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怀有这种可鄙的看法，但在平心静气的交谈里大家心爱的题目之一是感情，不过别以为那是指从爱情和友谊的心坎里的热情流露，那会枯燥乏味得要死的；这乃是放之于一般高深的信念之上、并由全部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所精炼的感情。我可以说，我平生从来不曾听到人家谈过那么多的感情，而人家所谈的那一套我也根本不懂。那都是不可思议的微妙的东西？于丽啊！我们那种粗糙的心从来不知道所有这些优美的道理；所以我担心带着这种感情处在这社会的人群里会像荷马在书呆子中间一般，由于没有接触过真正的美，他们为他创造出千百种幻想的美来。他们就这样把他们的感情耗费在机智上，使谈论里充满了机智，以致感情在生活实践里不再留下什么了。幸亏有礼节来补充感情，于是人们凭礼貌做的，差不多同凭感觉要做的一样，至少只需做一点客套和暂时的某些不方便的牺牲，为的是要人家说自己好；因为当牺牲会引起太久的不方便或者代价太高昂时，感情就只好被抛置脑后；礼节的需要就到此为止。除此以外，人们简直不能理解他们所谓的一切礼节都在什么程度上经过仔细思考、衡量过；在感情已不能控制的那部分，他们规定了规则，于是大家都按照规则生活。这个爱模仿者的国家充满了独特的人，所以没有办法从那里打听到消息，因为没有人敢于独立自主。应当像别人那样做；这是这国家的智慧的第一条格言。这应当做，这不应当做；这是最高决定。
这种形式上的照章办事方式，使上流社会的共同礼节显得非常滑稽，即使在最严肃的事情上也一样：人们可以正确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问候起居；什么时候应该用书面，就是说代替亲访而写信致意；什么时候应当亲自登门拜访；什么时候准许呆在家里；什么时候不应该呆在家里，虽然实际上在家；某甲应该送什么礼，某乙应该谢绝什么礼；对于这个或那个死者应该采取哪一级的哀伤；在乡村应当哭多长时间；哪天可以回城来守丧；居丧中可以举行舞会或上戏院的时辰和分钟。那儿大家在同样的情况同时做着同一件事，大家都按时进行，像一团兵在战争中的行动一样，可以说这些都是像钉在同一块木板上、或用同样的线牵拉的木偶。
然而由于所有这些确切地做同样事情的人必须确切地有同样的感觉一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要理解他们，显然要用别的方法去深入渗透他们；显而易见，全部这种隐语只是种虚假的词汇汇编，它不能用来判断道德风尚而只用来判断巴黎盛行的气派。这样看来，人们可以知道这里说些什么，但完全不能用来判断他们的价值。对于大多数新的著作我也这么说；甚至对于戏剧我也这么说，戏剧自从莫里哀以来更多是发表漂亮的交谈而不是民间生活的舞台。这里有三种戏剧，人们在其中的两种里表演些虚幻的人物，诸如一种里有小丑、小花脸、黑袍长须的丑角；另一种里有天神、魔鬼、巫师；在第三种里演出那些读起来使我们感到那么愉快的不朽的剧本，以及其他随时在舞台上出现的更新的剧本。这些戏剧里好些都是悲剧，可是很少感动人，如果这些剧本中有时出现一些自然感情和与人心真有联系的，但它们对于欣赏它们的人，在特殊的道德方面却并不提供任何教育。
悲剧的创立，在它的创立者那里有其宗教的基础，因而得到了它的准许；此外，悲剧在希腊的敌人波斯人的灾祸里，把一些国王的罪恶和疯狂（这民族从中获得了解放），给他们提供了富有教育和赏心悦目的看台。人们在伯尔尼、苏黎世、海牙演出奥地利王室从前的暴政、对国家和自由的热爱，使我们对这些戏剧感到兴趣；可是请问这里的高乃依的悲剧起一种什么作用，而庞贝或赛尔多利乌斯与巴黎的人民有什么关系？希腊的悲剧是建立在真实的或者观众认为真实的事件之上，也建立在历史传统上面的；但英勇和纯洁的火焰在大人物的灵魂里起什么作用？人们不是在说，爱情和德行的斗争常常使他们彻夜不眠；而在国王们的婚姻上心灵起着很大作用？请判断所有建立在这虚幻的题材上的真实性和用处吧！
