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受到鼓励努力寻求大家的支持那一个小时起，直到获取大家支持的那个快乐的日子，我从来都没有向大家许诺过任何别的东西，而只有谦卑和不遗余力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我承认，这个职责的份量让我发抖，任何想知道在这个世界的一切事务当中，这职责到底有多么沉重的人，都一定会吓得飞跑，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件让人能肯定和贸然轻率以就的事情。让我来告诉大家，要当好国会议员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现在这个时候，人们都有很强的愿望，他们希望在奴性的顺从与失控的欢迎之间冒险走极端。要将慎重与热情结合起来，那是绝对必要的，但又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富裕的商业城市的成员，但是，这个城市只是一个富裕的商业国家的一部分，而国家的利益是多种多样的，形式繁复的，复杂多变的。我们是这个伟大国家的成员，但这个国家本身也只是更大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帝国我们通过美德和自己的财富延伸到了东方和西方的最远处。所有这些广泛的利益都必须加以考虑，都必须加以比较，都必须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调和。我们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成员，我们当然都明白，一台自由制度的机器并非简单的事情，它有价值，同时也很复杂，很容易弄坏。我们是一个伟大而且古老的君主制国家，我们必须带着宗教精神来保存主权的真正法律上的权利，它形成了一块拱心石，使我们这个帝国和我们这个制度结实和宏伟的拱顶得以安放。由得到平衡的权力构成的一个制度永远都必须是最关键的内容。我知道自己有能力上的缺陷，我希望得到来自各处的支持。我尤其希望得到友谊，我将保持与你们送给我的最有价值的同事之间最好的联系。
我不再麻烦大家了，只想说声谢谢。对各位先生，谢谢你们的支持；对候选人，谢谢你们克制和礼貌的行为；对各位治安官员，谢谢你们的操行，这样的操行可所有就任公职的人引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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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拿到授权，可以安心睡觉了。
摘自温斯顿·邱吉尔《风暴聚集》
温斯顿·斯宾塞·邱吉尔是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也是盟军击败第三帝国行动的主要设计师。他也是一位有天赋和高产的史学家、传记作家和散文家，体现了积极和沉思型美德之间的平衡，这样的美德是本文集中反复出现的男子气概的关键。邱吉尔是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和一贯的抨击者，在他的二战历史著作中，邱吉尔描述了希特勒厚颜无耻地撕毁了与张伯伦在慕尼黑签订的和平条约，以及张伯伦政府随后的倒台。他关于纳粹的警告终于得到了印证，之后描述自己如何成为首相。
我无法准确地想起5月9日上午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但发生过下面这样的事情。负责空军事务的国务卿金斯雷·伍德爵士跟首相关系密切，他是首相的同事和朋友。他们长期在一起工作，过从甚密，彼此信任。我从他那里得知，张伯伦先生决心成立国民政府，而且如果他不能出任这个政府的首脑，他会推举任何值得他信赖的人。因此，到了下午，我意识到自己不妨主动一试。这样的前景既没有让我激动，也没有让我惊讶。我想，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计划。我急于让事件不断展开。到了下午，首相召我去唐宁街，我发现哈里法克斯勋爵也在场。谈了谈总体的形势之后，我们得知，阿特利先生和格林先生将在几分钟内到达，商议一些事情。
他们到了之后，我们三位部长坐在桌子一边，对方领导人坐在桌子另一边。张伯伦先生宣布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国民政府，并想确知工党是否愿意派员接受他的领导。工党正在布恩茅斯开会。这次谈话进行得彬彬有礼，但很明显，工党领袖不愿在没有与自己的人商议之后参与此事，并且发出比较明确的暗示说，他们觉得反应不会是有利的。然后他们就退出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好下午，我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唐宁街10号花园的长凳子上坐了一会儿，并没有谈到什么特别的话题。然后我回到海军部，整个晚上和大部分夜晚都在那里忙一堆事务。
