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当高尚而生，高尚而死。”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在公元前5世纪写道。但是，什么是高尚呢？这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概念，尽管许多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曾努力用妙不可言的各种方法来表达这个概念，或者想给它一个外形。“美德是惟一真正的高尚。”18世纪的一位散文家说，而且说高尚不得与传统的社会地位混为一谈。高尚不是出生或继承来的特权中的一个特征，而是人的性格与能力的表现。托马斯·杰佛逊说：“男子天性中就有一种贵族气，其基础是美德与天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他们对高贵的理解提升为一种高雅的艺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爵士写道：“若不能做高尚的人，还不如根本就不要做人。”而浪漫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却认为：“世上只有一个了不起的上流社会，那就是高尚的生者和高尚的死者。”
高尚时常在战争与搏斗中受到人们的赞扬，尤其是当情形很危急，也许是毫无希望的时候。“勇者乃高贵，”莎士比亚让克利奥帕特娜在马克·安东尼自杀，她也准备自尽的时候这么说，“我们来按罗马的风尚自杀，让死亡高傲地取走我们的性命。”遇到命运的打击，不管是以战争、自然灾害还是疾病或遭受背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都能保持尊严，坚贞不屈，这是高尚性格的关键之一。但是，高尚也时常用来描述人的思想品质，描述范围大、意义深的思想，描述对人生与人类天性的博大精深的理解。“什么是诗歌？”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史家和批评家约翰·拉斯金说，“那就是通过想象力暗示高尚情绪的高尚基础。”亚瑟·柯南道尔说过：“在所有毁损的事物当中，高尚思想的损毁是最令人痛心的。”
另外，高尚也时常跟有德行的人格联系在一起。的确，对于一些作家来说，高尚是所有道德言行的基础。梭伦是古雅典伟大的立法者，他奉劝我们与其听信海誓山盟，“倒不如信任人格的高尚”。根据西塞罗的看法，“一个人越是高尚，他越是不会怀疑别人比自己次一等”。跟绅士精神一样，真正的高尚更体近人的性格而与社会等级有所不同。英国有句老话说：“高尚者最谦逊。”高尚的人不会让自己或别人成为奴隶。的确，跟艾德蒙得·伯克所说的一样，真正高尚的天性多会看重自由公民的尊敬而不太在乎主宰被压迫者：“优先考虑自由民者最高尚，而非在奴隶群中恣意妄为者。”当然，高尚也与藐视行为可耻之人、怯懦者、欺世盗名者和操纵者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不配做有男子气概的人，也没有可敬的人格。根据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说法，有时候，与其屈辱求生，倒不如从容赴死，尤其是当求生的代价涉及背叛别人和卖国罪行的时候。不幸的是，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并不关心他们活得是否高尚，他们只在乎能活多久。高尚而生是人人可达的境界，但要活得长久却并非人力所能企及”。由于我们所有人最终都不免一死，为什么不把心思花在过尊严和体面的生活上，而不管到底能够活多久呢？
本章的读物集中在多个重要的层面上，讲当一个高尚的人是什么意思——胆识、诚实和荣誉感。战争中的勇猛今天已经不是流行的话题了。有时候还暗含有这样的意思：哪怕只是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即某些可敬的人类品质有可能在像搏斗等的情形当中出现，都是不适当的，更何况还有穷兵黩武和宣扬暴力的意思。但是，读者会发现，观察战争的有思想的人很少一致赞同搏斗，也不会在战争的残酷会对年轻人的心灵产生的有害影响方面视而不见。的确，这些故事和关于尚武之勇的反思之所以令人非看不可，正好就在于它们对战争使人性高贵或卑贱的影响力十分敏感，有时候，这样的影响力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但最终，愿意为国捐躯，或者为正义事业捐躯的思想总还是具有持久的吸引力，不管那是塞莫皮莱，是巴尔格之战，还是废除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值得人们记取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勇气有时候被描述为道德勇气。有时候，最勇敢的人不是战场上殊死搏斗的人，反而是为捍卫正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人，是帮助被压迫者与孤苦无助者的人，这也许是所有战斗中最严酷的一种，这是对他们自身最恶劣冲动的最终胜利。
