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比起追随他的人来，却要实事求是得多。在他给爱因斯坦的信“为什么战争”中，他并没有认为战争的原因是人类的破坏性；他认为战争是由团体与团体间事实上的冲突所引起；由于国与国间没有强制性的法律可以和平的解决冲突，便只得用武力来解决，他认为这便是战争的起因。他认为人类的破坏性只是一个补助因素，使得政府一旦决定战争，国民易于从战。
凡是对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把战争的原因归于人类的破坏天性，是一种谬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我们现代的政治家，他们筹划战争都是由于十分实际的原因，尽管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他们却还是前思后想，所想的都是实际的原因。他们发动战争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可耕地、财富、奴隶、原料、市场、领土的扩充与防卫。在特殊的情况下，战争的起因里可能会有复仇的愿望，在小部落战争里也可能有破坏性的激情，但这不是战争的常例。认为战争是人类的侵犯性使然，不但所见非实，而且有害。这种看法使人没有把注意力落到真正的原因上，因此也就削减了人对消除战争所应当做的努力。
人类具有战争倾向，这种说法不但和历史的记录不合，最重要的是和原始人的战争历史不合。我们已经说过，原始人是最不好战的，而他们的战斗，也比较没有破坏性和嗜血的倾向。我们也曾说过，随着文明的进步，战争越来越多，而嗜血的倾向越来越强。如果战争是由天生的破坏性使然，情况应该正好相反才对。18、19跟20世纪的人道倾向促成了种种国际条约，减低战争中的破坏与残忍行为；这些条约，一般说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还算受到各方的尊重。从这一个进步的远景看来，似乎文明人比原始人的侵犯性较小，而目前还在进行的种种战争，则被人认为是由于侵犯本能太顽强，认为是这种顽强的本能肯接受文明的恩泽。但事实上，文明人把他的破坏性投射到人的本性中，以为这破坏性是人的本性，结果把人类的历史认为就是生物史，把文明史认为是人性史了。
在这里并不可能分析战争的种种起因，因此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推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是双方政治、军事与工业领袖的经济兴趣与野心，而不是参战诸国的侵犯性在水坝后面堆得太高，想找发泄。战争的那些动机是大家现在都晓得了的，用不着在这里详细介绍。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中，德国的目标就是在得到西欧与中欧的经济霸权，并想获得东欧的领土。西方盟国的动机也是一样。法国想要阿尔萨斯一洛林；俄国想要达旦尼尔海峡；英国想要德国的某些殖民地；意大利则至少想取得一些战利品。这些目的有的是在秘密条约里明白写出来的；如果不是这些目标，两方好几年前就可以达成和平，两方各自数百万人的生命也不致于就这样牺牲。
双方都说自己是在自卫，是为自由而战。德国人说他们被包围了，他们受着威胁；再者，他们同沙皇作战便是为自由而战；德国的敌人则说德国杨克军事侵犯主义在威胁他们，同德国皇帝作战就是为自由而战。若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罪于法、德、英、俄诸国人民要发泄侵犯性，是妄言，只能误导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不出是什么人、什么社会条件该为历史上这最大一次屠杀负责。
至于对战争的热切，我们必须作个分别，战争开始期间的热切和后来继续打下去的动机是不同的。就德国人来说，必须分为两种。国家主义分子在1914年以前好久，就叫嚣要从事征服战。这些人主要是一些高级中学的老师，少数的大学教授，新闻记者，政客，而支持这些人的则是德国的海军领袖，和某些重工业领袖。这些人的心理动机可以说混合了团体自恋、手段侵犯，并在国家主义运动中谋职得权的愿望。大部分德国人民则只有在战争开始前后短时间内对战争热切。我们发现在这个时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反应；比如说，知识分子和学生比工人阶级热切得多。（战后出版的德国外交部资料告诉我们，当时的德国政治领袖，白斯曼一一浩尔维格总理，知道要获得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里最强的党——的同意是不可能的，他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先向俄国宣战，使工人以为是在为反独裁而战、为自由而战，以此来获得同意。）