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许多的人也应该付出很多。到未来的某一天，当历史的最高法院对我们每个人作出评判，我们在短暂的服务生涯中是否完成了对于国家的职责，我们在不管主持的哪些政府工作当中的成功或失败，都将根据下列四个问题予以裁定：
首先，我们是否真正有勇气的人，有否勇气面对自己的敌人，有否勇气在必要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同事，有否勇气抵抗个人的贪婪和公众的压力？
其次，我们是否具备判断力的人，对过去和未来是否具备敏锐的判断力，对别人和自己的错误是否有判断力，有否足够的智慧去了解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是否有足够的坦率精神来承认不知道的事情？
第三，我们是否真正诚实的人，是否从不放弃自己相信的原则，也从不放弃相信我们的那些人所坚持的原则，是否金钱上的收益和政治上的野心都不可能使其偏离神圣的信赖的人？
最后，我们是否有献身精神的人，是否其荣誉感不会抵押给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或团体，也不会因为个人私利而妥协，而只会献身于公众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的人？
勇气、判断力、诚实心和献身精神，这些都是麻省人向来的历史品格，我们麻省人把这些品质源源不断地输往波士顿的贝肯山，也送往华盛顿的国会山。在上帝的协助之下，马萨诸塞州的儿女们希望这些品质会在未来四年的风风雨雨中成为我们政府行为的特征。我谨请求上帝帮助我完成自己的职责，但我清楚，在人世间，上帝的意志只能通过人的工作得以实现，因此我请求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祈祷，但愿自己能够完成这次庄严的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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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汉还是白宫？
摘自马克·吐温《汤姆·莎亚历险记》
在《汤姆·莎亚历险记》中，马克·吐温重温边疆童年时期的英雄主义精神。年轻人仍然受到所爱之人的吸引，罗宾汉的生活看来也远较当大官有吸引力得多。
他游走于人迹罕至之地，远离孩子们习惯去的一些地方，寻找符合他情绪的孤寂场所。河中木排令他神往，他想象自己坐在木筏的最外边，思忖深不可测和永不止息的溪流，心想，要是能突然一下子淹死在河里，根本意识不到大自然让人淹死时非得要体验的痛苦过程就好。之后他想到了他的花。他拿出花来，揉皱，让花干死，结果正符合他阴沉的快感。他不知道，假如知道他淹死了，她会可怜他吗？她会不会哭，会不会希望自己有权抱住他的脖子？或许她只是冷冷地转过身去，跟整个虚伪的世界一样？这样的情景带来又甜又苦的疼痛，竟让他在脑海里三番五次地演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场景，直到跟衣服翻线一样无法再演了。最后，他叹口气站起身来，在黑暗中出发了。
约在九点半或十点的样子，他来到一条没有人迹的街上，“人人喜爱的无名者”就住在这条街上。他停留片刻，竖起耳朵听，结果什么声音也没有。一座两层楼的窗口里有暗暗的烛光投射在窗帘上。那里有神圣的东西存在吗？他爬过篱笆墙，踮起脚悄悄穿过植物，来到窗下站着。他长久望着那里，心中激情翻涌。然后，他仰躺在窗下的地上，双手放在胸前，手里还攥着那朵已经凋谢的可怜的花。他情愿就这样死掉——就在那寒冷的世界里，无家可归的头上没有任何遮盖之物，没有一只友好的手抚去他冰冷的眉毛沾上的潮湿的露珠，当最为痛苦的时刻来临时，没有一张充满爱心的脸带着怜惜在他身上弯下来。等欢快的早晨来临，她四周打量一番就会看见他，然后是啊！她会在他没有了生气的可怜的尸体上滴下一星半点的泪水吗？一个年轻聪明的生命就这样冷冷地凋谢，就这样中途夭折，她难道不会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再说这位姑娘。他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做。他有心在这人世做最好的事情，但得到的却是狗一样的待遇——真的就像一条狗。她以后可能会感到很难过——也许等一切都太晚了的时候。啊，他要是能临时死一阵子就好！
但年轻人灵活的心却不可能像弹簧一样长久压缩成一个形状。汤姆眼下又慢慢开始回想此生必须要关心的一些杂事了。要是他此刻转过身去，一下子神秘地消失会怎么样？如果他走掉，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走到没有人知道的乡间，远在千山万水之外，永远不再回来，那会怎么样呢？到那时，她会怎么想？但是，小丑的想法此刻又回到了他的脑海，让他的内心充满厌恶。因为当轻浮的举动、玩笑和脏兮兮的紧身衣侵入已经跃升到庞大无边的八月浪漫王国的心灵，那是一种冒犯。不，他愿意当兵去，多年之后再回到故乡，成为一个经过战争洗礼和杰出的人。不——最好还是到印第安人的部落里去，跟他们一起赶水牛，踏上崇山峻岭中的征途，走上遥远的西部无迹可循的大平原，到很久的未来之后，他会作为一名浑身插满羽毛、满脸涂着油彩的大酋长回来，在某个昏沉沉的夏日早晨昂首阔步地走进主日学校，发出让人鲜血凝固的战争怒吼，让他所有的同伴因为无法平息的嫉妒而瞪大双眼。