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到老学到老。”
梭伦晚年经常吟咏这句诗。就诗中所含的某种意义而言，在我的晚年我也一样可以把它吟咏。可是20年来，我从经验中获得的却是一种委实叫人伤心的学问：蒙昧无知反而更好。逆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生，但是，他索取的学费太高，而你从中获得的收益往往得不偿失。况且，没等你从这些姗姗来迟的教训中学有所成，运用它们的时机却转眼即逝了。青年期是增长才智的时期，老年期则是运用才智的时期。经验总是有用的，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只有当你前头尚有光阴，经验才能有益。死到临头了，还是学习应该怎样生活的时候么？
我付出了这么痛苦的代价，而又这么晚才获得有关自己的命运以及他人对此的激情的认识，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学会了更清楚地认识那帮人，其结果也只是使我更为强烈地感到他们给我造成的苦难而已。更何况这一认识虽叫我明白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却没有一次能使我幸免于难。我要是没有一直耽于这种脆弱而温存的信任中该多好啊！多少年来，这种信任使我成了我那些爱吵嚷的朋友们的猎物和玩偶。我被他们策划的种种阴谋包围着，却未存半点戒心！诚然，我上了他们的当，做了他们的牺牲品，但我还自以为他们在爱我。我的心灵享受着他们曾使我产生的友谊，并同样地给他们以我的友谊。这些甜蜜的幻觉全都破灭了，时间和理智向我披露了这一可悲的实情，使我感到了自己的不幸。这个实情使我看清了我的不幸是无可挽救的，我所做的惟有忍受而已。因此，我这把年纪所积累的全部经验，此时此地，于我无益，往后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我们刚刚投胎于世就进入了竞技场，到死方才走出来。人已到赛场的终点，再去学习更好地驾驭双轮马车还有何用呢？那时，还需要考虑的，就只是该如何从中解脱了。老年人的研究（如果他还需要做点研究的话），那仅仅是学习应该怎样死。人家到了我这种年龄，却恰恰很少做这种研究。常人把什么都想过了，就是想不到这一点。大凡老人比孩子更依恋生命，比年轻人更不情愿离开人世。因为，他们的全部劳作原是为了生存，而到了生命的终点，他们却发现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白费了。他们全部操劳和财富，他们辛勤劳作换来的全部果实，当他们魂归西天时，这一切全都给撇开了。他们一辈子也未曾想到获取一点临死时能够带得走的什么东西。
当我反躬自问的时候，这一切我都思忖过了。我虽然不善于从这些思考中获益，但我及时作出这些思考和将之回味，这并非错事。从孩提时代，我就被抛入人生的旋涡之中，我很早就体验到，我天生就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在这里，我永远也达不到我心灵所要求的那种境地。因此，当我停止在人类当中寻觅那似乎无法寻着的幸福时，我那炽热的想像力就已经跳出了我刚；刚起步的人生范围。仿佛跃到了一个于我完全陌生的地方，以便在我能够留驻的静谧场所安歇。
从我童年时代起，所受的教育就滋养了这种情感，它又为充盈着我一生中的一连串灾难和不幸遭遇所强化了。这种情感促使我每时每刻都力图以更大的兴趣和耐心去认识自我。我在任何别的人身上都找不到这样的兴趣和耐心。我见过许多言谈远比我博学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哲学简直可以说跟他们本人是无缘的。为了显示出比别人更有学问，他们研究宇宙，了解它的排列，就像他们会去研究他们偶尔发现的某种机器那样，纯属好奇。他们研究人性，是为了高谈阔论，而不是为了认识自我；他们致力于教育别人，却从不启迪自己的内心；他们当中好多人只是为了著书，不管什么样的书，只要写出来受欢迎就行。他们的书一旦写出来和印出来，除了设法使别人接受和当书受到攻击而需要为它作一番辩护外，书中的内容无论如何再也引不起他们自己的兴趣。此外，他们压根儿不从中汲取点什么为自己所用，只要没有受到非难，甚至连书中所讲的是真是假也不屑一顾了。至于我，只要我去学习，就是为了认识自己，而不是为了教育别人；我一贯认为，在教别人之前，首先要充分认识自己。