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儿”往往总是有一种生理上和精神上的软弱，他常常想“展示自己的意志能力”来克服这种软弱，可是他所用的方法却往往是粗卑的，残酷不仁的。希姆莱便显然是这种妈妈儿。对他来说，控制与残忍，变成了力量的替代物；然而他这种努力却注定要失败，因为没有一个弱者能够靠残忍的行为而变成强者；他只是用控制别人来暂时掩藏自己的软弱，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他是强者。
希姆莱是一个典型的“妈妈儿”，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这样说。17岁时，他离开了父母，接受军事训练，第一个月的时候他写了23封信回家，虽然他收到10封或12封回信，却一直抱怨家人写给他的信不够。1月24日给家里的信，开始的几句是他典型用法：“亲爱的妈咪，非常感谢你亲爱的来信。我终于接到了你宝贵的几个字。”两天以后，在接到家中另一封信以后，他又用同样口吻说“我已经苦等了这么久。”3天之内接到两封信，却仍然不能不让他在29日感伤道：“今天我又没有接到你们一个字。”
他早期的信件一面请求回信，一面不断抱怨他的生活状况：他的营房光秃秃的，冷，臭虫扰得他难过；食物少，不合胃口，他请求寄食物包裹给他，寄钱给他，让他可以在军营的饭店里吃饭，或到镇里的啤酒馆吃东西。细小的不如意——如在浴室里不意间拿错了衣服等等——都被他当做悲剧，详详细细向家人诉说。他这些抱怨与感伤，部分是向希姆莱夫人倾诉的。希姆莱夫人则陆续寄来汇票，包裹里装着食物，被褥，杀虫药，洗干净的衣服。显然，跟这些物质供应一同从朗德修特来的，还有许多的劝告与挂念。受到这些劝告的冲激，亨利克感觉到自己必须像一个勇敢的军人样子，有时候便不发抱怨。可是他的口吻却总是要等到实际接到了包裹之后才改变，而且从来维持不久。在食物方面他一点也不会不好意思，信里面常常充满赞美他母亲的烹饪的话（“我受训回来吃到苹果饼干，好极了”），并请求再寄苹果和甜饼之类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写信的次数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多——但一个星期仍旧不下于3封——可是仍旧像以前一样坚持家里给他回信。有时候因为他母亲写信的次数不如他的愿，他便不高兴。1917年3月23日，他起首写道：“亲爱的母亲，非常感谢你的好消息（不详）。你不写信来，实在是你的小气。”这种要跟父母——尤其是母亲——分享一切的需求，在他做实习生（一种需做实际农场工作的农业学生）的时候还是一样。19岁的那一年，尽管他老是说他忙得没时间写信，头3个星期半他还是至少寄了8封信和明信片回家。当他得了副伤寒的时候，他母亲急得几乎发疯；复原以后，他花了许多时间，把他身体的情况全部详细报告给他母亲——他的体温、他的排便、他的痛楚等等。同时他又聪明得很，不让人家以为他是个哭闹的婴儿，在信里不时插言，他现在很好，责备她母亲不该那么挂念。有时候他甚至会在开头的时候写3、4件一般的事情，然后说：“亲爱的母亲，我可以看出来，你现在已经很急着要知道我的情况了。”这可能是真的，但这句话却是一个例子，说明希姆莱终生运用的一个方法——把他自己的欲望与恐惧投射出去，以为他人是这样。
我们已经对希姆莱的青年时代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这是一个强迫性的讲求秩序的、有忧虑症的、投机的、自恋的年轻人，他觉得自己像个婴儿，渴望着母亲的保护，同时又想追随和模仿一个父亲的偶像。
希姆莱的依赖性固然有一部分是由于他母亲的溺爱，但他在生理上与精神上也确实有弱点，这些弱点助长了他的依赖性。生理上，希姆莱一向就不强壮，3岁就开始生病。那时他感染一种严重的呼吸器官病，生病的位置在肺部，有些儿童因这种病致死。他的父母恐慌至极，把给他接生的医生远道从慕尼黑找到马索来给他诊治。为了让这个孩子得到最佳的照顾，希姆莱夫人带他到一个气候比较好的地方，而父亲则在工作有空闲的时候来看他。1904年，为了这个孩子的健康，全家搬回慕尼黑。值得注意的是父亲赞成所有这些办法，而这些办法对他来说是既花钱又不方便，可是他显然未做抗议。
15岁的时候，他得了胃病，延续终身。从他整个的病况看来，似乎有很重的心理病因。虽然他愤怒的认为胃病是他体弱的结果，这个病却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一直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也让他身边的人不断地听他的抱怨，为他忙得天昏地暗。
