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共和人民党的党纲中体现了凯末尔主义的思想。后来共和人民党的六原则还被写进了土耳其宪法。在共和人民党的党纲中标志六原则的六箭头以党为中心向外射出，这一直持续到1980年。共和人民党的六原则是：第一个原则是共和主义，它并不仅仅意味着以共和制代替素丹制，它还表示人民统治而非个人独裁的意义。1931年党纲写道：“党相信共和国是最好地和最坚定地体现人民主权的政府形式。”第二个原则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民族，土耳其民族主义是帝国中产生最迟的民族主义，共和国建立时，土耳其成为主要由土耳其人居住的国家，土耳其民族主义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共和人民党的党纲写道：“按照共和人民党和新政府的理解，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任何说土耳其语的公民，在土耳其文化熏陶下成长并接受了土耳其精神，不论宗教与居住地区，都是土耳其人。”这段话清楚地指出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范围，它显然不同于奥斯曼主义的多民族概念和宗教社区概念，也不同于大土耳其主义。第三个原则是平民主义，它表示最高权力属于人民；1927年共和人民党的章程规定，权威和主权来源于人民，被人民拥有，且为人民谋福利，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任何家庭、阶级、宗教社区不拥有特权；共和人民党明确反对将土耳其人划分为阶级，明确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第四个原则是国家主义，国家将涉足私人企业无力或不愿经营的领域。1935年党的纲领解释道：“尽管私人企业和行为是我们的基本思想，但在民族的整体和关键利益方面的事务上，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为了使国家和民族尽快走向繁荣，国家进行干预是我们的原则之一。”共和国建立初期，私人资本的积累是不充足的，而且30年代的大危机又打击了私人资本；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当时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五个原则是世俗主义，主张国家和宗教传统的分离，表明土耳其共和国永远摆脱伊斯兰宗教势力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束缚。第六个原则是革命主义，它表示共和国不能满足于缓慢的和渐进的进步，现代化过程应该以革命的措施来加速。
三、凯末尔改革评价
凯末尔改革实际上是从18世纪以来的奥斯曼帝国改革的继续和重大突破。坦志马特改革和青年土耳其时期的改革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为凯末尔改革铺就着道路。我们可以把早期土耳其的各种世俗化改革看成是凯末尔改革的序幕，正是帝国后期的各种改革为凯末尔改革准备了条件，也规定了凯末尔改革的方向。通过第二章的分析，我们知道，从谢里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开始，帝国已经走上了世俗化改革的道路。由于当时帝国的改革是在遇到了强大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时开始的，因此，帝国的改革家们为使帝国得到挽救，只有学习西方，以西方的模式来改造帝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是在军事领域，后来又扩大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非原生的、被迫的、植入性的现代化，必然地遇到与帝国传统尤其是伊斯兰传统的激烈矛盾。在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中，不但保守派与西化主义者中间存在着矛盾与斗争，就连改革派之间也存在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西化的矛盾与斗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改革范围的不断扩大，这种矛盾与斗争日益激烈。改革不可能一开始就使帝国全面世俗化和西化，结果早期的改革使帝国内部产生了双文化现象，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同时并存。随历史的演进，世俗的西化派不断取得胜利，世俗文化的地盘不断扩大。到青年土耳其时，凯末尔改革的许多措施已经被考虑了，而且素丹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首脑，各种保守势力已经被极大的削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的失败，使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主义、大土耳其主义等思潮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柯卡尔普的民族主义思想则成为凯末尔思想的重要来源；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对外国侵略者也是对素丹为首的伊斯兰保守势力的胜利，它也是凯末尔为首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胜利。结果，改革的方向被决定了，世俗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凯末尔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并以这种思想对土耳其的国家与社会进行了全面的世俗化改革，使土耳其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凯末尔革命和改革从制度上彻底改造了土耳其，废除素丹一哈里发制，建立共和制；废除沙里阿法和宗教法庭，代之以世俗法典和世俗法庭；废除宗教学校，将所有教育机构统一在国家控制之下，使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伊斯兰教从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话语中分离，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那种地位。