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有
一、1978年12月，中央出台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二、在1977年11月5日，安徽省委通过《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安徽六条），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之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继安徽六条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四川十二条，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肯定了“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之后1979年3月，中央转发了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其中继续规定“不要搞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边远山区单门独户的允许搞，不是单门独户的地方有人包产到户，也不必禁止，不要勉强纠正。1979年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该文件强调：“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但允许“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搞，“一般地区”不要搞。措辞上由原来的“不许”改为“不要”。1979年底，包产到户在全国只是个别地方试行，比重只占9％。
三、1980年3月，国家农委在《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中指出：“至于极少数集体经营长期办得很不好，群众生活很困难的，自发包产到户的，应当热情帮助搞好生产，积极开导他们努力保持，并逐步增加统一经营的因素，不要硬性扭转，与群众对立……。”1980年4月，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时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政策要放宽，使它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5月31日，他又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认为争论如此激烈，“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所致。邓小平的讲话不仅是对安徽农村改革的巨大支持，也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对推动包产到户在全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75号文件）。文件指出：“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五、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规定：“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是《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第三个1号文件即《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要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梳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延长土地承包期，对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出现的专业户，应给予积极支持，向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