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忙着调动队伍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道刚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作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我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
张国焘来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胡敌向南，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部署既定，张国焘即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来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
次日一大早，陈昌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他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并提出应报告中央。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
我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张国焘他们继后。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洮州，向朱、张汇报。这时，中央来电，明令禁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达不到任务的危险。”“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二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朱、张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二十九日，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
九月三十日，我军分为五个纵队，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第一纵队为四军，经官堡、渭源、华家岭攻占青江驿、翟家所；第二纵队为三十军，经鸳鸯铺、盘榆镇袭占通渭；第三纵队为九军，经野狐桥、中堡里至新寺镇；第四纵队为三十一军，进至通渭、马营一带；第五纵队为五军，随九军之后向庄浪、威戎镇发展。我和陈昌浩跟一纵队行动。我军北进的任务有二：（一）执行《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在西兰通道以北阻击胡敌，屏障陕甘苏区。（二）会合红一方面军，从靖远地区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四方面军开始北进后，二方面军亦根据中央指令，经天水地区渡过渭河，向会宁地区前进。十月二日，红一方面军一师进占会宁。八日，我四军先头部队在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师部队会合。九日，方面军指挥部抵会宁，受到红一师师长陈赓及所属人员的热烈欢迎。陈赓原是鄂豫皖时期红十二师师长，此次重逢，格外高兴。
三个方面军会宁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摘自中共天水市委党史办编著《天水党史资料》）注释：
①指1936年7月。
关于成、徽、两、康战役和
三个方面军会师
贺龙
[贺龙：时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1955年授元帅军衔，1969年逝世。]
出草地后，中央的电报指示（作战计划），他们（四方面军）接到了，我们也接到了。这个战役，我们是出关中坝子，不是汉中，对西安胡宗南有威胁。我们把四县（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打下，张国焘却不打，向西一跑，三个军①一过河，所有的敌人都加到我们的头上，对付我们。汤祥峰②叛变，四师上，没有打赢，尹先炳被俘。张国焘整了我们一手，损失相当大。我们损失十七团③。我们按照（统一的）战役计划动作，而一、四方面军未动。他们撤走了，我们才请示，十月四日向北走的。情况很紧急，我们过河也很仓促，在盐关镇六军被侧击，晏福生④负伤。我们行军中受到敌人侧击，二军团甩了个团，到海原又吃了点亏，我差点被炸弹炸死。敌人已围拢来了。在东北军作统一战线工作的王克送来信。四师前卫收不拢来，我们走错了路，在红包子打了一仗，那时我们二军团掉了两个连，部队搞得稀烂，后勤都搞完了。
过渭河，狼狈极了，遭敌侧击，渭河上游下暴雨，我们徒涉，水越来越大，冲了点人去。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乌蒙山并不紧张，埋炮我都不准埋，到黔（西）、大（定）、毕（节）那面都可以打，封锁线我们一冲就破了。要说紧张，第一次是甘孜，张国焘要困死我们；二次就是成徽两康战役。我们原来估计四方面．军不会走的。那时，我们给中央发了电报，早（向北）走两天就好了，不会这样狼狈，六军团也遭不到侧击。四方面军一撤走，敌人就围拢来了。急行军，掉了几千人。刚出草地，部队体力都未恢复，早走两天可以少受损失，可以冲出去。（我们）往东打也好，可是不能，因为被大的战略意图箍住了。
那时中央总是想把三个方面军搞到一起，打一仗，大家拥护。四方面军出草地时还有三万多人，他们的三十军能打仗，特别是八十八师有夜老虎之称。这个战役如成功，不是陕北的情况了。把毛炳文一打，我们出关中，甘肃问题解决了，就无后顾之虑了，对稳住东北军、西北军就好了，三原、耀县都可以搞掉，陕南、陇东可以搞掉，胡宗南不敢来。
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周恩来同志由延安到洪德城，他和我见面后，问我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我说统一归彭指挥吧。那是我们二方面军表示态度拥护中央。
（摘自中共天水市委党史办编著《天水党史资料》）注释：
①敌新一军团胡宗南、三军王均、三十七军毛炳文。
②六军团十七师政委。
③分布于康县活动的二军团第六师十七团，因情况紧急，收拢不及，遭到敌人截击包围，全部损失。
④六军团十六师政委。
回顾长征
刘伯承
[刘伯承：时任红军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授元帅军衔，1986年逝世。]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可是，这时张国焘却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向西退却逃跑。这支部队，在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后，到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即与一方面军会师。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主席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会后，毛主席率领部队于八月下旬启程，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这时张国焘并没有放弃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业已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由此可见，他的目的是在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此时他仍旧坚持预定计划，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因而中央屡屡电催不应。