虽然伊斯兰教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屡次被反对派当做武器，但土耳其的整个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已经走上了西化和现代化的不归之路。凯末尔改革是传统的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间的分水岭。凯末尔不但以西化的政治模式来改造土耳其，而且他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并注意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妇女被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方面，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甚至超过了西欧，比西欧国家更早。在政治思想方面，凯末尔同青年土耳其党的民族主义、实证主义的亲西方派是一脉相承的。他一生的两个最主要信念是：土耳其民族和进步。这二者的未来又都有赖于文明，而对凯末尔来说，文明只意味着西方文明，此外文明不可能是其它任何东西。对土耳其国家和土耳其人民来说，凯末尔革命和改革，是一种文明的转变，土耳其由封建的伊斯兰文明进入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行列。凯末尔推行的民族主义是合理的、健康的，他没有妄自尊大地把其它国家的权利和意志踩在脚下。凯末尔在1924年说道：“土耳其人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朋友。国家各有不同，但文明只有一个。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进步，便必须参加到这个单一的文明里面去。”凯末尔这样认为是由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奥斯曼帝国后期和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直接面对的是强大的西方，对当时的土耳其来说，还不存在任何可以效仿的其它文明，西化是凯末尔的惟一选择。凯末尔革命和改革把土耳其这个病夫从死榻上挽救过来，并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土耳其历史最阴暗的时刻，凯末尔主义给土耳其人民带来了新生和希望、活力和自尊，使土耳其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独立的道路，走向了现代文明。凯末尔时期，土耳其人民的生活方式有了巨大的改观，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经济发展也取得了成就。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虽然仍是一个一党独裁的国家，但正是凯末尔开辟的西化道路和取得的成就，为日后土耳其政治的民主化准备了条件。
凯末尔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凯末尔改革在同时代的所有争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强的改革中大放异彩。“凯末尔革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典型。”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也成为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典型模式，凯末尔改革与革命使土耳其成为两次大战间亚非第一个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建立共和国的国家，所以它对同时代的阿富汗、伊朗、印度、埃及、摩洛哥等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鼓励了这些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信心，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也成为亚非国家效法的榜样。凯末尔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凯末尔革命和改革也遭到了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攻击与非议。伊斯兰保守主义者认为他不应该偏离伊斯兰传统，激进派认为他的世俗化改革还不够彻底。我们评价凯末尔革命和改革，当然不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凯末尔能够在短短的15年时间内使土耳其社会发生如此激进的变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当然。为了对土耳其以后的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有一个恰当的理解，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凯末尔改革的缺陷。
