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侵犯是生存适应性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现在再简单的重述一遍：在种族进化的过程中，动物的头脑演化出一种配备，当它的生存利益遭受威胁时会产生攻击或逃避的冲动；生存主要是食物，生存空间，幼儿和接近雌性的机会。基本上说，这些冲动的目的是为了解除危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比较常用的方式是逃，如果无法逃走，就用战斗，或者摆出有效的威胁姿态。防卫侵犯的目的不是在破坏，而是在保卫生命。这个目的一旦达到，侵犯行为和侵犯情绪都会跟着消失。
人也是一样，他的头脑由种族进化而发展，在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会攻击或逃走。人的这种反应虽然没有低等哺乳动物那么一成不变，但当他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受到威胁时，他还是会产生防卫侵犯。道德或宗教的信念与训练虽然可以克服这种反应，但在实际生活中，大部分人会直接反应出来。防卫侵犯实是人类的侵犯冲动中最常见的一种。
可以说，人和动物的防卫侵犯神经配备是相同的；不过这句话的意义也有限定的范围。这主要是因为司侵犯反应的神经只是整个头脑的一部分，而人类的头脑却和动物的头脑不相同，因为人类的头脑有大片的新皮层，神经与神经间的连接也比动物复杂得多。
人的防卫侵犯，在神经生理上的基础与动物虽然不同，两者的相同处，却仍旧可以让我们这样说：神经生理上这种相同的配备，使人的防卫侵犯比动物的防卫侵犯，范围上大了许多倍。这是人类的生存处境使然。主要可分三点来叙述：
1．动物只把“明白而当前的”危险当做威胁。当然，动物本能的配备同个体获得的及遗传下来的记忆，往往使它们比人更能够准确的察觉到危险的存在。
但是人类由于具有先见能力及想像力，他的反应往往不仅于当前的或记忆中的危险与威胁，他还会靠着想像力，想像出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与威胁，这也会使他产生反应。比如说，由于自己的部落比邻近的部落富裕，而邻近的这个部落则有很好的战斗训练，他会想到邻近的部落有一天会来攻打自己的部落。如果一个人伤害过自己的邻人，也会想到，有一天，当机会恰当的时候，邻人会向他报复。在政治上，政治家与将军们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预测将来的威胁。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感受到威胁，虽然那威胁不是当前的，他的防卫侵犯机构也会动员；因此，人类的预测能力往往增加了他的侵犯反应的次数。
2．人不止有能力预料真正的危险；还能够被他的领袖说服和洗脑，相信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危险。比如说，大部分现代战争就是这样促成的。领袖们说服人民，让他们相信“敌人”就要攻击他们了，就要毁灭他们了，因此挑起人民的仇恨。但事实上他们的领袖在扯谎。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后，世界上的士兵大部分是由百姓充任，数量很大，不像以前一个国家只有少量的职业军人。一国的领袖要想对百姓明言，为了工业上需要便宜的原料、便宜的劳力和新的市场，叫他们去杀人和被杀，恐怕是办不到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叫他们相信，敌人威胁他们，因此激起他们的侵犯反应。再者，这种无中生有的威胁预言，往往会符合事实，因为发动侵犯的国家由于准备战争，便逼得被侵犯的国家不得不备战，他们既然备战，当然是构成了“威胁”，这样，领袖的谎言便成了“实话”。
用洗脑的方式来激起防卫侵犯，是只有人类才有的事。要想说服人民，要他们相信有人在威胁他们，必须语言做媒介；没有语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者，洗脑必须有社会的结构做基础。比如说，非洲侏儒族的木图人，满足的住在森林里，没有永久性的权威。我们便很难想像他们族里会有人能把不可信的事叫众人相信。如果一个社会里某些人物具有很大的权威——例如巫师或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这种事情就可能发生，因为社会的结构提供了这个基础。大致上来说，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影响力，是以前者对后者的权力而定，或以精心计划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定，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体系会减低一般人的独立思考力和判断力。
人类的存在处境还有第三个特点影响了人的防卫侵犯性，使他的防卫侵犯比动物繁多。人像动物一样，如果生存利益受到威胁，会保卫自己。但人的生存利益却比动物的生存利益广泛得多。人不仅在生理上必须生存，在心理上也必须生存；他必须在心理上保持相当的平衡，否则就会丧失行为能力；对人来说，心理的平衡和生理的平衡是同样重要的，凡是与心理平衡有重要关系的事，都是他的生存利益。最当前的一个问题，人必须有一个定向架构，这是他必须的生存利益。他的行为能力必须以这个架构为指针；分析到最后，他的认同感也是以这个定向架构为基础。如果有人用一些新的观念，对他的定向架构提出质疑，他就会感受到严重的威胁，他会产生反应行为，他会用种种借口使他的反应合理化。他曾说，这些新的观念是根本“不道德的”，“野蛮的”，“发疯的”等等，但事实上是因为“他”自己感受到威胁。