毛主席一面命令部队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地等待，在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月。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我国的进攻，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华北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占领和侵袭了我国半壁河山！我党早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就曾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面降日卖国，一面却继续增兵“围剿”和追击红军，妄想将我全部消灭。其倒行逆施，令人发指。国内舆论，对我党坚持大义，深表同情，期望我党能负起抗日大任。我党早已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打击了蒋介石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
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并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毛主席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及四方面之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及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
右路军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在包座河边的救济寺，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班佑一带前进。但到了阿坝后，张国焘进一步露出了他分裂党的野心，竟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虽曾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纠正其南下的错误，后来甚至严词责令北上，但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仍坚持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时，左路军虽只剩下七八千人，可是中央北上的意志坚定不移。九月，部队自巴西出发，渡包座河，沿白龙江前进，过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然后即越岷山，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区，到达甘南之岷县、西固（今舟曲）间的哈达铺。敌人急忙拼凑了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击。红军在哈达铺休息两天，便出动作向天水前进状，诱使敌人将主力集中天水。我们却以急行军自武山、漳县之间，顺利渡过渭水封锁线，相继占榜罗镇和通渭城。10月，经回民区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及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击败敌四个骑兵团的追击，翻越六盘山高峰，过环县，抵达陕北根据地之吴起镇，与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直罗镇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会议批判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错误，都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才获得可能系统地阐明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会后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
（摘自甘肃人民出版社《三军大会师》）
会师陕北
徐海东
[徐海东：时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授大将军衔，1970年逝世。]
一九三五年二月，我军转战数百里，又经老佛坪，翻越天谷山，进入柴家关。在这半年之中，我们冲破了敌人无数次“围剿”，打了许多胜仗，正像毛主席说的，红军是宣传队，红军是播种机。在鄂、豫、陕广大的土地上，我们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每到一处，我们即发动群众，留下干部发展游击战争。
二月底，我们打下柞水之后，杨虎城的独立二旅，又尾追上来。九间房一战，我们歼灭了独二旅五个营。在陕西葛牌镇，省上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五月初，敌人集中了四十一个团的兵力（东北军八个团）向鄂豫陕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因敌人的兵力强大，我们不和它硬干，牵着敌人的鼻子，今天走八十里，明天走七十里，高兴了来它个一百二。敌人像武装大游行似的，日夜跟在我们后边撵。同样是两条腿，可是他们赛不过我们。我们的战士，行军八十里驻下，又跳又唱；敌人走八十里就累熊了。
开始，我们的战士不了解这种“先疲后打”的方针，为了保守秘密，我军的作战方针又不便讲，有的就讲怪话、发牢骚。有的说：“敌人一条命，我们命一条，为什么不和他们拼！”有的说：“我们红二十五军从来没打过败仗，敌人跟着屁股不打，我们的枪是打兔子的？”
一天，行军路上，我见了一个团长，问他：“部队情绪怎么样？”他说：“同志们有些不耐烦了，老埋怨领导上带着跑。”我问他：“干部有没有不耐烦的？”
团长犹豫了一会儿，吱唔地说：“有，也有一点。”
我看得出他也有这种情绪，便向他说：“战士跑得不耐烦了，可以原谅。干部要是也不耐烦，可不对头。告诉同志们，耐心些，多跑几天路，脚上多磨几个泡，算不得什么，跑到一定的时候，谁想跑也不让他跑了。”
不几天，我们打下了河南的荆紫关，消灭敌人一个营，活捉了肖之楚的军需长。这里是敌人的兵站，缴获了很多的白面、猪肉、白糖和布匹，战士们高兴起来。有的说：“现在到了我们撵敌人的时候了。”有的说：“这回不再走了。”
同志们高兴得早了点，还不到驻下打的时候。当夜，我们又开始了急行军。第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第二天又走了一百二十里，翻山过水。接连走了四天，走出了五百六十里，进入了陕南黑山街一带，这才驻下。
我便向部队宣布：“现在不走了，等着敌人，哪一股先到，就打哪一股。”
大兵团的敌人，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二百里之外。三天后，杨虎城的独立旅像乌龟爬行似的，远道赶来。先来者必领“头赏”，我们把它引入袁家沟口，一个反扑打下去，把杨虎城这个旅全部歼灭。旅长唐嗣桐也被活捉了。
这仗一打，部队情绪高涨起来。一天，我到一个连里去，问战士们：
“怎么样啊？同志们！还埋怨跑路么？”
大家纷纷回答说：
“咱们的路没白跑！”
“现在明白了，跑，不是怕敌人。”
经过一连串的战斗，敌人的“围剿”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