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斯·潘恩》是义务警员风格的游戏（里面的主要人物是“极限疼痛”的谐音，他喜欢找受害人来折磨），该部游戏正由3D娱乐公司推出。这部游戏激发《PC游戏杂志》的编辑们高喊：“如果说《纽克姆公爵》中受睾丸激素影响的双关语、毒打外星人的暴力行为和玩弄女性的生活方式让人抬起眉毛来，那么，《麦克斯·潘恩》里面的族问仇杀行为和令人震惊的暴力成分就发展到了让参议员们尖叫起来的程度。”
明年即将推出的其它一些包含暴力成分的游戏还有《死亡陷阱之地牢》和《地牢看守者之二》（根据《计算机游戏世界杂志》：这部游戏“图像更清晰、人物更多、拷打办法更多”）。
这些游戏最令人吃惊的地方还在于，它们都是一些大公司推出的。例如，互动游戏公司是基地在美国的最大的娱乐软件出版商之一，过去6个月的销售额为8，100万美元。维京交互公司是理查布兰森数十亿美元的英国媒体巨头做软件的分支机构。
但是，其赌注也是很大的。电子游戏巨头GT交互软件公司1996年从开发商弗姆金手中购买了《纽克姆公爵》的全部版权，之后该公司在全球销售掉了400多万份。这些销售业绩确立了GT交互公司作为美国第二大娱乐软件出版商的地位，仅次于电子艺术公司，年营业额达到5．31亿美元。总起来说，美国游戏市场1997年的总价值为13亿美元，这是市场调研公司PC数据公司的数据。从全球看，这个数字为170亿美元。
虽然游戏开发商说暴力完全针对成人，但是，另外一些人指出，根本没有什么防范措施阻止软件流入儿童之手。斯迪芬·克莱因是英属哥伦比亚伯纳比地区西蒙弗雷泽大学的传播学教授，在游戏娱乐文化方面教过很多课程，他最近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结论是，父母倾向于不太注意自己的孩子玩什么。根据克莱因对650名青年的调查，电子游戏——不管是计算机上的CD游戏还是在任天堂机器上玩的游戏，或者是索尼或塞加游戏机上的游戏——都有助于形成儿童对世界的看法。
“瘾大的游戏玩家显示出跟瘾小的玩家不同的判断能力，”克莱因在一次采访报告当中说，“女性玩家尤其如此，还有一些人显示出传统的脱敏现象。相对瘾较小的游戏玩家，他们觉得像流血和内脏、强奸和性骚扰不那么具有侵犯性，不那么有暴力倾向。”
克莱因的研究说明，约有四分之一的儿童沉醉于电子游戏（具体地说，有24％的人每周玩7到30个小时的游戏）。
不仅如此。在这个新的游戏世界里，有暴力的地方时常就有性。《尘埃2号》是即将推出的一款游戏，讲的是核屠杀之后的时代，里面讲有很多机会“恋爱、结婚，然后将自己的配偶拿去卖掉，换一点零钱用用。嘿，这是个黑暗和危险的世界”。卖淫也是前述《弥赛亚》游戏中的主要特色，里面的人物包括数名袒胸露臀的妓女。
暴力游戏里程碑
虽然下列游戏软件的销售额并非出类拔萃，但是，它们在残杀流血方面可谓数一数二。克里斯·查拉是计算机游戏杂志《下一代》的编辑，他带我们回顾22年来的电子游戏心灵大屠杀。
《死亡竞赛2000》
这是一种投币式游戏机的电子游戏，1976年出产，是第一代暴力游戏。该游戏是现代版电子游戏《大决斗》的原本，其目标是压死过路的人，凡碰到者皆变为小小的白色十字架。
《溅血屋》
这是介于万圣节电影系列与《得州链锯大屠杀》之间的游戏。你是戴着曲棍球面罩的人，手拿着一把大链锯，在房子里四处奔走，杀死各种怪物。
《生死决战》
20世纪80年代末期问世，这是最早探索武术主题的电子游戏之一。关键行动是将对手的头拧下来。
《沃芬斯坦3D》
1992年，视频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玩家可以通过三维空间把人物移到更近的地方，更具人性，也更血淋淋的。革命性的沃芬斯坦3D点燃了三维游戏革命的烈火。
《黑夜陷阱》
这是全动作影像游戏，讲一名近乎赤身裸体的妇女为一群怪兽所追赶，这部游戏引起美国参议员于1993年提出要对电子游戏进行级别评定。
《大决战》
1997年，英国电影及录相分级委员会拒绝为《大决战》评定级别，当时，英国媒体正在就大卫·克罗伦伯格有争议的电影《撞击》进行激烈争辩。
《邮路追杀》
1997年的一个电子游戏，讲一名持枪男子在诸如快餐店等的公众场所滥杀无辜。该游戏差不多引发了美国邮政工人的抗议大罢工。
《罪恶》
杀人杀到了新层次，这是1997年推出的一款新游戏。例如，打中胳膊跟打中比如头部会有不同效果，受害人以不同方式倒下。
《地平线上》
刺激杀人，极邪恶的暴力打斗游戏，是今年秋季最震憾人心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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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何不参战
迈克尔·凯利，《伦敦时代》（1997）
美国国内毁灭性的暴力活动正在上升（琼斯波罗、利多顿以及其他不那么知名的事件），但美国人对于海外的军事冲突却有越来越大的厌恶感，这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美国人宁愿使用大规模杀人武器杀人（伊拉克、科索沃），但不愿派地面部队作战，以避免与敌人直接接触。因此，迈克尔·凯利说，美国人没有吸取别的民族从战争中得到的痛苦教训：世上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战斗，为之赴死的。