古希腊表示“高尚”意义的词同时也用来指“美好”或“极好”，尤其是当用来描述人的心灵或心灵之美的时候，这种内在的性格之美、感觉和性情当然是一个人的行为让我们觉得高尚时让我们产生的感觉。高尚是一种理想，涵盖一个人身上最值得赞美的几乎所有的东西。这里面包括荣誉感、正义感、同情心、慷慨和诚实在内的美德。但是，对于这些其他的德行，高尚会增添更多的意义：超越一般的水平，甚至是崇高的自我牺牲与而对危险或压迫时表现出来的沉着镇定，有时候几乎达到超人类的高度。一个不伤害他人，尊纪守法，完成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朋友或配偶的日常责任的人是一个正义的人——但是，高尚却是少见的。高尚的人具备罗马人称作integritas的品质。正直这个词的意义，指的就是一个人具备多种美德，他坚毅勇敢，具备同情心，有耐心，还有在比如战斗、受迫害、生病和被人剥夺一切以及失望时等的不管多么严酷的考验面前镇定自若的态度，以及在人类经常碰到的种种挑战面前毫不退缩的品质。
——
勇猛的男子
军人的品格
摘自夏尔·戴高乐《剑之刃》
我们能想象没有武力的生活吗？不，戴高乐说，不仅仅因为人类的天性不能够改变，而且还因为理想与激情对于高尚和低贱的事业同样重要。“军人的品格是人类遗传当中有机的一部分。”伟大的军事指挥者将智力与本能结合起来。战争呼唤人最鄙下的本能，但同时也体现出人最优秀的品格。虽然战争经常服务于贪婪和暴政，但是，战争也可以用来捍卫被压迫者的利益，传播文明和宗教的理想。
人类尽管有很多希望，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奢望作为男人与男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根本起因的激情与利己主义会自行消亡，有什么理由奢望会有任何人心甘情愿地放弃他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不去索取他想要的东西，简单地说，有什么理由奢望人类的天性会变成不是它本身的东西？当前，弱小者希望变得强大，强大者希望主宰弱小者，旧的东西希望继续保存下去，这样的平衡真有可能继续保存下去而不发生变化吗？如果进化继续沿着目前的方向发展，边境如何得以稳定，权力如何受到扼制呢？就算我们假设在一段时期里各国都同意按照主权国的和约保持目前双边关系，就算按照目前的做法加以实施，这样的和约会有多大的效果呢？里茨的枢机主教说：“没有武力支持的法律只会招致人蔑视。”除非有军队阻止其被人侵犯，否则，国际间的和约就会形同虚设，毫无价值。不管世界会朝哪个方向前进，没有军队的最终裁决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能想象没有武力的生活吗？只有当儿童停止出生，只有当思想开始僵化，只有当感情冻结，人类的需求被麻醉，只有当世界停滞不前，武力才有可能被废除。否则，武力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不可或缺，因为，没有武力，思想就没有驱动，行动就没有力量。武力是运动的先决条件，也是进步的媒介。不管是作为权威的壁垒，还是作为王权的保护者，还是革命的原动力量，我们都需要依靠武力才能依次获得秩序和自由。武力是文明摇篮期的守护者，武力是帝国的统治力量，武力挖掘了衰落的坟墓，武力让各族人民得到了法律，并使人民的命运得以控制。
如果说战斗精神、战争艺术、军人的品格是人类遗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倒是真的。这些都是各个时期的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表现自身所借重的媒介。没有萨拉米我们就无法想象希腊，没有军团就无法理解罗马，没有剑就无法明白基督教，没有弯刀就不能明白伊斯兰，没有瓦勒米就不能明白我们自己的革命，没有法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国际联盟。个人为社会作出的自我牺牲，变成荣誉的痛苦——这两样东西是从军者最基本的要素——对应于我们的道德和审美概念。哲学和宗教的最高教义也找不到更高的理想目标。
因此，如果掌握着法国凝聚之力的那些人感到气馁，结果就不仅仅是国家的危亡，而且还是文明的全盘崩溃。如果武力的控制权从一位智慧和久经操练的指挥者手中剥夺，它会落入什么样的疯狂和不负责任者的手中？已经到了军事精英再次意识到自己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他们必须再次专心于自己惟一的职责，也就是做好准备，随时应战。他们必须抬起头来，登高望远。只有当军人的合适哲学观得以恢复，刀剑才有利刃可言。在这样的哲学观当中，他会找到世界观的高尚，他的职业的荣誉，还有影响他自身之外的世界的机会。在这样的哲学观中，直到荣耀的曙光到来的那一天，他将发现值得考虑的惟一的回报。