在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不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伊斯兰教也是统治阶层与人民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国家正是通过人民的伊斯兰认同维护它的合法性，各级法官和穆斯提、各级宗教学校依赖于上层的同时，又和普通人民发生着联系，正是这些人将宗教与国家一致的思想不断地灌输给人民，从而使伊斯兰教成为维护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帝国的各种改革实际上一直是在社会上层进行的，百年改革发展起来的精英式的世俗文化，并没有深入到普通人民中间。凯末尔改革使帝国变成了共和国，使伊斯兰教和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彻底分离，土耳其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国家，这就使联系国家上层与人民的纽带断裂了。凯末尔时期的世俗民族主义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精英思想，凯末尔的改革也主要局限在制度层面和城市知识分子之内。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在社会制度方面虽然全面世俗化了，但实际上存在着世俗的和西化的上层精英政治意识和下层人民的传统的伊斯兰性的政治意识。凯末尔主义者也曾努力试图使世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伊斯兰教的替代物，例如到处建立共和人民党的基层组织——民族之家——来宣传世俗民族主义思想，但这方面收效不大。
凯末尔不是反宗教论者，他的改革的特征和基础是政教分离，停止宗教及其阐释人在政治、社会、文化事业中具有的权力，使他们的权力仅以信仰及礼拜方面的事物为限。这就把伊斯兰教降低到宗教在现代西方国家的那种地位，同时也采取许多措施使伊斯兰教具有一种更加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形式。这种对宗教的改革仅限于官方伊斯兰教，这大概是由于凯末尔感到现代化的改革并没有引起乌勒玛阶层的激烈反对之故。对于民间宗教——各种苏菲教团，凯末尔主义者则采取坚决措施予以打击。其实，纵观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乌勒玛阶层实际上一直是国家的支柱，而苏菲教团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紧密联系下层人民而又反政府的。这种状况导致凯末尔主义者对这两种伊斯兰教势力采取了不同政策。
就这样，凯末尔改革造就了土耳其国内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方面，世俗民族主义在精英阶层取得了全面胜利，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的百姓依然我行我素。凯末尔的政治与社会改革也主要是在大城市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效果。由于这些城市精英掌握着军队、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和教育机构，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这就使土耳其看起来是一个全面世俗化的国家了。
实际上，伊斯兰教的价值观还牢牢控制着土耳其人民的心灵。广大农民并没有感受到凯末尔改革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种双重文化实际上标志着统治阶层与下层民众在文化上的断裂。以后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农村社会变化过程的加速和深化，凯末尔主义才深入到农村。
凯末尔主义者是在伊斯兰主义和保守的西化主义者的反对下废除哈里发制的。凯末尔改革切断了土耳其与过去的传统以及与穆斯林世界的历史联系，同时，伊斯兰教仍然是广大土耳其人民信仰的宗教。当土耳其变成一个世俗化的共和国后。将土耳其国内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伊斯兰纽带解开了。1925年1—3月库尔德人的叛乱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说明，叛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叛乱的发动却完全是在伊斯兰教的口号下进行的，纳克什班底教团在叛乱的组织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参加叛乱的农民以焚烧地约和债券表现出了他们的世俗目的，但他们确实响应了叛乱头目的宗教宣传。托钵僧首领宣布他们的起义是一种圣战，战死的人可以直接进入天堂。
凯末尔主义者认识到库尔德叛乱中以及在普通人民的生活中宗教的重要作用。1925年底政府开始取消苏菲教团并关闭他们的道堂，这迫使谢伊赫和他们的支持者转入地下。“加强治安法”给予政府镇压反对派的绝对权威。惟一的反对党进步共和党被取消，所有反对派受到了新建立的独立法庭的审判。从此以后二十年里，土耳其政治中没有出现过政府与反对派的激烈斗争，政治上的抗议只能以伊斯兰教的形式来表达。共和人民党曾试图通过建立温和的反对派来缓解这种政治紧张。1930年8月凯末尔的挚友奥克亚尔建立了自由共和党。最后，各种反对政府的势力都集聚到了这个新党的周围，并攻击政府的改革和世俗化政策。凯末尔感到吃惊并于11月17日解散了这个党。一个月后就发生震惊世俗主义统治集团的库比拉事件。
当时，托钵僧麦哈迈德率领一群参加晨礼的群众离开清真寺聚集到伊兹密尔附近麦尼蒙镇的一个广场上，高呼恢复沙里阿和哈里发制。麦哈迈德是纳克希班底教团的成员，自称自己是马赫迪。当地的后备役军官、小学教师哈桑·库比拉等人被派去镇压和逮捕示威者，结果被麦哈迈德抓住割下了头颅，悬挂在一个绿旗的旗杆上示众。两名干预这件事的旁观者也遭杀害。这次事件对政府震动很大，后来的调查表明，类似这样的暴乱事件在西部土耳其还发生过十八次。仍使用伊斯兰头衔“加齐”的凯末尔在给军队领导人的信中写道，麦尼蒙的一些人对反动派的暴行进行鼓励，这对所有的共和主义者和爱国者来说是一次耻辱性的事件。亚库希·卡德里是当时的政府发言人，他的一段话反映了这次事件在统治上层引起愤怒与绝望：
“它意味着那里的气候与环境。道德的气候与环境是不利于革命的、共和的和爱国的土耳其青年，它是一种托钵僧麦哈迈德和被我们描写为‘叛乱者’、‘野蛮人’、‘贼’和‘反动派’的纳克什班底教团的支持者的气候。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人就不会有20分钟的时间来完成他的行动……”
“麦哈迈德只是一种象征、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