1995年夏季和秋季，波西尼亚的战争接近尾声。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比哈克，是那个国家西北角一个漂亮的小山城，当时是塞尔维亚之围的最后日子。比哈克由波西尼亚军队中的V军守卫，这支部队由仅仅几个排组成，都是当地的志愿军，就几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猎枪，但这是一支非同寻常的了不起的部队。在两年多时间内，V军抵抗住了大批武装精良得多的围军，他们所进行的那场战斗更像1917而不是1995年的战争。
前线的士兵一连几个月生活在狭窄的战壕里，只有少数一些用沙袋和树枝搭成的简易床铺，都是在靠有树的山脊和山边上挖成的。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只有极少数的供给和弹药，部队进入战斗的时候时常每枪只有20粒子弹。他们短暂和阵发性地射击，他们从泥水中钻出来，从洞里钻出来，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用射击，用刺刀，用肉搏，结果通常是一边的人全死光，或死的死，伤的伤。
这些士兵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没有受过军训，但是，他们对战争非常熟悉，因为熟悉也就不怕战争。虽然他们也怕死，但他们不再考虑生死问题。这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后果。在比哈克，有很多人有精神压抑的问题。但是，对生命的轻视也有其积极的作用。它使人们不再像平时那样把生死看得那般可怕，杀人和被杀不再成为禁忌，当然，这也使他们自己免于被杀。结果，接受死亡在战胜死亡当中不可缺少。
由于美国又一次担心，不知拿巴格达怎么办，这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麻烦问题。萨达姆·侯赛音能让美国坐立不安，就在于他明白美国已经很害怕战争伤亡了。虽然美国人在国内的死亡恐怖事件中已经麻木不仁了（在街头，在电影里），但是，他们对于战争伤亡差不多已经发展到了零宽容的程度，不仅仅害怕美国人的伤亡，而且还害怕任何一种伤亡。在波西尼亚，美国看到塞尔维亚人进行种族灭绝宣传，但在三年多时间内没有做任何有实质意义的事情加以阻止，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人死掉，也不想为任何人的死亡负责——哪怕是进行种族灭绝活动的罪犯。
海湾冲突本身也许是有史以来所发动的死亡最少的一次大规模战争。在全部战争期间，只有一次属于真正引起麻烦的大规模屠杀行为，那就是伊拉克地面部队从科威特撤回国内时沿路对其进行的空中和坦克攻击。而这样的攻击却使战争结束了。
攻击发生之后的几天，看着被烧焦和炸烂的尸体，在我看来很明显的事情是，战争必须立即结束，继续进行单边屠杀是找不到任何理由的。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如此，其中一些还是职业军人，有些人还是总统的顾问。因此，战争结束了，突然结束，灾难性地结束了，萨达姆·侯赛音继续在位，还受到武装精良、薪金丰厚的共和国卫队的保护，而在当时，美国只需要几天时间便可摧毁这支部队的。
如今在我看起来非常明显的是：当时在我看来明白无误的事情，实际就是由于所知甚少而突然发展为无知的错误。我从来没有见到战争的后果，所看到的结果吓得我魂飞胆丧。在这方面，我当然是这一代记者当中最典型的。从军事角度来看，结果是新闻团体总在遭受一种集体性的自夸病的侵害。对于军事生活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些事实——士兵变成残忍的人，变成猪狗，将军犯下愚蠢的错误，子弹打死人——我们看到后都会震惊万分，总想赶紧找点提神药。
媒体总体上对战争事实的害怕反映出的是更广泛的社会的意见，而这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就包括军人本身。美国自越战以后一直没有经历过什么大规模战争，没有见过大规模的战争伤亡（在越南死掉的58，000名美国人只是大规模战争中极小的一个阵亡数字），而那次冲突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就结束了。12岁的比哈克儿童都知道这么一个道理：世上有东西值得为之赴死，为之杀人。而在我们这个国家，知道这个道理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年龄也越来越大。
因此，美国人愿意让萨达姆·侯赛音拖延下去，直到他藏好大规模杀伤武器，然后，他会让联合国巡视员滚回去，而美国人也只能听之任之。或者，他们也会对伊拉克施加一些打击，也会杀掉一些人，但不是太多，因为人，也就是说美国人，会禁不住那样的画面。美国人连这个也可以忍受。但是，这些日子以来，有人，我们立即想到了北朝鲜，又在准备开始一场真正的战争。到时，我们会看到自己能够忍受哪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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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男子铺上红地毯
多纳·拉夫兰布瓦，《环球邮报》（多伦多，1998）
在今日社会，男子是主要的受害者吗？女权主义者也许让我们看不到他们有多大的麻烦。
我们不时会看到一些消息，我们时常会碰到这样的事实：当男子并不是女权主义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种红地毯体验。
