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生存状态是“和谐的”；但人的自觉、理性与想像力破坏了这种和谐。这些东西的量现，使人成为宇宙间的畸形、怪物。他是自然的一部分，受制于自然界的物理法则，而没有力量去改变它们，然而他又超越了自然。他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却又被分割在一旁；无家可归，可是又被束缚在这一切生物共同的家中。在偶然的时间、地点，他被抛入世界，又要在偶然间，违背着他的意志，从世界上把他赶出去。由于他察觉到自己，他发现自己的无能，和自己生存的限界：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灵赶走，即使他想这样做也做不到；再者，只要他活着，他就没办法把自己的肉体赶走——而他的肉体却使他想要活着。
人没有办法以重复他的种族的生活方式而活下去；他自己必须活。人是动物中惟一在自然界感觉到不自在的，他会觉得自己是从乐园里被逐出来的，他是动物中惟一觉得生存竟是一个问题的；这个问题他必须解决，想逃都逃不掉。人类尚未成为人类的时候，跟自然界是和谐的，但现在他却无法回到那和谐状态，而如果他向前走，却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方。人的存在的矛盾造成了不断的不平衡状态。这使他跟动物不同；其他一切动物似乎都生活在与自然的和谐中。当然，这并不是说动物一定过得很和平、快乐，而是说，他们各有其生态学上适当的位置，在进化的历程中，它们生理上与心智上的种种资质都已经与这个位置取得了协调；它们已经适应了。人，如果由于社会文化的协助，找到一条多少有些适当的途径来应付他的存在问题，他存在上的不平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不平衡——便可以稳定一些；这当然是相对性的稳定。但这种相对性的稳定并不意味着他生存的处境就消失了；它只是潜伏了而已，只要相对的稳定状态消失，马上就会重新出现。
确实，在人的自我创造历程中，这种相对的稳定状态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人在他的历史中，改变他的环境，而在改变环境的历程中，也改变自己。他的知识扩充了，但他同时却又更知道自己的无知；他体会到自己是一个个人，而不仅是他部族中的一分子；而因此，他的隔离感和孤独感也跟着增加。他创造了越来越大的、越来越有效率的社会单元，由有权力的领袖来领导，可是又被这自由吓住了，他害怕这自由。他的物质生产力增加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变得贪婪、自私，变成了他所创造的东西的奴隶。
每一个新的不平衡状态，都强迫他去寻求新的平衡状态。事实上，我们常常以为人具有内在的追求进步的力量，然而他往往只是在找寻新的平衡，而如果可能，找寻更好一些的平衡。
一次次新的平衡并不是说都在沿着改善的直线前进。在历史中，新的历程往往导致退步。许许多多次，当他被逼着要去找寻新的解答时，他走人了死巷，于是他不得不从这死巷脱身；而到现在为止，他竟然每次都能脱身出来，不得不说是让人惊奇的事。
从这些说明，我们看出应该怎么样给人的本性或本质下定义。我认为不能用某种特别的资质来给人的本性下定义，我们不能说它是爱，恨，理性，善或恶。只能从人类存在所特有的基本矛盾来给人性下定义，这基本矛盾是由于本能的丧失与自觉的获得而产生的，它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分裂现象。人的存在、冲突产生了一切人共有的某些心理需要。他被逼着要克服由隔离、无能与失落所产生的忧惧，去寻求新的方式使自己与世界相关，让自己感到自在。我把这种需要叫做存在的需要，因为它们的根源是人类的存在状况。它们是人人与共的，而且必须求得满足，否则就会疯狂，正像官能驱使力必须得到满足，否则人就没办法活下去。但这些需要不止一种，而每一种都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办法来满足，这些办法是依个人的社会条件（状况）而变化的。这种种不同的办法表现出来，即是种种不同的热情（激情），诸如爱、关切、对正义、独立与真理的追求，恨，虐待症，被虐待症，破坏性与自恋。我把这些叫做性格根源的热情（激情），因为它们的根是在人的性格里面的。
“性格”这个概念以后还要详细讨论，现在只这样说就够了：性格是由一切非本能的欲求所组成的相当持久的体系，借着它，人同人类世界及自然世界相关连。可以说，人类丧失了他的动物本能，却用性格来替代它们；性格是人类的第二天性。一切人所共有的是官能驱使力（尽管由个人的经历不同，而有很大的修改）以及他们的存在需要。所不同的则是他们各自的性格中以什么热情为主干，也就是说，他们以什么样的性格根源的热情为主干。性格的不同，主要是由社会条件（状况）的不同使然；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性格根源的热情是一种历史性的范畴，而本能则是自然的范畴。然而前者也并不是纯粹的历史性范畴，因为它是种种不同的历史环境对人类生存而具有的存在状态所产生冲激的结果。
现在讨论人的种种存在，需要和性格根源的种种热情相结合，而这些热情就是这些存在需要的答案。在开始讨论之前，让我们先回头看看，对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先提出问题。史前时期开始的时候，人类心灵是什么样子？我曾提议要把它“重建”。这个办法会遭到很明显的反对，因为它是一种理论上的重建，是没有证据为凭的——或者说，似乎有证据。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没有证据，只不过由这些证据所达成的假说，有待将来更多的证据来考验。