希姆莱的另一种病是心脏病，这到底是真病还是自以为有的病就不知道，他认为这个病是1919年在农场工作时得的。为他治疗副伤寒的那位慕尼黑医生，这次认为他得的是心脏扩大，原因是在军职中过度操劳。史密斯注言道，那个时候医生们常常把心脏不适诊断为心脏扩大，并且归罪于战争的劳累，可是史氏说现在的医生们却认为这种诊断大有问题。从现在的医学观点看来，希姆莱的心脏没有毛病，除了营养不足和副伤寒所产生的问题外，“他可能是相当健康的。”
不论是否正确，这个诊断必然加强了希姆莱的忧虑症倾向，也加强了他同他父母的缔结，使他们一直担心他，关怀他。
但希姆莱身体上的病症不只肺部、胃部和心脏。他有一种软叭叭的、薄弱的表情，体态拙笨可笑。比如说，当他能够骑上一部脚踏车，能够陪着他哥哥吉哈德到郊外时，“亨利克总是容易从他的机器上跌下来，撕破衣服，或遭遇到其他倒霉的事”。在学校里他也常常表现出身体上的笨拙，而且可能往往很让他感到羞辱。
浩尔加顿，是希姆莱的小学同学，后来成为杰出的历史家，他把希姆莱在学校的情况为我们整理了一份很好的材料。在自传里，浩尔加顿说，当他听到希姆莱位居权要的时候，他几乎没办法想像那就是他的那个同班同学希姆莱。
浩尔加顿形容希姆莱，说他是一个脸色非常乳白的、胖胖的孩子，那时候就已经戴上眼镜，常带着“一种半尴尬的，半恶意的笑容”。每个老师都很喜欢他，每一学年他都是模范生，每一门主科他都拿最好的成绩。在班级里他被认为虚荣心过重。他只有一个科目不及格，那就是体育。浩尔加顿详细描写，由于连相当简单的运动都不能做，希姆莱感到何等羞辱，不但受老师讥笑，而且受同学讥笑，这些同学们看到这个野心勃勃的人处在不如人的地位时，大家都很高兴。
希姆莱虽然讲求秩序，循规蹈矩，却缺乏格律与创造力。他是一个空谈家，他也知道这个毛病，为这件事责备自己，想要克服它。最重要的是他几乎完全缺乏意志力，因此，他赞美坚强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认为是理想的美德，这是意料中事，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获得这些美德。他补偿的方法是压迫他人。
1919年12月27日的一则日记，表明他自己知道自己缺乏意志力量，知道自己易于臣服：“天主会让一切得到好的终结，但我不会臣服于命运，除非是我的意志愿意这样，我要尽可能地掌握命运之舵。”这段话真是转弯抹角得很，而且矛盾。开头的地方承认天主的意志（那时他还是一个规矩的天主教徒）；接着他确定自己“不会臣服”，但又说“除非是我的意志愿意”——等于说，他会臣服，但要依他的意志。如此他解决了一个冲突：他实际上臣服，而在理想上他又有一个坚强的意志；然后他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之舵——这是一句“独立宣言”，可惜的是加上了一句“尽我可能”。希姆莱跟希特勒很不一样，他一直是一个软蛋，而且知道自己如此。他的一生就是一场对自己的软弱的挣扎，他想变得坚强。希姆莱很像一个想停止手淫而无法停止的青年；他觉得罪过，觉得软弱，为自己的软弱而控诉自己，一直想改变却一直不能成功。但他的环境与他的聪明使他获得了这样一个有权势的地位，可以控制他人，使他以为他已经变成“强者”了。
希姆莱不但感觉到生理上的软弱与拙笨，他同时有社会自卑感。中学老师是君主体制中最低的阶层，对于所有高于他们的阶级都怀着敬畏。这种社会阶级感在希姆莱一家更为尖锐，因为他的父亲曾经短时期做过巴伐利亚亨利克王子的私人教师，后来也能够保持着一些私人关系，以致能够请求王子做他第二个儿子的教父，因此获得了亨利克这个教名。由于王子的恩宠，希姆莱一家达到了他们的野心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不幸的是王子在第一次大战阵亡，阻断了希姆莱一家后来的幸进。对年青的希姆莱来说，我们可以料想，这个打击更是沉重，因为他那么渴望掩藏他的没有价值感，而贵族的地位对他来说是社会的天堂，是他永远渴望，现在却永远被阻断不能走上去的地方。
然而希姆莱的野心却得到了看似不可能得到的满足。他原来只是一个有社会自卑感的年青人，羡慕嫉妒贵族分子，可是他却变成了禁卫军的头目，这意谓他是德国的新贵。在他头上再没有亨利克王子，再没有伯爵、男爵、世家等等。他位居德国元首禁卫军的头目，部下众多，已是一个新的贵族了；至少在他妄想中是如此。浩尔加顿指出老贵族和禁卫军之间的关系：在慕尼黑他们念小学的时候，有一群贵族子弟，也到他们学校来受教育。浩尔加顿回忆到，这些贵族子弟的制服和后来的禁卫军制服十分相像，只不过他们的是深蓝色，而禁卫军是黑色。他认为禁卫军的制服是模仿那些贵族子弟的，这种想法相当可信。