年轻男子更有可能受到他们父母的生理虐待，更有可能辍学，更有可能面临失业。在15至24岁的年龄，他们自杀的可能性比女性高出5倍。作为成人，男子更有可能无家可归，更容易受到酒精和赌博成瘾的危害，被抢劫或谋杀的可能性高出1倍，在工伤事故当中死亡的可能性高出9倍，一般来说比女性提前6年进坟墓。
我们都习惯于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父权制把人类社会改造成了有益男性的样子，因此，这样的事实就不为人们所注意。如果上述情况发生在女性头上，那么，报纸头条一定会大肆渲染，如果男性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就不是什么重要的社会问题了。
例如，谈到青少年自杀的问题，大家会得知，值得注意的不是男性死者的数字有多大，倒是事实上女性企图自杀的数字比男性高出多少。
最近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样的心态：“谁在乎呢，他们都是男的嘛。”有报道称，女生在学校的成绩平均来说比男生强。1996年，安大略省和英属哥伦比亚省十分之六的高中荣誉毕业生是女生。
虽然女性在十年以前也比男生强（1986年，安大略省有53％的荣誉毕业生是女生，英属哥伦比亚省有57％的荣誉毕业生是女生），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媒体还是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什么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女生。1994年，米拉和大卫·斯多托的著作《男女不平等：学校在欺骗女生》出现了。一年之后，米歇尔·兰茨伯格在《多伦多星报》的专栏中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学校的性别歧视非常严重，几乎司空见惯》。《多伦多星报》上还登载了一篇新闻故事，讲蒙特利尔的辍学生水平高于正常指标，意味着我们应该关心这一现象，部分是因为“45％的辍学生是女性”。尽管她们处在少数，但男性就根本不值一提了。
如果说女生在数学和科学课程当中成绩差一些，如果她们在高技术行业或工程业当中不容易得到好的工作，那么，这个教育系统一定是出了问题。她们的父母没有鼓励她们，学校以男生为主，对女生不欢迎，男生喜欢欺侮女生，社会也在向她们发出传统角色模式的信息。
但是，如果男生成绩差一些，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误了。虽然他们都是儿童，责任却直接落在他们瘦弱的肩膀上了。在最近一期的《环球》杂志当中，有一篇文章（《班上成绩好的不是男生》，2月26日）讲，教育工作者应该告诉媒体，“有太多的男生似乎根本都不努力”，并且抱怨说：“男生时兴一种新文化，他们喜欢虚张声势，精神疲软，愚蠢自娱。”他们不是请男生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反倒去请女生来批评男生有如何如何低劣的学习习惯。
男性精神与知识水平总是不太容易合拍，这是一个事实（足球运动员很容易找到约会的对象，而书虫却不然），但这样的事实根本就没有人谈起。
男生也许在是否应该做得更好的事情上拿不定主意，因为女权主义已经在女性压迫与男性成就之间划了一条直线，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人讨论。
小学主要是女性担任老师，她们经常数落男生，惩罚男生，多过对女生的处罚，而且男生有学习障碍的情形比女生多，这样的事实也没有人提起。
说教育工作者、父母和政府在过去的15年中一直在忽略男生，因此，他们本身对于那样的表现是否满意，这一点也没有人注意到。
女生是环境的受害人，男生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女生为社会压力所造就和控制，男生作出自己有意识的选择。女生可以抱怨任何人，但就是不能责怪自己。人人都可以责怪男生。
女权主义不是说要废除双重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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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混乱
把不准的约会游戏
乔纳森·福尔曼，《女性季刊》
“约会”有些什么内容？一位英国人对美国女性进行观察后，对约会的诸多意义感到迷惑不解。
在我的家乡英格兰，人们时常问起我来，说美国女性是否跟他们听说的一样，在性的事情上很主动。不是很了解美国的英国男性都相信，美国女性都是很凶的，都是些抱怨个不停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她们总是让人惊讶地强迫男子，经常主动邀请男子。“她们是不是在酒吧里走上前来就要你跟她们睡觉？”有个人问道。
真实的回答是：“嗯，通常不是这样。”美国妇女比较起英国女性来，在性的事情上并不是更加活跃，事实上，如果在酒吧里遇到女士，找英国女性更靠得住一些。（调查显示，英国人是西欧最喜欢滥交的民族——比法国人严重得多。）
尽管美国社会对性的事情比较开放，但是，美国女性经常过着令人烦心的两性生活。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女性在任何一种意义上说假装正经。反过来，主要是“约会”的规则使两性关系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