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立大志，发大愿，“本着‘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宗旨，做一个人间佛教的实行者”。他引用了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有关人间佛教的论述，阐明了人间佛教思想的可行内涵。[10]笔者认为在当代大陆，一方面，这是支持人间佛教主张与不赞成这一主张的两种观点妥协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为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倡，树立了堂堂正正的旗帜。从此，即便有人不认同，也只能窃窃私语，或者打着人间佛教旗号，阉割人间佛教内容。在海峡两岸，有关人间佛教思想的这类形式的争议，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第四，继承太虚五乘归一[11]的见解，指出“人间佛教，实亦包括声闻缘觉菩萨行在内”，阐发三皈五戒十善的真义，最后归结为“佛教五乘的有漏无漏善法功德，都是以人身为基础而修习成就的，故人间佛教思想实为佛陀出世之本怀”。正果法师概括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于纠正当时佛教界的模糊认识，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三、不朽之盛事
太史公（司马迁）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此所谓人生三不朽也。芸芸众生三者有其一已够了不起了，而正果法师三者俱全。在中国佛教经历严冬之后，百废待兴的第一春，他担任了中国佛协副会长，成为赵朴初的主要副手，分工领导中国佛协的教务，在实践人间佛教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他在中国佛协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第四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情况报告》，主要有六方面：
1．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议通过立法加以保障。当时全国汉传与少数民族佛教重点寺院名单的确定及其恢复与重建，都与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与建言的巨大努力分不开。
2．指导恢复与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的佛协组织。仅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佛协组织就先后开展了会务工作，其中新建的缺乏工作经验的市、县佛协的比例很高，仅仅答复处理他们以及佛教徒的来信来访，就达八千余件。正果不仅亲自答办其中一些信访，还就其指导方针指出：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主要是从理论上去探索；发扬三个传统，就是从实践上明确。这就是说，针对着各地普遍存在的劫难后余悸尚存的心理，凡是符合这几点的，各地佛协都可以自己放手干，不必畏首畏尾。根据胡绍皆的考证，这三点都依据中共领导人讲话以及政府关于宗教工作的政策性文件，即“一是团结与动员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指生产建设，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条；二是进行宗教历史文化研究；三是开展宗教方面的对外友好交往”[12]。这是赵朴初提出人间佛教三个传统的背景，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最具有可行性的三个方面，但人间佛教理念的展开，包括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决不限于这三方面。这三方面很重要，但也不能把人间佛教思想狭隘化。
3．把培养僧才作为佛教恢复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来抓。1980年9月，中国佛学院北京本部得以恢复。随后，陆续开设了中国佛学院苏州灵岩山分院以及南京栖霞山分院。1986年中国佛学院开始办研究生班。这些在当时全国宗教教育系统中都走在前列。同时，中国佛协选派了研修生、留学僧前往日本、斯里兰卡深造，对地方佛学院的开办和建设作了一系列的推动、协助工作，覆盖了八个省、市、自治区，佛教教育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未有的兴旺景象。对面广量大的工作展开中出现的问题，当时中国佛协也能迅即展开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如1987年在北京召开了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整理了《座谈会纪要》供各地参照，1983年后，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上报审定，公布施行了理事会《关于汉族地区佛教寺庙收徒传戒问题的决议》，制约了滥收滥传现象。1982年，针对佛教经典、图书出版难，中国佛协邀请多省市佛协代表举行“佛书出版流通座谈会”，拟定《纪要》，报请审定后实施，初步解决了问题。
4．佛教学术文化研究工作取得可喜成绩。其中包括《法音》以及《法音文库》的创办、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的设立、金陵刻经处的恢复、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成立、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举办、许多佛教论著的出版发行等。