希姆莱常常宣扬要有勇气，要为团体牺牲自己。可是衡诸他的历史，这显然是空言。1917年他希望从军去前线。那个时候，他和他哥哥及许多与高层社会阶级有关的年青人一样，都想进入军官团受训，以便将来可以做一个尉级军官。这种训练有两个好处，表面上的一个是可以升到军官阶级，以后可以做职业军人，暗地里却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受训的时期比一般自愿军要长，不必那么快就被送上前线。他们受训约需8个月到9个月，一般士兵在战时则很快就送上前线。
希姆莱的哥哥吉哈德已经在1916年进入军官训练团，后来被送上前线。哥哥上前线，加上眼看着年青人被送上前线的越来越多，他们家里非常恐慌；亨利克·希姆莱请求他父母让他辍学，去受军官训练。希姆莱的父母尽了所能，动用了一切社会关系来实现儿子的愿望。亨利克王子的遗孀为他写了推荐信，可是他想要加入的军官训练团都已经人满，因此拒绝了他。他的父亲用按部就班的老办法，把每个军官训练团的主管名字打听出来之后，为他写了23封信向训练团申请，信中把可能与主管有关的重要人物都写了上去。尽管做了这么大的努力，所得到的却仍旧只是拒绝。可是希姆莱老师仍旧不服输。第5天以后，他发出第24封申请信到第十一步兵团，这是他还没有试过的地方。当他父亲为他的申请入团而战的时候，亨利克有时丧失了希望，显然相信他会像一般士兵那样被送上前线。利用他父亲的关系，他申请参加兰舒特城的服务队，这是战时尚未被征召的人服务的单位，他离开学校，加入了这个服务单位，显然存着希望，可以因此暂缓征召；但是当巴伐利亚教育部发布一道特别命令，显示出他没有被征召的危险时，他重又回到学校。不久，出乎他和他父亲的意料，第24封申请信竟有了结果，他受命在几天之内向黎金斯堡的第十一步兵团报到。
第一个星期结束时，他听到谣传，说他可能不会留下来接受军官训练，而要用船立即运到前线去。“这个谣传使他陷入深渊，一切战斗的热忱都被荡尽。”希姆莱向他父母解释道，他非常失望，只因为他不能成为军官，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要他父母，请他二表兄帮忙，这个表兄正好在十一步兵团做尉级军官。他的父母简直像他自己一样恐慌，而一直到一个月以后，曹尔少尉——他的表兄——还在竭力安慰他，告诉他，他不会被送到前线去，要他安下心来，接受训练课目。
当他的恐惧和缓了之后，他就做出自信的样子来。他敢吸烟，批评政治局势，说鲁登道夫的辞职“不合我的心意”。1918年，从年初到10月初，他都在接受训练，并等待发赴前线。这一次他似乎很渴望去前线，致力赢取军官们的赏识，要他们答应，如果只派一个人去前线，就派他去，而不要派他的朋友契斯勒去——这个人也很想去前线。可是他这次的努力没有如愿，因此他继续社交拜访，并且往来于戏院之中。
几个月以前他还那么怕去前线，现在却热衷要去，是为什么？这是关键问题。答案可能有几种。他的哥哥吉哈德在战场里已经升为正式军官了，这一定使他非常妒嫉，很渴望表示自己也是一个英雄。也可能他同契斯勒的竞争变成了一种激素，为了想赢得这场竞争，使他忘了发赴前线的焦虑。但我却认为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亨利克争取去前线的时候，他写道：“我看出政治处境非常黑暗，完全黑暗……即使要发生革命，我也决不放弃我的决定，而革命的可能性并不是出乎意料的。”希姆莱机智得很，看得出1918年10月，德国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已经败了——事实上这几乎是每个人都看得出来的。在这个时候要求送往前方，是十分安全的，这时革命已经在德国暗涛伏流，3个星期以后就全面爆发。事实上，反政府的态势与革命的情势，使军事当局不肯再送年青人到前线去。
希姆莱的职业生活也显示出他缺乏意志与决心。他决心去学农是事出突然，到现在我们仍然不完全明了它的动机。由于他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他的家人一定会期望他从事他父亲那样的职业。最可能的原因是他不相信自己能够做更进一步的、严密的智力工作，而研究农业则似乎是一条到达学术阶级的途径。我们不可忘记，他是先想当军官，在这方面得不到许可，失望之余才去学农。他的农业职业由于心脏病而中断，可是这并没有中止他从事农业的念头。为了从农，他做的准备之一是学俄语，因为他想移民到东欧，当一个农人。他似乎也想像着，“志愿军”会征服东欧某些土地，让他有一席安身之处。他写道：“目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工作。我工作因为那是我的义务，因为在工作中我得到安宁，也为了我德国生活的伴侣；有一天，我要同这伴侣到东欧去生活，远离了我亲爱的德国，终生在异域奋斗，在异域做一个德国人。”
一个月以后：“今天，我跟我所有的人都断了联系，只依靠自己。如果我找不到一个性格相投的女孩，我将独自去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