伟大的战争领袖总是会意识到本能的重要。亚历山大称之为“希望”，恺撒称之为“运气”，拿破仑称其为“吉星”的东西，难道不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有特别的天赋，能够与近到足以主宰他们的种种现实情况发生接触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那些天赋极高的人来说，这样的本领经常会在他们的人格当中闪现出来。他们说什么，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说出来，这本身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其他在场的人都有一个印象，觉得有一种天然的力量注定会掌握事件的进程。福楼拜表达过这样的感觉，他描述尚在少年期的汉尼拔就已经笼罩在“一身无法确定的英武之气，终将成就大业的荣光”中。
但是，虽然没有本能的激励就无法酝酿出行动或工作，但是，光有激励还不足以使这样的概念准确成形。它们是“自然的礼物”这个事实本身意味着它们是简单的、粗糙的，有时候还是混乱的。现在，一个领袖要指挥一个军事单位，也就是说一个系统的复杂军力，它有自己的特性和风纪，它只能按照自己的某种模式才能形成自身的力量。正是在这里，智慧才会显出其作用来。掌握住本能的原始材料，它就能使其日臻完善，使它具备特定的外形，使其成为一个定义明确和前后连贯的整体。之后，运用合适的方法，按照其重要性的次序确定这个整体的不同价值，并在时空上分配不同的部分执行各自的计划，将不同的部署和调动的阶段连贯起来，使它们通力合作，前后连通，使指挥人员的手中掌握住有效和有节奏的工具。最重要的是，不管某些东西是好是坏，都必须得到合适的利用，这样才可避免导致混乱的结果。方法虽然不好，但总比没有方法强。
指挥官如果要抓住基本内容，抛弃无关紧要的内容；如果他要把总体的行动分割成一系列互补的行动，这样一来，一切都将合并起来实现单个行动要达到的目的，他就必须有能力从整体上看清形势，将相对的重要性归附于单个的目标，抓住情形中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并确认各自的局限所在。所有这些都暗含一种组合的天赋，它本身就要求很高程度的知识能力和水平。必须使他的问题中的基本要素从由伴随的纽节构成的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将军很像使用立视镜的人，他必须在能够看到立体的景象之前将自己的双眼集中在图像上面。正是这个原因，惯于搞大动作的伟人总是深思熟虑的人。他们无一例外都具备很高程度的内敛能力。拿破仑曾说：“军事领袖必须有能力针对单个的一批对象进行相当深，相当长，而且不知疲倦的思考。”
如果希望一次行动的深思熟虑达到效果，也就是说使其适应具体的情形，那就必须结合智慧和本能。但是，战争行动的评论家们很少愿意承认这两种功能各有其必要的成分，岂知这两者缺一不可。
指挥官的企业精神本身从来都不是一个危险。
反过来，它是领导才能中最基本的要素。指挥官不能仅仅拿着一只上了发条才能走的时钟，而是要跟“利用工具的人”协同努力。这些人怕死，他们挨饿，受饥渴，缺少睡眠，还要受恶劣天气的苦。有些人很勇敢，有些人不是那么勇敢。有些人领会很慢，有些人总是头脑清醒。有些人相信你，忠实于你，另外一些人心生嫉妒，从不服从。简短地说，他们自身可能有千般万种的差别。要让他们行动起来跟一个人似的，指挥者光是凭自己的脑袋在那里考虑应该做什么是不行的，仅仅让自己发号施令以贯穿自己的意图也是不够的。他必须在他的手下人心里树立起信心来。他必须有能力强调他的权威性。
这是必要的品质，它会得到军队当中永久存在的军纪的帮助。这是人类经验的产品，独立于这位或那位指挥官的性格之外。环境的迫使、法律的设定和习惯都会对它产生影响，使其或多或少对军人产生影响，因此，它的外形可能这一国与那一国不同，而且还会受到当时的条件和时代的道德气候的影响。这是所有军队的基本要素。通过纪律约束，某种类似合同的东西就存在于领袖与下属之间了，有组织的团体的各个构成部分都必须尽其最大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这样，就能建立起善意的基本态度，从而保证最低水平的凝聚力。但是，作为一个首领，仅仅依靠非个人感情的顺从而将自己的人马聚成一个整体是不行的。他们的内心都希望看到他留下个人性格的印迹。如果他想切实有效地掌握住自己的人马，就必须知道如何使他们的意志成为自己的意志的一部分，因此而唤起他们，给他们以启发，让他们觉得分配给自己的任务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必须提高和增强仅仅依靠纪律产生的效率，让手下人心里产生一种道德暗示，从而超越所有的推断，并使手下人确切地认识到他们所有的信仰、希望与奉献的潜力。
因此，正是这种智慧、本能和领袖的权威合并起来，才使得战争的产品成为它本来的样子。但是，如果说这些能力不是强有力和足智多谋的人格表达，那又是什么呢？其他的一些事情也是一样的，可以放心地说，作战者的价值，同命令他的人的性格的价值成比例。战争的训练首先就是对领导人的训练，对于军队和国家来说，真实的情况是，领袖如果是良善之人，那其他的人只会使善意得到增强。
这是人人都能在原则上同意的选择过程，当然在实践中，人们还会遇到很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