5月10号天亮后，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成箱的电报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了过来。德国人蓄谋已久，终于出手了。荷兰和比利时都受到人侵。他们的前线在数不清的地点被突破。德国陆军针对低地各国和法国的全部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约在10点钟，金斯雷·伍德爵士过来找我，他刚才还跟首相在一起。他告诉我说，张伯伦先生觉得，鉴于刚刚爆发重大战事，他有意继续留在目前的岗位上。金斯雷·伍德曾告诉他说，反过来，新的危机使成立国民政府的需要更迫切了，依靠这个政府才可以面对危机，他还说，张伯伦先生接受了他的看法。11点，首相再次召我去唐宁街。我又在那里发现了哈里法克斯勋爵。我们在张伯伦先生对面各就其位，坐了下来。他告诉我们说，组织一个国民政府的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对此他很感满意。他从工党领袖那里得到的回答使他确信如此。因此，问题在于，他自己的辞呈被同意后，他应该向国王建议由谁来继位。他的态度显得很冷静，不慌不忙的，似乎这事跟个人感情毫无关系。他隔着桌子看着我们两个人。
我在公共生活当中曾有过多次重要的会见，这次当然是最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会谈很多话，但这次我默不出声。两个晚上之前，张伯伦先生明显一直在考虑下院那场暴风雨一般的情景，当时我看来处在与工党的激烈争辩当中。虽然这对他是一个支持和辩护，但是，他还是感觉到在这样关键的时刻，那会成为一个障碍，阻碍我获取他们的支持。我记不得他说过的准确的话，但是，其含义大概如此。他的传记作家费林先生确切地说，他情愿选哈里法克斯勋爵。因为我默不出声，因此就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停顿。它肯定看来比人们在停战纪念日的纪念会上的那两分钟长得多。接着，过了很久以后，哈里法克斯发话了。他说，他感觉作为一个上院议员，在下院之外，在像眼前这场战争的局势中，他很难放下自己手头的职责而承担起首相的重任。他愿意为很多事情负责，但是，他没有力量引导两院大会，因每一个政府的生命都取决于两院的信任。他就这个话题谈了几分钟，到他结束的时候，事情已经很明显，这个职责就要落到我的头上了——事实上已经落到我的头上了。然后，我第一次发话。我说，除非得到国王组建新政府的任命，否则我不会与任何一个反对党接触。就这样，一场关键的谈话结束了，我们又开始谈起普通的轻松话题，还有一些熟人的事情，这些人一起工作了很多年，他们在政界进进出出，一生都在英国政治的友好气氛当中度过。然后，我回到了海军部，正如可以想象到的一样，一大堆事情等着我。
荷兰的部长们都在我的房间里。他们形容枯槁，十分疲倦，眼中显出惊魂未定的神情。他们刚刚从阿姆斯特丹飞过来。他们的国家在没有任何哪怕最轻微的借口或警告的情况下受到攻击。铁与火的雪崩滚过前线，当阻止无效，荷兰守军开枪还击时，铺天盖地的屠杀从天而降。整个国家处在疯狂的混乱中，长久准备的防御计划投入运行，堤坝打开了，四处一片汪洋大海。但是，德国人已经突破外围线，现在正沿着围绕萨伊德希的堤道长驱直入。我们有办法阻止此事吗？走运的是，我们在不远处还有一个小舰队，很快便命令此舰队封锁堤道，并大量杀伤蜂涌而来的入侵者。女王仍在荷兰，但看来她也不可能在那里久留了。
作为这一系列商谈的结果，海军部发出大量命令给我们在附近的船只，并很快与荷兰皇家海军建立起紧密联系。哪怕他们知道最近挪威及丹麦遭到蹂躏，但是，荷兰的部长们看来仍然不能够明白像德国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竟然会突然大开杀戒，无情打击，因为就在头天晚上，他们还在表达友谊，而且还有条约许诺要尊重荷兰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坚守的中立地位。谈过这些事情，再加上别的一些事，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又有一大堆电报从前线发过来，德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那些地区。看来，图谋已久，最近又加上荷兰的“老施莱芬计划”已经投入全盘操作。1914年，德国侵略军庞大的右翼横扫比利时，但到荷兰外围就停了下来。当时大家都知道，假如战争再推迟三到四年，额外的军团就会准备好了，铁路终端和通信将调节到位，并可直通荷兰。现在，这次著名的行动已经发动了，他们有所有这些设施，并且极有可能会发动突袭和背叛。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摆在前面。敌人决定性的打击不会是从两侧迂回包抄，但是从正面直接突破。这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必须负责任的人，或法国人都没有料到的。当年早些时候，我曾在一次公开的访谈中警告这些中立国家，要他们警惕悬在他们头上的命运，因为从军队的部署和公路及铁路的开发当中可以看出来，当然还有截获的德国计划。我说的话遭人愤恨。
因为这场规模庞大的战争造成粉碎性的冲击力，我们在唐宁街进行的安静的谈话很快就被弃之脑后了。但是，我记得有人告诉我说，张伯伦先生已经，或者正准备面见国王，这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不久之后，有通知过来召我6点钟去皇宫。顺着莫尔街开车从海军部到那里只需要两分钟。虽然我假定晚间报纸一定会登满来自大陆方面的可怕消息，但没有谁提到内阁出现的危机。公众尚没有时间来消化海外或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皇宫门前也没有挤满等候的人群。
