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度里，再也没有像今天的家庭那样混乱和出轨的了。父母对孩子和孩子对父母的爱，可以成为幸福的最宏大的源泉。但事实上，如今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十有八九倒成了双方苦恼的根源，99％是双方中至少有一方感到不快的原因。这种家庭关系未能给予人们基本的满足，是我们时代不快乐的原因中最深刻的一种。如果成人想与自己的孩子维持一种快乐的关系，或给予他们一种幸福的生活，他就得对为人父母的问题深思一番，然后明智地付诸行动。
家庭问题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这里只能涉及与我们目前论述的问题相关的部分，即对幸福的追求。而且即便是这一小小的部分，我们也只能将它限定在这样的范围里，即：改善必须发生在个人的天地里，而并不造成社会结构的改变。
毫无疑问，我们的题目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造成现今家庭不幸福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既有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也有宗教的、政治的，等等。以社会上的富裕阶层来说，使女人感到做母亲是件比从前沉重得多的负担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单身女子能够独立谋生，二是家庭仆佣服务衰退败落。
从前，女人是因为挨不过处女的生活才出嫁的，那时单身女子不得不待在家里，在经济上先依靠父亲，随后再依靠某个并不乐意的兄弟。她没有工作可以打发时光，在住宅墙外也没有自由可以享受。她既无机会又无意去做性的探险，她深信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可恶的。要是她不顾一切防御，为某一诡计多端的花花公子所诱惑而失去贞操的话，那么她的处境就极为可怜了。18世纪英国作家奥立佛·哥尔斯密的小说《威克菲牧师传》异常真切地描绘了这一情景——
能掩饰她罪孽
能藏匿其羞耻而不为人所知
能使其情夫懊悔
而使他心中哀痛的方法——惟有一死！
在类似的情况下，现代的独身女人却认为没有死的必要。如果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便不难过上舒适的生活，因此不需看父母的脸色行事。由于父母对女儿丧失了经济权力，他们便不敢从道德上对女儿表示反对。
去指责一个不愿意被指责的人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所以，目前职业阶层中的未婚年轻女子，只要其聪明和姿色不低于一般的人，在她还没有想要孩子之前，她尽可以享受惬意的生活。不过一旦生儿育女的欲望占了上风，她就非得结婚不可，而且几乎必然会失去工作，她的生活也就不会像她已习惯的那样舒适了，因为其丈夫的收入很可能还不如她原先挣的多，况且那收入还得维持一个家庭，而不像她从前那样，只需要养活一个单身女子。作为尝过独立生活甜头的人，她发觉为了必须支出的每一分钱而得向另一个人索要，这实在有伤自尊心。
正是出于诸如此类的原因，这样的女人才裹足不前，不敢贸然做起母亲来。
如果一个女子不顾一切而当起了母亲，那么她会遇上前几代女人不曾碰到过的问题，即难以找到称心合意的家庭仆佣。于是她不得不将自己拴在屋子里，亲自去做那些与其能力不相称的活儿，或者如果她不用亲自动手的话，她也会因为呵责那些偷懒的仆佣而坏了情绪。至于照料孩子的身体健康，如果她花精力去了解这方面的事，她便觉得把孩子交给保姆是在冒天大的危险，甚至像清洁与卫生这些最简单的事也不能由旁人来做，除非她有钱雇用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保姆。一个为鸡毛蒜皮之事所累的女人，如果她没有因此而过早地丧失其魅力和聪明，那么她实在是幸运的了。
常常因为仅忙于亲自操持家务，这样的女人变得让丈夫厌烦，为孩子憎恶。傍晚，丈夫下班回来，诉说着一整天苦恼事的老婆让人腻烦，不唠叨的女人则是个糊涂虫。至于她和孩子的关系，她为了他们而做出的种种牺牲那么清晰地印在心间，以至于她几乎必然会向孩子们索要过分的回报。同时因关心零星杂事而形成的习惯，使她遇事大惊小怪，心胸狭窄。
这是她非得承受的种种不公正中最为严重的损害：为家操劳，结果反而失去了一家之爱，要是她不问家务，而保持着欢乐和柔媚，他或许倒会爱着她。
这些烦恼主要属于经济方面的，另一几乎同样令人烦恼的事也属于这一性质，我是指因大城市的人口密集而造成的种种困难。
不过我不想探讨如此广泛的经济问题，因为它们不同于我们眼下所关心的问题，即：为了追求幸福，个人在此时此地能做些什么。当我们谈及存在于现今父母和孩子关系中的心理难题时，我们便接近了上述问题，而这些心理难题实是民主所造成的各种问题中的一部分。