人不仅需要定向架构，而且需要献身的对象是什么——价值，理想，祖先，父亲，母亲，土地，国家，阶级，宗教，还有千百种别的现象——对它们献身的人都觉得它们是神圣的。风俗习惯都会变成神圣的东西，因为它们象征了现存的价值。个人或团体的“神圣”事物遭受攻击的时候，就会像生命受到攻击一样，产生愤怒与侵犯性。
前面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用更广义地说：恐惧会激起侵犯行为或逃走的倾向。一个人还有路可逃，能够救“面子”时，多半会采取逃走的方式，如果被逼入墙角，无路可逃的时候，多半会产生侵犯行为。但有一件事我们不可忽视，就是，逃走反应是以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来决定的。第一，事实的威胁量是多大；第二，被威胁者的生理力量、心理力量与自信力是什么程度。有些事情是会把每个人都吓住的，这是一端；另一端则是每件事都会把某个人吓住，因为他深深感到自己无望、无能，因此总是处在焦虑状态下。因此，恐惧的构成因素有两端，一端是起初的威胁，另一端是人的内在境况。
恐惧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点和痛苦一样，因此，人会想尽办法驱除它。驱除恐惧与焦虑，有许多办法，诸如服用药品，性欲的激发，睡眠和跟别人相伴。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变得有侵犯性。恐惧是消极的状态，如果以攻击来取代这种消极状态，那么恐惧的痛苦就消失了。
人的生存利益所感受的威胁中，对自由的威胁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不管就个人来说或就社会团体来说都是一样。一般人常认为自由的愿望是文化的产物，是从学习得来的，可是丰富的资料却向我们证明，自由的愿望是人类的生物学反应。
整个人类史中，各个国家与各个阶级都在为抵抗压迫者而战，有胜利的可能性固然要战，甚至没有胜利的可能性也要战。事实上，人类的历史是为自由而战的历史，是革命史；希伯来人对埃及人的解放战争是如此，罗马帝国的暴乱是如此，16世纪德国农人的叛变是如此，美国、法国、德国、俄国、中国、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革命莫不如此。领袖们的惯技是大喊口号，说他是在领导人民为自由而战，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却是在奴役人民。这件事例为自由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明，因为即使这些想奴役人民的人，也不得不借自由的口号来奴役人民，可见“自由”在人的心中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人这么需要自由，不惜为自由而战，还有另一个理由，就是一个人要想充分的成长，要想获得心灵的健康与泰然的生活，就必须自由；人如果没有自由，就会变成残废的人、不健康的人。自由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约束，因为任何人都必须在某个结构下成长，而任何结构都需要有约束存在。问题是，这种约束以什么为主要目的；是为了约束别人或别的组织？还是一种自发的约束——就是，个人的结构中寓含着成长的需要，这种成长的需要使人必须有某种约束。
人类有机体的发展要想不受阻碍，就必须有自由，因为这是他生物学上极重要的利益；威胁他的自由，就像威胁到他其他的生存一样会激起防卫侵犯。现在世界上侵犯与暴力层出不穷，可以说是意料中的事，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不自由的。自由何在？权力在握的人一向就没有把黄种人、褐种人和黑种人当做人类看，如果他们把这些人看做人类，就不致于因为他们人性的反应而那么惊奇和愤怒了。
但是白种人的这种盲目还有另一个原因。白人尽管有权力，可是也放弃了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的社会体制强迫他们这样做；表面上他们固然还有一些自由——而实际上也不像被他们压迫的有色人种那么情况严重—但他们终究已无多少自由。因此他们可能恨那些现在仍旧为自由而战的人，因为这些人使他们想起自己放弃了自由。
真正的革命性侵犯，是为了保卫生命、自由与尊严而生的侵犯，在生物学上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正常的人类行为；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对生命的破坏仍旧是破坏，在生物学上尽管可以找到合理的借口，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在人道的立场来看，这种破坏行为到底对不对，还需以个人的宗教、道德或政治原则来判断。但不管我们所信从的原则是什么，必须明白一件事，就是，纯粹的防卫侵犯最容易跟破坏性掺合，因而产生虐待的愿望，想从被控制的状态翻身为控制他人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革命性的侵犯就已经变质，企图把它本想消灭的状况重新建立起来。
