者厌世独善而已，则不亦违哉？”[8]可见，人间化既承继着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北传佛教的人文特色，企图扭转传统佛教走向与社会隔离，“厌世独善”的末路，恢复佛教的生气，又要求超越人生，超越世俗功利追求。
第三，东亚地区走着一条后起的新兴工业化道路，有可能吸取西方工业化的教训，避免西方走过的弯路。同样，佛教人间化还试图借鉴西方新教教派“福音振兴”的经验，坚持宗教本有的超越性以净化现代社会，包括反对“俗化”，即重新审视、清理以往由不得不适应中国宗法社会、日本封建社会而造成的被迫世俗化遗迹，为佛教应对现代思潮的冲击寻求新的出路，体现出佛教在现代社会中仍应有的救治社会弊病、补充社会不足的特质，特别是在精神追求与重建现代伦理价值方面。
总之，现代化、理性化、人间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代化和理性化成为人间化的背景，佛教人间化既是现代化和理性化催发并强化的趋向，也是现代化和理性化在宗教领域中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