可是，不，还有比这更了不起的事情。他要去当一名海盗！就是这了！现在，他的未来明明白白地摆在他眼前了，他的未来闪出无法想象的耀眼的光芒！他的名字会在全世界传颂，让一些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发抖！他会开着自己又长又低，还有黑色船舱的快艇，充满荣耀地航行在万顷海浪之上，就是那艘“风暴之灵”，前面还有飘动的旗帜！到达他的名望最高峰的时候，他会突然间出现在这古老的村庄，悄悄走进教堂。他脸色黝黑，一脸沧桑，穿着黑色的绒线衬衣和水手短裤，长过膝盖的长统靴，还有深红色的系带，他的皮带上插有马上用的大型短枪，腰间插着手刃过敌人的短刀，懒散的帽子上插着随风而动的羽毛，他的黑旗展开着，上面画着骷髅与交叉股骨的图案，并带着极大的满足感听到人们窃窃私语：“那就是海盗汤姆·莎亚！——他是南美洲加勒比沿岸的黑色复仇者！”
然后，汤姆又成了罗宾汉，他被那阴险的女尼从自己掉以轻心的伤口处放血一样抽走了全部的血液。最后乔终于到来了，他代表一大群哭泣的逃犯前来将他拖走，对着他无力的双手深深鞠了一躬。汤姆就说：“此箭所落之地，乃可怜的罗宾汉在绿树下的藏身之所。”然后，他就射出一箭，然后本应该倒地身亡的，可是，他突然间倒在荨麻上了，因此很快喜滋滋地跳起身来，不像一具尸体。
那些男孩子们打点行装，藏起了自己的装备，然后消失了。他们的内心充满悲伤，因为世上再没有逃犯了，他们不知道现代文明将做哪些事情才能弥补这样的损失。他们说，他们情愿在舍伍德的丛林里当一年逃犯也不去美国当一年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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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男子气概
讲求民主的老爹
摘自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文明吸取和发展了欧洲自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形成的男子气概的理想，但是，新世界的生活跟欧洲的传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男子气概和为父之道的新经验注定要出现。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描写了一位欧洲贵族的印象，阐述了家庭生活的意义如何因为民主和平等而在美国发生变化。在俄亥俄州，没有卡托一样的人。罗马时代以来古老的家长制——父亲跟一位仁慈但有绝对权威的君王一样统治着全家——移植到新世界以后无法生存。根据托克维尔的看法，民主削弱了父亲对孩子的权威，但增强了父亲与子女之间公开的亲情表达。你的孩子不再认为你是君王。但是，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玩掷铁环游戏，也可以抱起枕头互相打闹。这在古代罗马会是无法想象的情景。
在美国，家庭已经不再存在，假如我们取家庭这个词在罗马和贵族统治时代的意义的话。人们只在孩子出生的初年才能找到那种断断续续的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残迹。然后，父亲会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行使家庭内的独裁权力，这是他儿子的年幼无知使之必要的时候，而儿子的弱点和父亲无可置疑的优势使这种家庭独裁成为合理的。
但是，当年轻的美国人开始接近男人的领域时，子女的驯服缰绳就日渐松懈。孩子成了自己思想的主人，他很快就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在美国，的确也不存在什么少年期。到儿童时代刚刚一结束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一名男子，并开始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了。
如果假定这是某种家庭斗争的结果，那就错了，因为在家庭斗争之内，因为某种道德暴力的原因，儿子已经赢得了父亲拒绝给他的自由。导致前者攫取权力的同样的习惯与原则也使后者承认它作为一项不可置疑的权利的可贵之处。
因此，在前者当中，人们看不到摆脱压制的仇恨和无序的激情，这样一些激情常常使人在抖落传统重轭很久以后困惑不已。后者感觉不到失去威权后的痛苦和愤怒的遗憾。做父亲的人长期以来期盼着他的权威必须结束的一天，当这个时候到来，他会在没有任何抱怨的情况下缴械投降，拱手让出权力。儿子提前知道了什么时候自己将成为真正的主人，什么时候能得到自己的自由而不需要赶快或多费力气，作为一项所有物，它会自然而然地到来，没有人会费很多精力从他们手中争夺权利。
在一些以贵族等级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当中，权威从来就不是直接针对被统治者全体而言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他们花费很大的精力控制链条上的下一等级的人。其余的人也照做。这样的情况对所有具备一个领袖的社团适用，也适应于一个人的家庭。在贵族统治社会里，实际上人们只关心父亲。这样的社会只通过父亲来控制儿子。社会统治他，他统治自家的儿孙。因此，父亲不仅仅具备他天生的权力。他还有一种政治特权，可以在家里发号施令。他是家庭的创造者，也是家庭的支持者。他还是家庭的执法官。