除了前面所讨论的种种因素之外，防卫侵犯最重要的起源之一是自恋受到创伤。
佛洛伊德在研究欲力学说的时候，创始了自恋的概念。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似乎对于外界对象没有任何“欲力的”关系，佛洛伊德就发现了问题：“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他的欲力从外界对象上撤除了，可是撤到哪里了呢？”他的答案是：“从外在世界撤回的欲力，转向自我，因此产生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以叫做自恋。”佛洛伊德更假定人在婴儿时期是处在自恋状态，这个时期人同外在世界还没有任何关系；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孩童扩充他外在世界的欲力关系，不但范围增加，程度也增加，可是在特殊的境况下，欲力会从外在对象撤回，转向自我；不过，即使在正常的发展下，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会有某种程度的自恋。
佛洛伊德虽然创始了这个概念，心理分析家们的临床诊断中却没有好好的应用它。一般分析者主要把它用在对婴儿和精神病者的了解上，但它真正深远的重要性，却是它在正常的人格上所扮演的角色。要想了解一般人的自恋，必须先把这个概念从欲力学说的框架里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这样：自恋的人只觉得他自己、他的身体、他的需要、他的感情感受、他的思想、他的财产以及一切属于他的人和物，是完全真实的，而凡不是属于他的人或他物，或不是他所需要的对象，就引不起他的兴趣，觉得不完全是真的，他只能用知性的认识去认识它，在感性上来说，他并没有感受什么，那些人，那些物，对他来说是没有分量的，没有颜色的。一个自恋的人，在知识上的标准是双重的。而且自恋的程度越深，这种双重性越甚。只有他自己和属于他自己的事物才有意义，世界其他的部分则分量不重、颜色不深，或者根本没有分量没有颜色。由于这种双重标准，自恋的人在判断事情方面就有严重的失误，他缺乏客观能力。
自恋的人相信自己完美无缺，比所有的人都优秀，禀赋特异，他用这种办法使自己有安全感，而不是借着真正的工作和成就来得到安全感。他必须保持他这种自恋性的自我印象，因为他自己的价值感和认同感就是建立在这上面。如果他的自恋受到威胁，就是他在最致命的地方受到威胁。一个自恋的人，如果被人轻视、批评，做错事说错话被人挑出来，运动或游戏被人家打败，他就会十分恼怒；但他可能没有表现出来，甚至他自己并没有察觉到。不过他的恼怒却非常强烈，他永远会记忆人家伤害了他的自恋，往往会找机会报复；如果人家攻击的是他的身体或他的财产，他的复仇心反而不会那么重。
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自恋都不察觉，他只察觉到由自恋表现出来的行为部分，但这些行为部分却没有把自恋明显的揭露出来。比如说，自恋的人会无止境的赞美他们的父母或子女，他们表现这种情感并不会觉得不当，因为一般人都把这种情感认为是孝心或慈爱；但如果他们把这种情感用在自己身上，社会就不允许了，比如，如果他们说“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我比谁都好”，别人不但会把他们看成吹牛大王，而且会看成疯子。可是如果一个人在艺术、运动、科学、商业或政治上有了被人承认的成就，则他的自恋看起来不但跟事实有些符合，而且会不断地得到赞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让他的自恋奔放了，因为社会承认了他的自恋是有凭据的。现在的西方社会中名一人的自恋态度和众人的需求之间有一种特异的关系。众人需要跟名人有点接触，因为自己的生活太空洞无聊了。而大众传播工具则出售声名以自肥，结果是大家都满意：自恋的表演者满足了，大众满足了，名誉贩卖商也满足了。
政治领袖里，高度的自恋往往是普遍现象；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职业病，或者说是职业资本；那些必须靠影响大众来获取权力的人尤其如此。一个领袖如果自信有特异的才能，自信有伟大的使命，就比较容易赢得一般人的信赖，因为一般人会被这种表现出绝对信心的人所吸引。但是，自恋的领袖并不只为了赢、取政治上的成功才运用他这种自恋性的魅力；因为为了他的精神能够平衡，他需要成功与别人的喝彩。他的自我伟大观念和永不错误的信念，基本上是以他自恋的浮夸为基础，而不是他以一个人类的身份所得到的真正成就为基础。然面他又不能不要这种自恋牲的自我膨胀，因为他的人性核心不十分成熟。极端自恋的人几乎非得成名不可，不然他就会抑郁不振，会发疯。但要成名却必须有相当的才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博得他人的喝彩，而喝彩会满足他的自恋梦想。这样的人，即使已经成功，还是不得不追求更多的成功，因为如果他们失败，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可以说，众人的喝彩是他们的自我医疗法，让他们逃脱沮丧和疯狂。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在为追求目标而战斗，实际上却为使自己不致疯狂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