在战争开始的前后几日，政府和报纸杂志一致用有计划的暗示来影响德国人民，使他们相信德国遭到了屈辱与攻击，因此激起他们的防卫侵犯心理。就以国民的整体来说，他们的动机并不是强烈的手段侵犯，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强烈的冲动想去征服外国的领土，这可以从政府的宣传上看出来：就是到了战争已经开始的时候，德国政府仍旧否认有任何征服的意图，到了后来，当军事将领们掌握了外交政策时，虽然承认有征服的意图，但他们解释说，那是为了日耳曼帝国未来的安全；然而不管用什么说词，战争爆发后不几个月，人民开始时的热切便消失下去，永不复返。
最显著的例子是当希特勒开始攻打波兰，因而也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民的参战热情却仍旧是零。尽管受了好几年繁重的军事灌输，人民却明明白白的显示，他们并不想打这场战争。
德国人民尽管确实不要打这场仗，他们却未加抗拒而走入了战场，并且勇敢的打到最后。
心理学上的问题就出在这里：问题不在什么原因引起战争，而在究竟是什么心理因素使战争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因素都与这个问题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旦开始，德国士兵就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战败，整个国家就会遭到可怕的灾难。从个人方面来说则觉得自己是为自己的生命而战，这是杀人与被杀的事。但即使这个生死的威胁仍旧遏止不了大规模的兵变；在俄国与德国，这种兵变终致造成1917年和1918年的革命。1917年，法国的军队里几乎没有不兵变的，法国将领封锁军队的消息，使一个单位不知道另一个单位的事情，再加上整批的屠杀和日渐改善士兵的生活，才把兵变压制下来。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权威的尊敬与畏惧，这是一种很深入的情感。传统上一向灌输军人，叫他们相信服从领袖是一种道德的和宗教的义务，为了服从命令，他应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结果士兵们在战壕里挨过了三四年可怕的日子，才慢慢看出来他们是被他们的领袖利用了，领袖们的战争目标跟所谓的保国卫民根本没关系，因此他们再也不要服从——至少有相当部分的士兵和在家的国民是如此。
还有另一个情感因素促成了战争，可是它也跟侵犯性没有关系。这个情感因素是相当微妙的。战争是一件叫人兴奋的事，固然它会叫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并且要经受肉体上的许多痛苦，但它仍旧是兴奋刺激的东西。如果我们考虑到一般人的生活是多么无聊，我们就不会惊奇于他们想投入战争了。投入战争，为的是结束那种无聊的、厌烦的、僵化的生活，去从事冒险——而事实上，对一般人来说，战争是他一生中所能盼望的惟一冒险机会。
在某种范围内来说，战争把一切价值都翻转了。某些深藏在人心中的人性冲动，如博爱与团结，只有在战争时期才有表白的机会；承平时期的现代人，所奉行的是自私自利原则与竞争原则，因此把博爱与团结的心阻断了，不让它生长。战争却鼓励它们。在战争中，社会阶级的差别即使没有消除，也减低了许多。在战争时期，人又人了，不管社会地位有没有赋予他特权，他现在都有机会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有作为的人，统御着承平时期社会生活的，是不公正、不平等的与厌倦，而战争则是对这些东西的直接反叛；当一个军人为自己的生命同敌人作战时，他用不着再为他自己那个小生活圈子的衣、食、住、行、医药等等而奋斗，因为战争时期，社会制度已经出乎常轨的社会主义化了，他原先的那些需要，都可以由这越常的社会制度来供应。战争有这么一种积极的特点，对我们的文明实在是一个可悲的注脚。承平时期如果我们的文化生活能够提供像战时一样的冒险性、团结、平等与理想，我们可以断言，要人民去战争，便非常困难。战争时期政府的课题是怎样运用这种对例常价值的反叛，使它来供战争的役使，同时又要阻止平等博爱的精神变成对政府的一种威胁；因此它更是紧紧的要求守规律，要求服从领袖，把领袖说成是不自私的、智慧的、勇敢的人，他们保护人民，使人民不致毁灭。
总之，近代的主要战争以及古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事，不是起于被水坝挡住的侵犯性，而是起于军事与政治领袖们的手段侵犯。原始社会的战争到较高的社会战争，其间的不同，给我们这个说法做了证明，就是说，文明越原始，战争越少。战争的密度与强度也是一样，是依科技文明的发展而上升。国家越是有力，政府越是有权，战争就越多越烈，连长期的尊长都没有的最低等原始社会中，战争越少越弱。