证据主要是人类考古学上的一些发现，这些发现告诉我们，人类远自五十万年以前（北京人）可能就有了崇拜仪式，这表示说，他所关怀的已经不仅是物质需要的满足。史前的宗教与艺术的历史，是我们研究原始人心灵的主要资料。这些资料非常繁多，而且到现在还争论未定，显然我不能在这里把它做适当的讨论。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关于原始宗教与仪式，不论是现在已发现的资料，还是将来可能发现的资料，我们都必须有一把钥匙来开启它们，否则就没办法了解它们的意义。而我相信，这把钥匙正是我们自己的心灵。我所说的并不是我们有意识的思想，而是埋藏在我们无意识中的思想与情感范畴，这些虽是无意识的，却是一切文化中的一切人类所共具有的经验核心；它就是我所想称为的“初始人性体验”。这种初始的人性体验，是从人们存在处境中生长出来的。因此，是一切人共有的，我们用不着说它是从遗传而来。
当然，扑面而来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把钥匙，能不能超越我们通常的心灵架构，而把我们置身于“本来人”的心中。戏剧、诗歌、艺术、神话，做的便是这个事情，但心理学——除了心理分析学之外——却没有做到这一步。不同的心理分析学派曾用不同的方法这样去做；弗洛伊德的“本来人”，是父权男性社会中的一分子，这个社会由“父亲——暴君”所统治，而儿子则反叛他；“父亲——暴君”在儿子心中内在化以后，便是超自我与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弗洛伊德的目的是想帮助现在的病人，去发现自己的潜意识，他的方法是让病人分享到一种经验——那种经验，弗洛伊德认为是人类最早的祖先所具有的经验。
这一个“本来人”的模式虽然是虚构的，而“恋母情结”因此也不是人类最深层的经验，但弗洛伊德的假说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所有时期中所有文化中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基本的经验，是和他们共同的祖先相同的。人道主义者相信一切人都有共同的人性核心，弗洛伊德则为这个信念增添了一个历史上的论据。
荣格做过同样的努力，他与弗洛伊德的方法不同，在许多方面也较弗氏要细密得多。他对于神话、仪式与宗教特别有兴趣。他很聪明的用神话当钥匙，来了解人的潜意识，因此在沟通神话学与心理学的工作上，比他的前辈做绳更有系统，更广泛。
在这里我要提议的是把我们的潜意识用来当钥匙，去了解史前的人类。这需要具有心理分析学上所谓的自知：我们有一种抗阻作用，不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潜意识。自知，就是要把大部分抗阻作用移除，使我们能够从有意识的心灵透人核心的深处。
假若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跟我们生活在同一种社会文化中的人，也可以了解完全不同文化中的人，甚至可以了解疯子。我们也可以领会本来的人必然会体验到的事物，他的存在需要是什么，人会用什么方法回应这些需要。
原始艺术，直至三千年前的洞窟壁画，以及像非洲或希腊或中世纪的艺术，它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我们现在虽然完全不同，我们却认为我们理所当然了解它们。我们现在梦中所见的象征与神话，实在是数千年前人们在醒着时所思所感的。这些，在有意识的知觉层面上虽然有很大的差别，在实质上岂不是一切人类共同的语言？
对人类的进化，现代思想界可说是只注重人的身体方面的发展和他的物质文明，把骷髅和工具当做主要的证据；从这一点看来，也无怪很少有人对早期人类的心灵感兴趣。然而我在这里提出的看法，却与好些杰出的学者相同，他们的哲学观点跟大部分人不一样。我所说的特别是跟我的看法十分相近的一两位，即是，古生物学家勃古尼奥斯，动物学家与遗传学家杜布金斯基。
勃古尼奥斯写道：
在解剖学上与生理学上，他（人）的种种特征都属于灵长类，因此我们很有道理认为他是一个灵长类动物，可是他在生物学上却形成了独特的一群，有他特有的原创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人觉得自己同自己的环境被强行分开，他孤独地处在世界上，这个世界的尺度与法则他一无所知；因此，每种生存所必需的事物他都得去学习，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充满艰辛的努力和失败。他周围的动物，来而复去，永不疲惫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猎取食物，采集食物，寻找水源，后退或逃跑，以保卫自己，逃避无数的敌人；对它们来说，休息与活动的时间是以不变的节奏持续进行的，由它们觅食与睡眠，生殖与自卫的需要所控制。人却跟自己的环境分裂了；他觉得孤独，被遗弃，除了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之外，什么都不知道……因此，他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存在的焦虑，这甚至把他逼到绝望的边缘。
杜布金斯基也表示相似的看法：
自知与预知带给人自由与责任，然而这份礼物却是可怕的。人觉得可以自由的去执行他的某些计划，而把另外一些事情搁置不管。他觉得自己是自己与世界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他为此喜悦。但这个喜悦却掺杂着责任感。人知道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已知道了善与恶。这却是可怕的沉重负担。没有任何动物有这般沉重的负荷。在人的灵魂里有悲剧性的不协调。在人的缺陷中，这一负荷的痛苦，远超过生育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