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中国“东方学”研究
提到朱威烈先生，关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中东问题的读者以及许多穆斯林读者可能都不会感到陌生，这不仅因为朱先生曾是著名回族学者、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马坚先生的学生，还因为他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杂志的主编。二十多年来，《阿拉伯世界》以其客观求实、严谨认真的办刊风格和雅俗共赏、丰富多样的内容，成为我国学术界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介绍和研究方面的权威刊物，同时也因其丰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信息而为广大穆斯林所喜闻乐见，在许多都市穆斯林的经书店里，甚至在偏远山区清真寺的书架上，封面独特的《阿拉伯世界》总会映入你的眼帘。
我自己最早知道朱先生的大名，也是因为《阿拉伯世界》。记得二十年前在北京上大学时，同学们订阅的大都是诸如《大众电影》、《小说月报》等一些时尚刊物，我虽然经济困难，还是坚持订阅自己最喜爱的两份刊物，一份是《文史知识》，另一份就是《阿拉伯世界》。记得负责订阅报刊的学习委员对我订阅《阿拉伯世界》这种在他看来有点古怪的刊物感到不解，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份难得的刊物，办刊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眼力和胸襟。
自那以后，我就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忠实读者，它为我打开了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也真是通过《阿拉伯世界》严肃认真的办刊风格，通过阅读朱先生的文章，“朱威烈”这个名字也才日渐觉得熟悉起来，不过只能是久仰大名而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朱先生。直到2001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全球化与中东”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才第一次见到朱先生，虽是初次见面，却似乎没有陌生的感觉。谦和深邃，敏锐睿智，是朱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萌生了报考朱先生博士研究生的想法，当我将这一想法告诉朱先生时，得到了他的热情鼓励。这一想法终于如愿，我于2002年9月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正式投奔朱先生门下。在临近不惑之年才攻读博士学位，实在不是值得自豪的一件事，见到其他年纪轻轻的“娃娃”博士生，自己真是感到惭愧。但作为一名穆斯林后生，能有幸成为自己素所仰慕的朱先生的弟子，并且还能通过朱先生感受和传承一点马坚先生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却是很值得感到荣幸的。马坚先生是深孚众望的知名学者，是中国穆斯林学术文化的一代宗师，其广博精深的学术造诣和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的。况且，注重师承关系，强调独特治学风格和治学精神的传承、延续和发展，也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之一。
走近朱威烈先生，聆听他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的宏论，虽然时间还不长，却已经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学术精神和一种紧迫的使命感。每次上课，朱先生总会情不自禁地讲到马坚先生，讲马先生丰富而卓越的学术成就，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淡泊名利的人品修养，以及关爱学生的师长风范，言谈间，对马先生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马坚先生去世已经24年了，朱先生依旧牢记着自己的老师，还与马先生的家人保持着联系，并不时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这种真诚持久的师生友情，使我深受感动，在当今人情淡漠的功利时代，这种美好的师生情谊是多么弥足珍贵呵！
朱先生讲，马坚先生与季羡林等老一代学术大师共同开创了我国的东方学研究，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国的阿拉伯语教学方面，在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介绍和研究方面，在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是新中国中阿文化交流事业的开拓者。
朱先生继承了这一事业，几十年来，一直在这一领域孜孜不倦地耕耘着，至今虽已年逾花甲，仍然乐此不疲，要将这一事业发扬光大，正如朱先生在为《马坚传》所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马坚先生以他的业绩证明，他是那时代的学科带头人，他奠定的基础正在造福后人，而且必将在新的世纪继续放射出熠熠光彩。”
