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较起来，有的疲劳对人的幸福的障碍要更大一些。纯粹体力上的疲劳，只要不过度，倒往往会成为幸福的原因之一，这种疲劳使人睡眠酣畅，胃口大开，倍增人们假日里玩乐游戏的劲头。不过，如果疲劳过度，就会对人带来很大危害。除去那些高度先进发达的地区以外，贫穷地区的农民妇女多因过度辛苦劳动，人到30就已衰老了。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儿童的生长发育受到相当的阻碍，甚至常常因劳动过度而夭折。这类情况在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中国和日本仍时有所见，在某种程度上也见于美国南部各州。
体力劳动过了某一极限便是对人的残酷折磨，而且常常发展到使生活本身变得不堪忍受的程度。然而，在当代世界最先进的那些地区，由于工业生产劳动条件的改善，体力上的疲劳已经大大减轻。在今日的发达地区，问题最严重的是神经疲劳。奇怪的是，这类疲劳最常见于富裕人家，比较起实业家和脑力工作者来，雇用劳动者身上要少见得多。
要避免现代生活中的神经疲劳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对城市劳动者来说，在整个工作时间，甚至在上下班时间里，不断受到噪音的干扰，尽管他们学会了对大部分噪音不去有意识地注意，但是噪音依然在折磨人，而且由于潜意识中竭力去避开这些噪音的紧张过敏，反而使人更为疲乏。
另一个我们未意识到的产生疲劳的原因是，陌生者连续不断地在场出现。
同别的动物一样，人的自然本能也习惯于对同类的每一位陌生者进行探究打量，以决定究竟用友好的还是敌视的态度与他相处。这种本能在高峰时间里乘坐地铁的人们身上受到了抑制，其结果是，他们对所有陌生者，对这些非出本愿而被迫与他接触的陌生者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愤怒。
另外，急着去赶早班火车的紧张情绪会引起消化不良。因而等赶到办公室，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始，这位职员的神经已经紧张疲乏，对整个人类产生一种讨厌的情绪。他的雇主呢，也带着同样的情绪上班，对雇员身上的这种情绪无意消除打发。雇员出于担心被解雇的恐惧，不得已而显出恭敬驯顺，但是这种不自然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加剧神经的紧张。要是允许雇员们一个星期有一次机会去捏捏老板的鼻子，或是用其他方式表示对他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紧张的神经就会得到放松。
但是从雇主的角度来说，他也有自己的困扰，这样做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雇员担心的是被解雇，雇主担心的则是破产。的确，有的雇主已经足够富裕强盛，不必再为此担忧了，但是在他们取得这样的地位之前，他们一般都得经过多年顽强的奋斗。在这期间，他们得时时警惕、关注世界各地的行情变化，不断地设法挫败对手的计谋较量。这一切结果是，当真正的成功到来之时，一个人的神经已经崩溃了，他已经习惯于焦虑忧愁，甚至在这种焦虑过去之后，他仍未能摆脱这一习惯。
是的，富人们也有子孙后辈，但是他们多半也给自己制造出焦虑来，而且这类焦虑同他们如果不是出身富家时可能遭受的焦虑几乎一样。他们聚众赌博，因而招致与父辈同样的不快，他们牺牲睡眠，通宵达旦寻欢作乐，弄垮了自己的身体，待他们平静下来，也已同其父辈一般，无力去享受幸福了。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选择或需要，大多数现代人过的是伤神伤筋的活，长期以来要不是酒精的刺激，他们早已因为过于疲惫而丧失了享受生活乐趣的能力。
对这些愚笨的富人我们不想多加赘述，我们还是来考虑那些为了谋生而付出艰辛劳动的普通人，考虑他们身上的更为常见的疲劳问题吧。在很大程度上，这类疲劳是由忧虑产生的，但忧虑是可以通过一种更为健康的生活哲学，一定的心理修养而加以避免的。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思想缺乏控制能力，他们在面对那些自己一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的问题时，依然未能阻止去想这些问题。男人们深夜上了床，在他们本该去好好恢复体力以便对付明天的问题时，却依然在为工作上的事情担忧，他们脑子里翻来覆去，冥思苦想，而实际上此刻他们对这些问题又无能为力，他们这般思虑，并不是去找一个明天可行的方案来，而是带有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而这正是失眠症伴有的思维紊乱的特点。黎明来临，但是半夜里的那种精神疯狂依然紧紧缠着他们，模糊了他们的判断力，使得他们脾气更为急躁，使得每一个困难障碍都令人恼怒。
贤人们只是在有某种明确目标时才去考虑那些困难，在其他时刻则考虑别的事情，或者，要是在晚上，干脆什么都不去想。我这并不是说，在碰到大的危机，譬如面临破产时，或是一个男人有理由怀疑妻子不忠时，尽管没有对付解决的办法，也不去加以考虑。当然，对少数头脑特别清醒的人来说，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麻烦困难，除了那些必须即刻处理的以外，是可以把它们暂且搁置起来的。在对大脑的思维经过系统训练以后，就既能增进人的幸福，又能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因为我们只在适当的时候才去考虑某一问题，而不是不适当地、无间歇地思考。在要作出一个困难的、使人费神的决策时，等到有关的数据信息收集齐备，即给予最充分的考虑并作出决定，在决定作出以后，除非得到新的事实证据，勿去随便加以修正。
没有什么比犹豫不决更使人精疲力竭、更无成效的了。
通过对引起忧虑事物的无价值的、无意义的认识，大多数的忧虑是能够加以削弱、克服的。我一生中曾经作过多次公众演说，最初，每一位听众都使我觉得恐惧，神经紧张使我讲得极不成功，我对这一折磨觉得如此害怕，甚至常常在演讲之前，希望自己的腿跌断了才好呢，在讲演结束后，则因神经的紧张而感到精疲力竭。后来渐渐地，我教会了自己这么去想，不管我说得成功与否，都没有什么大关系，无论怎样，宇宙依然在运转。后来我发现，我对自己的讲演成功与否担心越少，我说得反倒越不怎么坏，神经的紧张渐渐削弱得以至于没有了。许多种神经疲劳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
我们的作为并非如我们自己想的那么重要，我们的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并没有多大关系。巨大的悲伤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生幸福永不归来的困难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退却消失，以至到后来使人难以记起这些困难原先显得多么巨大。但是，在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到个人并不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大部分。
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和希望超越于自我的人，也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找到宁静安逸之地，而这对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
人们对神经卫生的研究是开展得太少了。确实，工业心理学对疲劳作过详细的调查，统计数据证明，在连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专门从事某一活动后，人最终会感到非常疲倦——这一结果其实不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也大体可以猜出来。心理学家对疲劳的研究主要是关于肌体的疲劳方面，尽管对学校儿童的疲劳也作过部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触及这一重要问题。
对人来说，在现代生活中，情绪上的疲劳一直是主要的形式之一。纯粹脑力的疲劳，同纯粹肌体的疲劳一样，只需通过睡眠即能得到补偿。一个人进行了大量的、不需要情绪卷入的脑力劳动以后，比如，繁琐复杂的计算等——只要在每天工作后通过睡眠即可把疲劳消除。过度劳动带来的危害远非是在这一点上，而是某种形式的忧虑和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