5．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佛教界的团结与联系，推动汉传佛教大力支援少数民族地区佛教。
6．与港澳佛教界、海外华人佛教界的联系交流有了迅猛发展，襄助推动香港天坛大佛的兴造。正果法师还特别强调：“我们一直深深怀念台湾佛教界同胞，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佛教徒回大陆参拜佛教圣迹。”同时，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接待应邀来访的各国佛教界人士达650起，7754人之多；并组团出访了日本、印度、朝鲜等国，参加了许多国际宗教组织的会议。这些活动很重要，但也占用了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佛协领导人大量宝贵的精力与时间。
正果法师总结说：这一时期，中国佛协“会务是大大发展了，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是我会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一总结并未有丝毫夸大，相反，实际工作情况很艰难。一是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与强行灌输，民众中视佛教为迷信，排佛、反佛情绪仍很强烈，工作阻力大。二是“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在经历“浩劫”的僧人与居士中疑虑很重，许多事儿其实并不大，但都需要中国佛协出面鼓励推动。三是“大跃进”时期献庙、送庙易，而当时要求占有原属佛教的房产、文物的单位、个人放弃则难上加难，往往需要当事人、地方佛协反复申诉，中国佛协多次推动，由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出面才能收回，有些寺院花了几年、十几年才解决问题。万事开头难，中国佛协的工作千头万绪，都压在以赵朴初为首，正果法师等为辅的人数不多的工作班子身上，好在社会清明，人们精神振奋，中佛协成绩斐然，其中也有正果法师立下的很大功劳。
在立言方面，他则有《佛教基本知识》、《禅宗大意》、《止观述要》等论著行世，亦足以不朽。可惜数十万言的唯识学专著《辨了不了义论讲义》，在“浩劫”中被毁。但与立功、立业相比，正果法师的德望更为感人，的确“太上”。
四、德望口碑长留人间
宗教历来依靠其伦理功能成为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柱石之一。相对于西方重法制，中国社会也一向重道德，佛教传人中华并被接纳，与其大慈悲伦理的彻底性有密切关系，因为以此可补儒家“爱有等差”的不足。在现代社会，宗教的神话色彩逐渐褪去，其伦理性将愈加被强调，这一历史趋势纵然会有反复，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神通术数可以媚俗一时，却难以深入人心。正果法师的一生，正是佛教伦理的人格化典范，赵朴初概括的好：
排众坚留迎解放，当风力破桃花浪；辞医不殊易篑贤，我在佛在气何壮！
辨才无碍万人师，不倦津梁见大慈；忍泪听公本愿偈，预知海会再来时。
他早年就追随太虚，拥护人间佛教，但主张对暂时不赞成者也要以团结为重。20世纪40年代，惟贤法师撰写了《以大雄力扫荡群魔》等文，发表在《大雄》、《佛化新闻》杂志上，“激起了佛教界保守派的恼怒”，正果法师专门写信告诫他：“写时要慎重考虑，对教内要以团结为主。”并传达太虚大师的指示：“要戒骄戒躁；充实学问，提高修养，奠定兴教基础。”[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坚持留在大陆，誓死护持佛教——“我在佛在”。朴老诗中首闺即主要指此。
太虚圆寂后，正果“师事法尊法师四十多年，恭敬随顺，生死不变”。这样的尊师重道传统丢失已久。而正果法师几乎大半生，特别是在20世纪50—70年代，佛教经历最严重考验的年代，都追随着法尊，分担着法尊法师大部分烦心费力之事。师生之道，奠此为甚？当然，作为法师，最重要的乃为戒行与修证。“文革”中佛教戒律荡然，有人劝正果舍戒，攀谈竟日的结论竟是“水泼不进”。因而朴老说：“我和法师为佛教事业共事三十多年，深深敬佩他之戒品高洁，禅定功深。”[14]1987年11月，在正果法师的生死关头，如依病情与当时医护水平，如继续住院，多活一段时间应有很大可能，但他毅然依戒奉行至寂。朴老诗的最后两行，正指此事。
“不倦津梁见大慈”，这正是正果法师对待青年、对待学僧的感人肺腑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他已多年未回老家探亲，自己省吃俭用为此节省下一些钱，却先拿来给学僧买书。他在广济寺开办了僧伽培训班，聘请老师的讲课费都是由他个人支付，贫困学僧读书有困难，他便解囊相助；其他人如有难处，他同样也主动帮助。有些佛教徒“浩劫”都熬了过来，却过不了市场经济这关。而正果圆寂之后，不但身无长物，还因帮助他人，欠下千元债务。“文革”期间，还有不少无知的人曾狠狠批斗过他，但他不但不记挂往事，反而好好招待这些人，和他们促膝谈心。如此，怎能使这些人不深深感动，有的甚至痛哭流涕，从而发心为佛教作出了不小贡献。至于对他的学生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教诲，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影响到他们一生之例，更不知凡几。[15]佛教根本伦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有人以为说得好，做不到。而正果法师的践行，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反驳。
“菩萨志行垂宇宙，道德高风众所钦。”惟贤法师的悼诗最贴切地形容了佛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的在源头上的区别，即正果法师的德望口碑之所以能长留人间，源于他早年就发菩提心，“以太虚大师为模范，修菩萨行”。这也是佛教在中国能产生其深远影响的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