我毕生致力于在人们当中所进行的各项研究，没有一项不是我曾单独地在一个荒岛上同样做过的，我本来就应该在那里度完我的余生。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它的信念。在一切与一个人本能的最起码的需要无关的事情当中，我们的信念就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根据我一贯奉行的这个原则，我曾经常地、长时间地力图认识人生的真谛，以指导我的行动。但是，当我意识到无需探寻这个真谛的时候，我很快就为自己不善于为人处世而感到宽慰了。……隐退时作的默思，对大自然的研究，对宇宙的静观，迫使每一个孤独者不断地趋向着万物的创造之主，怀着轻微不安的心情去探究他所见到的一切事物的结果，和他感到的一切事物的原因。当命运把我再度抛入社会的急流中时，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给我的心灵以片刻慰藉的东西。不管到了哪里，我都一直留恋那令人愉快的悠闲生活，对唾手可得的富贵荣华毫无兴趣，甚至厌恶；因为把握不住那些惴惴不安的欲念，我不敢奢求，所获无几。我在那福星高照的时候也感到，即使我以为获得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一切，也根本不会从中找到我心灵所渴望的而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分辨出它的对象的那种幸福。就这样，在那些把我隔绝于世的大灾大难降临之前，这一切就促使我渐渐地懂得不再为这个世界浪费感情。直到40岁，我一直都在贫困与幸运、明智与迷惘之间沉浮，沾染了不少恶习，可是心地没有任何劣性；我盲目地生活，缺乏经我的理性规定的原则；我忽略了自己的义务，却不是因为轻视而总是缺乏很好的认识。
从青年时代起，我就决定，40岁以前要积极进取，实现我的各种抱负。我抱定主意，一上这个年纪，无论身处何种境况，都不再为摆脱它而苦苦挣扎，而是得过且过地度过余生，不再思虑未来。现在这个时限来到了，我不费踌躇地履行了这个计划，尽管那时我的运气似乎还有望于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地位，然而我却没那么做，我不觉得遗憾，反倒感到一种真正的快乐。我从这种种诱惑、种种无益的希望中脱身出来，对诸事冷漠，只寻找精神上的安宁，对此，我始终兴趣盎然。我丢开了上流社会和它的浮华；我把所有的装饰品都抛开了：不带佩剑，不揣怀表，不着白袜，不佩镀金饰物，不戴帽子，只有一副极为普通的假发，一套合身得体的粗布衣服；更重要的是，我从心底摈弃了利欲和贪婪，这就使得我所抛开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我放弃了当时所占有的、于我根本不合适的职位。我开始按页计酬抄写乐谱，对这项工作，我始终兴趣不减。
我没有把这种改造局限在外表的事物上，我觉着他还需要另一种改造，那就是在观念上的也许更艰难但更有必要的改造。我打定主意，把这种改造一贯到底。于是，我开始对自己进行解剖，使我的内心世界在有生之年臻于完善，以便达到我临终时所希望的境界。
我身上刚刚发生了巨变；我眼前展现了另一种道德观；我感到那些人对我的评判真是荒谬绝伦，虽然那时我未曾料到我会深受其害，但我已经开始发觉那是荒谬的。我产生了另一种需要，它不同于我追求文学上的成就的那种需要，因为我刚一接触到这种气息就厌恶了；我渴望在我的余生开辟一条比我刚刚走过了大半辈子的道路更为可靠的路径。总之，这一切迫使我着手早已感到很有必要的深刻反省。因此，我深刻地检查了自己，而且，为了把它做得好些，我没有把任何与我有关的事忽略不计。
我完全弃绝社交界，对幽静产生浓厚兴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打那时起，这种离群索居的兴趣就一直有增无减。我从事的工作只有在绝对的隐居中才能进行。它需要长时间的、宁静的默思，这是社交界的喧扰所不允许的。因此，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采取另一种生活方式。后来我发现它是那么令人惬意。于是，我在中断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满心欢喜地重拾了这种方式。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就把自己囿于这种方式之中。后来，当人们逼迫我不得不离群索居时，我发现，他们为了使我变得可怜巴巴而将我隔离起来，结果比我自己还要好地成全了我的希求。