立即有人带我面见国王。国王陛下热情欢迎我的到来，并让我坐下。他带着审视和探询的眼光盯了我好一会儿，然后说：“我假定你不知道为什么召见你吧？”我按他的口气说话，因此答道：“陛下，我显然无法想象出为什么。”他大笑起来，然后说：“我想请你来组建一个政府。”我说我当然会这么做的。
国王先前并没有约定这个新政府必须在全国规模上组建，我也感觉到我的任命从正式形式上说也不取决于这一点。但是，鉴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以及导致张伯伦先生请辞的种种情形，全国规模的政府势在必行。如果我以前发现不可能跟反对党达成一致，那么，从宪法角度来看我不可能被剥夺形成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政府的权力，组成政府的人必须在国家危难时刻与国家站在一边，只需要这样一个政府能够在下院得到多数通过即可。我告诉国王说，我会立即请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前来商议，说我准备组成战时内阁，由5到6名部长构成，还说我希望让他在午夜前拿到至少5个人的名单。说完此话我就离开了，然后返回海军部。
在我的请求之下，阿特利先生于7点或8点之间到达我这里。他将格林先生也带来了。我告知他自己已经拿到组建新政府的授权，并征询他的意见，问工党是否同意参与。他说他们愿意。我假定他们应该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在战时内阁的5到6个席位中占到2个席位，然后我请阿特利先生让我得到一个名单，这样我们就可以商讨具体的职位了。我提到贝文先生、亚历山大先生、莫里森先生和道尔顿先生，急需要这些人进入高层服务。当然，我在下院的时候认识阿特利先生和格林先生很长时间了。在战争爆发前的11年里，我站在自己多少属于独立的立场上经常与保守党和国民政府产生矛盾，远远超过与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的矛盾。我们愉快地谈了一会儿，然后，他们去打电话告诉他们的朋友和在布恩茅斯的追随者，当然，他们在过去的48小时内一直与这些人保持密切的接触。
我请张伯伦先生出面领导下院，充任议长一职，他在电话里回答说，他接受我的邀请，并已经作出安排，在当晚9点播出新闻，宣布他已经引退，并号召所有人支持和协助他的继任者。他这么做完全是出自个人的雅量。我请哈里法克斯勋爵留任外交大臣，同时加入战时内阁。约在10点钟，我送了5个人的名单给国王，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必须立即指派三位军机大臣。我已经想好了这3个人的名字。伊顿先生将去陆军部；亚历山大先生将到海军部，阿斯波尔德·辛克莱爵士是自由党的领导人，他应该出任空军部的负责人。同时，我接任国防部长一职，但并不准备确定国防部的范围与权限。
因此，5月10号当晚，在那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便获得了国家的重要权力，在接下来的5年零3个月的世界大战期间，我一直充任这个职位，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所有的敌人都已经无条件投降，或者正准备投降。之后，我立即被英国选民解除权力，不再过问那些事情。
在这一系列政治危险的最后一些日子里，我的脉搏任何时候都没有加快跳动过。一切逆来顺受，依势而为。但我不能够把下面这个事实对读者有所隐瞒，早晨3点钟我去睡觉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一种深深的解脱感。我终于拿到了授权，可以左右整个局势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在跟命运同行，感觉我过去所有的生活都一直是在为这个时刻做准备，都是为了接受这样的考验。我在政治的荒漠里摸爬滚打11年，终于使自己从日常的党派之争中解脱出来。我在过去6年里发出的警告如此之多，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说法。没有人能够抱怨我发动了战争，也没有人能够抱怨我为战争作了大量准备。我觉得我对此有很深的了解，我也知道自己决不会失败。因此，虽然我迫不及待地等待早晨快快来临，但是，我还是睡了一个好觉，也没有必要做一个好端端的欢庆之梦。事实总是比梦想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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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以及修昔底德对其政治才能的评价
摘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
这是由史学家修昔底德转述的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演说词之一。伯里克利（前495—前429）鼓励城邦公民为自己的城邦忠诚服务，因为这样的城邦结合了强有力的民主帝国的优势与对于学识、宽容和文明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