在民主时代，政府的长臂单独伸及人群中每一个不同的个体，为了让他服从共同的法律，因此，不需要中间有任何传达的人存在。在法律的眼里，父亲只是一个比儿子年长和稍微多一些钱的公民。
当生活条件一般很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达到永久程度的时候，高人一等的概念就会对人的想象力产生作用。甚至当法律不为任何当父亲的提供特权时，习惯与公众看法也会提供这种特权。但是，如果人与人彼此差别不大，而且这样的差别也不是长期的，接受尊长概念的程度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不明确了。一个立法者把一个服从于他，听他发号施令的人放在跟他相比较极其低贱的地位是毫无用处的，民德会将这两个人拉得近一些，而且一天一天让他们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因此，即使我没有看到贵族统治下的立法没有给家长赋予额外的特权，我也可以放心地说，他在那个制度下的权力受到的尊重及其，范围远胜于在民主制度下，因为我知道，不管法律是怎样的，在贵族统治制度下，高人一等者总会看上去高人一等，而低人一等者也总是低人一等，这与民主政体下的情况完全不同。
当人更关心过去的情况是怎样的，而不太在乎现在的状态如何的话，而且当他们更急于知道他们的祖辈觉得自己应该是怎么一个样子的时候，父亲就是自然和必要的连接工具，可以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也就是这两个链条得以重合与联系起来的一个接近点。因此，在贵族统治时代，父亲不仅仅是家庭的政治户主，而且还是传统的工具，是习惯的解释者，也是风俗方面的权威人士。他的话人们必须小心听取，说到他的时候人们必须心怀敬意，人们对他的亲切感总是与敬畏相伴的。
当社会状态转入民主以后，人们就采纳了这样的普通原则，即，为自己判断一切是合适和正当的，人们可以汲取过去的信仰，作为提供信息之用，但不能成为一个规矩，父亲的看法对儿子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小，正如他的法律威严也随之减小一样。
精读贵族统治时代留存下来的一封家庭内的信件足以说明这方面存在的两种社会状态。信件的风格总是正确的，带有一定的礼仪形式，刻板而且冰冷，因此，天然的亲情温暖很少能够从信件里面感觉出来。
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儿子写给父亲的信件当中，每一个字都含有自由、熟悉和温柔的一面，这会使人们立即对家庭内弥漫的新关系产生强烈的印象。
孩子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发生了类似的革命性的变化。
在贵族统治社会里，正如在贵族统治的家庭里一样，所有人的位置都是确定的。不仅仅父亲独有特定的地位，享受巨大的特权，而且，孩子们也绝非彼此平等的。年龄和性别固定了彼此的关系，并确保某种程度的特权。民主推翻或削弱了这样的障碍。
在贵族统治家庭里，最大的儿子，也就是将要继承大部分财产和几乎所有权力的人成为孩子中的首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其他兄弟的主人。一切荣耀和权力属于他；对其他人来说，则可以存在平庸和依赖性。但是，如果假定在贵族统治社会里，长子的特权只对他一个人有利，如果假定它们只会引起其他兄弟的嫉妒和仇恨，那就是一个错误。
长子通常花费很大气力为其兄弟获取财富与权力，家庭的一般声望反映出户主的信誉。较小的儿子努力帮助长子完成他进行的所有工作，因为户长的很大权力增强他宏扬家威的能力。因此，贵族统治家庭的各个成员都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的利益互相联系起来，他们的思想彼此一致，但是，他们的心却很少和谐相处。
民主也使兄弟姐妹团结在一起，但方式却不一样。
在民主国家，法律规定孩子都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也都是独立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强迫他们在一起，但是，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强行使他们分开。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来源，因为在同一个屋顶下长大，而且得到了同样的对待和关心，因为没有任何特定的权力使他们彼此有所不同，或者使他们有所区别，因此，儿童时期的亲情和坦率的亲密关系很容易在他们当中生根发芽。差不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破这样的血缘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从出生时起就已经固定了，因为兄弟亲情每日每时使他们相处在一起，也没有必要产生磨擦。
因此，不是利益，而是共同的回忆和不受阻挡的思想上的共鸣，以及品味的一致使民主政体下的兄弟团结在一起。他们的继承物是要划分的，但是，他们的心却可以自由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