多年来，朱先生正是怀着这种继往开来的信念，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致力于建构中国的“东方学”、“中东学”和“阿拉伯学”体系。而建立新体系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打破欧美“东方学”的霸权话语体系，对此，朱先生有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说：“西方尤其是美国眼下流行的东方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冲动和目的：不仅对东方进行描述，而且要控制它，并在某些领域要与之对抗。这表明，传统东方学的侧重面，已经明显转移到了具有鲜明现实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利益层面，带有为西方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甚至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功能。”“必须郑重指出的是，东方学所包含的三个方面：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却都无不烙有难以磨灭的殖民主义深痕。比如，殖民列强用来为其殖民主义行为提供合法证明的有关伊斯兰和东方的信息和知识，很多就是来自东方学研究，而东方学的话语也确实是产生于殖民主义时代的权力话语，或者说，其内在的一致性，其严格的程序，都是为西方读者、西方统治者和消费者设计的。即以冷战开始至今对中东事务卷入最深的美国而论，为其政策制定者提供分析、建议的中东问题专家们，大都受过严格的东方学训练，他们惯于运用东方学的话语，从东方学的一些老旧观念出发，去描述那里的矛盾、冲突、事件或宗教、文化、社会现象，作为政策建言的依据，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则。20世纪90年代，用这种传统东方学思维方式和话语，来对当代世界场景作文化和政治分析解释的最激烈也最有名的，当首推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而紧随其后的费兰西斯·福山、保罗·约翰逊则又进一步鼓噪，扬言殖民主义卷土重来，绝非为时过早。于是，19世纪那种殖民主义模式——为使欧洲人在商业上获利，必须使东方国家重新恢复政治秩序，到21世纪前后又一次甚嚣尘上，使超级大国的决策者、传媒的眼光一下子转向了东方，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在阿拉伯、伊斯兰中寻找并设定无赖国家和邪恶帝国了，伴随这种政策导向的，是西方的影视、电子媒体、印刷媒体中充斥着将伊斯兰和恐怖主义，或阿拉伯和暴力，或东方和专制等同起来的负面的定型形象。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在构建我国中东地区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对待传统东方学的态度，只能是批评继承，即要用审慎的眼光去详察、评估它庞大的库藏和遗产，做好扬弃工作，实事求是地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形成我们与欧美东方学那种霸权话语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平等相待而非居高临下，客观公正而非偏颇武断，进而从历史和社会意义角度确立起我国东方学的地位和特色。”
由于种种原因，当今人们对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着许多误解，朱先生认为，伊斯兰文化对人类文明有过巨大的历史贡献，在当今世界，仍然影响着十多亿人民，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其宽容中和的品质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不但值得非穆斯林去认真研究，穆斯林自身更有加深认识的必要，而且应当敞开胸怀，积极宣传自己的文化，让别人很好地了解自己。
朱先生认为，我国的东方学研究，包括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应当有三方面的结合：老中青学者的结合，汉族学者与少数民族学者的结合，留学东方与留学西方学者的结合。但目前的状况并不如意，有实力的中青年学者不多，有影响的穆斯林学者少见，西方的霸权话语影响广泛，这都是不正常的，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东方学”、“中东学”和“阿拉伯学”体系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
朱先生很强调东西结合问题，认为研究东方文化的人，对西方文化必须有相当的了解。他说这也是马坚先生所坚持的学术传统之一，马先生当年选择美国学者希提的《阿拉伯通史》来翻译，是很有眼力的。希提的《阿拉伯通史》的确是一部很有水平和分量的著作。朱先生本人对于西方文化也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他说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几乎读遍了西方文化的文史哲名著，现在仍然很关注西方学术界的最新发展动态。这与当今从事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些学者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缺乏应有的了解或者甚至一无所知的情形形成明显的对照。