父母与孩子关系的变化，是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一个特例。父母再也吃不准，自己是否有权利反对孩子们，孩子们也不再感到他们应该尊敬父母。服从的美德原先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变得陈腐了，而且理当如此。精神分析使受过教育的父母惶然不安，惟恐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孩子。假如他们亲吻孩子，这可能成恋母情结；假如不亲吻，可能引起孩子的妒火；假如他们命令孩子去做什么事情，可能产生犯罪感；假如听之任之，孩子又会染上不为父母欢迎的习惯。当他们看见婴儿在吮吸大拇指时，他们得出无数骇人的解释，但又惊慌失措，不知该怎样去阻止他。
一向威风凛凛的父母，现在变得畏怯软弱，焦虑不安，充满疑惑。古老而又单纯的欢乐一去不复返。而且因为单身女子的新自由，女子在决定要做母亲的时候，得比从前做出更多的牺牲。在这些情形下，谨小慎微的母亲对孩子要求太少，而贸然唐突的母亲则要求太多。前者抑制着其自然的情爱而变得羞羞答答，后者想在孩子身上为那些忍痛割弃的欢乐寻得补偿。在前一种情形中，孩子的情爱没有得到满足；在后一种情形中，其情爱受到过度刺激。
在上述两者情形中，都不存在纯朴而又自然的幸福。
考虑到所有这些烦恼，生育率的下降还会让谁惊讶呢？全部人口的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已表明不久人口将开始萎缩，但在富裕阶层中，已经超越了这一下降幅度，不仅一个国家如此，而且实际上所有最文明的国家莫不如此。有关富裕阶层的生育率，没有多少统计资料可供援引，但从上文间接提及的吉恩·艾林的著作中，可以引用两条事实。1919～1922年间，斯德哥尔摩职业妇女的生育数，只占全部人口生育数的1／3，而美国惠斯莱大学的4000毕业生，在1896～1922年间生育的孩子总数约为3000，可是为了阻止人口的实际萎缩，应有8000孩子的诞生，且无一个夭殇。
无可置疑，白人的文明有一个奇异的特征，就是男女吸收这种文明的程度，与其生育率成反比。最文明的人生育孩子最少，最不文明的人生育孩子最多，两者之间还有一系列等级。现今在西方国家，最聪明的那些人正在渐渐死去。
过不了几年，全部的西方民族将会减少，除非由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的移民来补充。而一旦移民接受了所在国的文明时，他们也将相应地缩减生育数。显而易见的是，具有这一特征的文明是不稳固的，除非这一文明能在数量上繁殖增加，不然它早晚要灭亡，让位给另一种文明，在后一种文明里，做父母的冲动保存了足够的力量，以阻止人口的减退。
在西方国家，官方的道学家们竭力以规劝和柔情来对付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们说每对夫妇都应该按照上帝的意志尽责地生育孩子，无需顾及这样的孩子日后是否健康和幸福。另一方面，身为男性的教士们侈谈母性圣洁的欢乐，伪称一个尽是贫困病孩的大家庭是什么幸福之源。政府再来游说一番，说什么相当数量的炮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要是没有足够的人留着给毁灭，所有这些精致奇特的武器又能派什么用场？奇怪的是，做父母的即使承认这些论据能用于旁人，可一旦要用到自己身上时便装聋作哑了。
教士和爱国主义者的心理学走了歪门邪道。教士只有在用地狱之火来威吓人们并且有效时才会获得成功，可眼下只有少数人相信这种威吓。任何威吓，如果不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它们决不可能左右人们的行为。至于政府，其言论实在太凶狠残酷了。人们兴许会赞同由别人去当炮灰，但决不会想到让自己的孩子也留作此用。因此，政府能采用的惟一对策，是尽力使穷人处于愚昧之中，但这种努力，据统计数据表明，除了西方国家最落后的地区外，却是完全不成功的。
即使真有什么公共责任存在，很少有男人或女人会出于这种责任感而生儿育女的。当他们生孩子时，他们或者相信孩子会增添他们的乐趣，或者对如何避免孩子的出生全然不知。后一种情形至今仍很普遍，然而却在慢慢地减退。政府也好，教会也罢，不管它们如何动作都阻止不了这萎缩的继续。
因此，白人若要存活下去，就得使做父母这件事能重新给父母带来幸福。
当一个人只考虑人类天性，而不顾及现今的情形时，我想他一定会清楚地看到，做父母能从心理上给人以最大的而且最持久的幸福。这对女人比对男人更为真切，但对男人的真切，也远过于绝大多数现代人士所推测的程度。
古希腊传说中特洛伊国王普拉姆的第二位妻子赫古巴对孩子的关心远甚于对其丈夫的关切，苏格兰传说中的麦克德夫对儿女也比对妻子更照顾些。在《纽约》里，男女双方都热中于留下后裔，在中国和日本，这一精神延续至今。有人认为这种欲望来自祖先崇拜。而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即祖先崇拜是人类重视家族延续的反应。与我们先前所说的职业妇女截然不同，生育的冲动一定非常强烈，不然决不会有人愿做必要的牺牲以满足那一冲动。
就我个人而言，我早已发觉做父母的幸福大于我所经历过的任何幸福。我相信，当环境诱使男人或女人舍弃这种幸福时，必定留下一种非常深刻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这又引起一种愤怒和倦怠，其原因往往不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