有些人坚持人类的天生侵犯性是战争的起因，他们认为现代的战争是正常现象，是由于人类“破坏性的”天性使然。他们想从动物行为资料和人类史前祖先的资料中求取证据。结果为了符合他们的目的，不得不把这些资料歪曲。他们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一个深信不疑的信心：现代的文明一定比没有科技的时代更优越。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文明人遭受到这么多的战争与破坏，原始人岂不更糟？他们在“进步”的发展上，比我们差得太多。破坏性的心理与行为不可能归罪于我们的文明，因此必定是由我们的本能使然。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防卫侵犯是在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反应，它是种族发生史上演化出来的，因此，像别的本能倾向一样，要想改变它生物学上的根基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想办法控制它，修改它。但要减低防卫侵犯，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减少那些在事实上激发它的因素。要提供一个社会改变的大纲，显然是不容易的，我只简约的讲几个要点。
当然，最主要的条件是，没有一个团体或个人遭受威胁。这必须有物质的基础，可以使一切人都过着尊严的人性生活，使得团体控制团体根本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没有人会被这种事所吸引。如果有跟现在不同的生产、拥有与消费制度，在不久的将来，这是能够实现的；但这并不是说它就会实现，或者容易实现。事实上它是这么困难，以致许多怀着好意的人却什么都不肯做，他们只希望用歌颂进步来改变人类的临头大难。
建立社会制度，供应一切人生活所需，意思是统治阶级必须消失。人不再生活在“动物园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要恢复充分的自由，而一切的剥削控制都必须消失。人类一定要领袖以行控制——这是一种神话。没有阶级组织，而却功能良好的社会多的是，这些社会便证明了那神话的欺人。当然，要想使人类走出动物园，必须政治与社会的彻底改变，而这些改变会使人类的一切关系都发生变化，其中包括家庭的结构，教育与宗教的结构，以及在工作与休闲时间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防卫侵犯不仅是对其真实的威胁的反应，也是对自以为真实的威胁的反应。如果社会的结构做了基本的改变，就没有人能够对人民施行集体示意，集体洗脑，让他们把没有的事当做真实的威胁。而众人之所以能够接受示意，是因为他们个人没有能力，他们对领袖有敬畏心。如果社会与政治方面做了前述的基本改变，人民就不致于无能，对领袖也就不致于那么敬畏，因此，他们便可以发挥出独立思考的能力。
至于团体自恋，如果要使它降低，就必须消除现在大部分人生活中的贫困、单调、无聊与无能。单是改变物质条件还不够，最基本的还是要社会组织的彻底改变，把它从“控制——产业——权力”的取向，改变为生命取向；从占有与囤积，改变为生活与共享。要想做到这一步，每一个人，不管在那一个行业，也不管是工人是雇主，都必须有最高程度的积极参与跟责任感；做一个国民，他对国家也是一样。一定要设计出全新的、非集权化的种种生活与工作方式，同时也要设计出全新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结束社会紊乱。
这些条件都是互依的。它们都是一个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只有六千年来的这个整个社会体系彻底改变，由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来替代时，反应性的侵犯才会减到最低限。如果这件事发生，则佛陀的理想，先知的、耶稣的理想，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理想，就不再仅是乌有之乡，而是合理的与实在的答案，跟人类的基本生物学目标相一致，也就是，向着个人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成长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