朱先生也强调穆斯林学者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方面的作用。中国穆斯林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在中伊文化交流方面做出过可贵贡献。第一部介绍到中国的阿拉伯文学作品是埃及著名诗人蒲绥里（1213～1296）的《衮衣颂》，是由清末著名穆斯林学者马复初和马安礼翻译的，名为《天方诗经》，于1890年在成都刻板成书，朱先生说这比最早介绍到中国的法国文学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还早8年问世。波斯文学名著《蔷薇园》最早也是由著名穆斯林学者王静斋阿訇介绍到中国的，名为《真境花园》。在中国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教学方面，穆斯林更有开山之功。我国第一部阿汉词典《中阿新字典》（中阿双解）也是由王静斋阿訇编译的。朱先生在他编著的《简明汉阿词典》前言中写道：“三十多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主要用两本词典，一是解放前上海穆民经书社翻印的《阿文大字典》，一是王静斋阿訇（1871～1949）在30年代编成出版的《中阿新字典》。”朱先生说，后来马坚先生在北大主持编纂了《阿拉伯语汉语词典》，从1958年动工至1966年出版，前后长达八年，我们今天还用着这本词典。王静斋阿訇、马坚先生他们在时运不好、生活艰难的情况下，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泽被后人，功劳很大，不容易呵！当代中国穆斯林就缺少这样的学者，这与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的人口不相称，也与今天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不相称。应当重视培养一批中青年穆斯林学者，形成中国穆斯林的学者队伍，这批学者应当成为站得高、看得远的大学者，有权威，能服人，能够走向世界，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得到穆斯林群众的认可和拥戴，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使中国穆斯林的优良学术文化传统得到发扬光大。
对于当代中国穆斯林经济、文化的落后现状，朱先生深感忧虑，他说，穆斯林不光缺人才，还缺钱财，缺思想，缺与时俱进的精神，经济落后，文化也就不可能发达。各地的阿拉伯语学校，办了二十多年了，虽然有成绩，但没有突破，没有上台阶，怎样进一步发展，上一个台阶，融入社会的发展，应当思考。有关政府部门应当对阿语学校的发展予以足够的关心和引导，高等院校阿语教学的“国家队”也应当对“地方队”给予支持和帮助。是以马坚先生为代表的穆斯林学者将阿拉伯语及其教学研究成功地引入高等学府，并为新中国的阿语教学和中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而如今的高等学府和主流的阿语教学研究界，鲜有穆斯林师生，全国性的阿拉伯语教学研讨会上，更难见到穆斯林的身影，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中国的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是共存共荣、息息相关的发展。朱先生多年来为此而奔走不歇，献言献策，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工作。朱先生关心穆斯林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只是因为他对穆斯林怀有深厚的情谊，虽然他说自己曾受惠于穆斯林，理当回报，但这种关心更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大学者的开阔胸襟和真知灼见，体现了他赤诚博大的爱国情怀。
朱先生不遗余力地为推进中阿文化、经贸交流而工作，为此，他几乎走遍了阿拉伯世界，他说，搞外语和外国文化研究的人。不到国外去，就好像工人不下车间，战士不上前线一样。朱先生与各阿拉伯国家的驻华使节以及阿拉伯学界、政界的知名人士常有交往，与其中的有些人还有很好的私交。他以广博的学识、娴熟的阿拉伯语运用能力、出众的演讲口才以及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深得要领的认知，赢得了阿拉伯学术界的敬重，先后被约旦皇家研究院、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聘为院士。朱先生以自己的知识和声望，竭尽全力地为国争光。在朱先生的大力协调下，上海市与阿联酋的迪拜结为友好城市。北京申办奥运前，朱先生专程拜会了阿拉伯国家驻华大使，成功地寻求到阿拉伯国家对申奥的支持。他又作为上海申办世博办公室顾问，陪同上海市副市长周禹鹏前往阿拉伯国家游说，凯旋而归。申奥和申博的成功，都有朱先生的一份辛劳。
目前，朱先生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工作，承担着不少重大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多部阿拉伯语经典文献的翻译项目，伊本·赫勒顿的历史学巨著《历史绪论》、贾希兹的文学杰作《悭吝人》等一批阿拉伯语经典名著不久将会与中国读者见面。朱先生还时常在中央及上海市的电台、电视台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上发表有关国际时局的专家点评，针砭时弊，拨云见日。尤其对纷纭复杂的中东形势的分析，往往精辟透彻，切中要害。
尽管工作繁忙，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主编，朱先生每期文章都要亲自细细过目，有的文章还要大动手术，仔细修改，每次去朱先生办公室，总见他握笔伏案，或奋笔疾书，或精心改稿。我终于明白了《阿拉伯世界》二十多年来一直享誉全国、深得广大读者喜爱的原因，原来它就是在朱先生如此不知疲倦、精益求精的精心呵护下，才得以成长到今天的。在期刊杂志多如牛毛、随波逐流，学术研究急功近利、人云亦云的今天，像《阿拉伯世界》这样独具一格的刊物，的确少见，像朱先生这样富有大家风范的学者，恐怕也不是很多。
（原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