至于喜剧，它无疑应该真实地表现人民的道德，——它之所以被创作出来，正是为了这目的——以便人民照此改正他们的罪恶和缺点，正像人们对镜擦掉脸上的斑点一般。戴朗斯和布劳德在描写的对象上搞错了；但是比他们早的阿里斯多芬和梅囊特尔却向雅典人展现了雅典的道德风尚；后来惟有莫里哀还更真实地描绘了上个世纪法国人的道德风貌，让他们亲眼目睹。如今情况有了改变，但是不再看到新的描绘者出现：现在大家在戏院里模仿巴黎百来个客厅里的谈话，除此而外，再不能从那里学到法国人的习俗了。在这个大城市里有五六十万人，但简直谈不到舞台艺术。莫里哀敢于描写小市民和手工业者，写得同侯爵一样出色；苏格拉底能使马车夫、细木工、鞋匠、泥瓦匠说话。可是今天的作家都是另一种调子的人，他们认为如果知道商人柜台上或者工人铺子里发生的事是不光彩的；他们只需要有名望的交谈者，他们便在他们人物的行列里寻找凭自己的才干达不到的那种高度。而观众他们则变得如此小心谨慎，以致像害怕作客似的害怕到剧场去给自己丢验，便不敢去看比他们地位低的人的演出。他们仿佛是大地上惟一的居民；在他们眼里其他的人简直不算什么。有一辆四轮马车，一个看门人，一个膳食总管，这就是像大家一样。为了像大家一样，就得像极少数的人一样。那些步行的人不算是大家；那是些小市民，是平民，是另一个社会的人；可以说四轮马车为了走动并非太必需，更需要是为了存在。这样便有一小撮狂妄的人，他们认为宇宙间只有他们算数，但如果不是为了他们作恶，大家也犯不着去算计他们。戏剧是专门为他们演的，他们在戏台上作为被表演者又同时作为两方面的代表出场；他们是戏里的角色，又是坐在长椅上的演员。这样，上流社会和作者的范围就在缩小；现代的戏剧就这样不能再离开它讨厌的庄重了。人们只能演穿金绣服装的人物，令人看了会说法国只有些伯爵和骑士；平民越是不幸和穷困，他们舞台上就越显得辉煌和优美，其结果是在刻画供其他阶层当例子的阶层的笑料时，不但不能杜绝它，却反而把它传播开来；而始终充当猴子和富翁们的模仿者的平民，他们上戏院去不是为了嘲笑他们的狂态而是为了向他们学习，而且在模仿中变得比他们更疯狂。这便是莫里哀本人造成的结果；他纠正宫廷而感染了城市平民；他的那些可笑的侯爵成了继承他们的小市民花花公子的优先榜样。
这样，由于我不得不改变精神状态的常规，不得不重视幻想并抑制自然和理性，结果我感到自己内心保持而且同时既是我希望的目标又是我行为准则的那神圣的形象竟发生了变化；于是我从一种怪念头转到另一种怪念头，因为我的趣味不断地服从于舆论，我也就不能在这一天肯定下一天究竟会喜欢什么。
吃惊于自己身上的人性在蜕化，又看到自己那内心的崇高——我们炽烈的心曾为之互相提升——被贬抑到如此低下而感到羞愧、屈辱，我晚上回来时，心中充满了隐隐的忧愁，被死气沉沉的厌恶所压倒，心头既空虚又像充气的气球似的膨胀。啊，爱情！啊，我从她得来的纯洁的感情！……我以何等的喜悦回返到了我自己！我以怎样的激情从中重新找到了我最初的感情和最初的尊严！当我从中重见德行的光辉灿烂的图像、从中凝视你的图像——于丽呀！你坐在光荣的宝座上并呼气吹散着所有那些幻觉时，我怎样地欢呼呀！我感到我受压迫的灵魂在呼吸，我认为我的存在和我的生命又康复了，于是我连同我的爱情又获得了一切崇高的、使它无愧于它的对象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