我满怀热忱地投入了那个已经着手的工作，我觉得这种热忱是和这个工作的重要性相一致的。那时，我混在一些现代哲学家当中。他们和古代哲学家几乎毫无共同点。他们不但没有解答我的疑问和解决我所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反而在我自认为是最有必要去了解的方面，使我动摇了，因为，他们是热心的无神论的传播者和说一不二的教条主义者，根本不能容忍别人在任何一点上敢和他们持有异议。我十分厌恶争吵，而且没有把争吵维持下去的能耐。因此，我的辩护常常显得软弱无力；但是，我从来不接受他们那些令人沮丧的学说。由于我对这些容不得异己、又有自己一套观点的人的反抗，也是引起他们嫉恨的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
他们不曾把我说服，但把我弄得不得安宁。他们的议论曾一度动摇过我，但从未叫我信服。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答辩，不过我相信肯定会有的。我常常责怪自己，我的无能多于过失，对于他们的论点，我凭心灵能作出胜过凭理性作出的原驳。
我终于这样想：“难道我总这样任那些雄辩家的诡辩所左右吗？我甚至不相信，这些人所鼓吹的，并热切要求别人去接受的观点，当真就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用来主宰自己理论的激情和要人相信这、相信那的过分热情，叫人无法理解他们自己相信什么。谁能够在政党头目当中找到真正的信条呢？他们的哲学是为他人的，我则需要一种为自己的哲学。趁时候还来得及，我要竭尽所能去寻找，以便在有生之年找到一种明确的行为准则。如今，我已步入壮年，理解力正处于最强的时期，可是却未老先衰了。我若一再等待，等到以后再进行思考，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的各种智能都将丧失活力；我今天尚能竭尽所能做到的事情，到那时就将力不从心。我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现在是我的外表的改造时期，也是我的精神的改造时期。我要确定我的观点和原则。等我深思熟虑后，觉得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有生之年就做什么样的人。”
……我作了一番大概从无先例的最热情、最真诚的探寻之后，我决定在我的一生中选择感情这个东西。确实我的行动曾取得非我所愿的结果，但至少我可以肯定：我的错误还算不上犯罪，因为我已经竭尽所能去把它避免了。诚然，由于少年时期的那些偏见和我心中隐秘的愿望，我曾使天平倾向于对我安慰最多的一边，对此，我并不怀疑。人们难免相信自己所热切希望的事情。谁能怀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别人所作的关于他们的评价是拒绝还是接受，标志着他们的态度是希望还是担心，决定着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希望或不安所持的诚意。我承认这一切有可能迷惑我的判断，但没有动摇我的善意；因为我惟恐把事情弄错。如果说一切都取决于如何度过这一生，那么，懂得生活，在合适的时候，采取最好的办法以免上当受骗，对我来说就是十分重要的。不过，依我当时的心境，我在世上最为担心的还是为享受这于我如浮云的尘世间的富贵而豁出自己的灵魂。
我还承认，我并不总是如愿地克服那些曾使我不知所措，而我们的哲学家又反复给我唠叨的困难。但是，我下决心要在人类智慧几乎不可企及的事情上作出决断。由于我在各方面遇到了解不透的隐秘和解决不了的异议，我便把感情运用于每一个问题，它似乎是最直接、最可靠的东西。我没有停留在那些我无法解决的异议上，它们与对立体系中其他异议争执不下。在这些事情上，武断的口气只适用于江湖骗子；但是人要有自己的主见，要有建立在深思熟虑之上的主见，这显然十分重要。倘若这样，我们犯错误，那么，除非是不公正，我们是不会因此受到惩罚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罪过。这就是我之所以能够泰然处之的不可动摇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