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
实际上到了1978年，安徽、甘肃、贵州等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潮的推动下，已经搞了不少包产到户的试点。有的是农民和基层干部自发搞的，有些是得到上级领导同志批准的，对此，上上下下，党内党外，争论很大。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邓让姚先讲，姚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拿农业来说，甘肃、内蒙、贵州、云南这些省份，中央调给他们很多粮食，这是国家的很大负担。对这些地区可不可以改革，在这些地区政策上搞得宽一些，（不如）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多想办法，减轻国家背得很重的包袱。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有的文本有：依林的意见）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80年是农村改革大争论的一年，也是中国的改革在农村被突破的一年。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问题。从“文革”结束以后，有些地区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到1978年10月，安徽省委、万里批准肥西县山南区搞了包产到户试点；从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草案》提出“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到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决议，改写为“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从1980年4月姚依林、邓小平在长期规划会议期间提出：不如（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说：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最后在1980年的中央75号文件，明确宣布“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是农村第一步改革开始的全过程，是农村改革，也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开场锣鼓，这出开场戏演得好，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这场威武雄壮的大戏开了个好头。
1980年8月，我和院《未定稿》编辑部的王小强一起去甘肃农村调查，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舜瑶、处长李炳文等同志的支持、帮助下，对定西、陇西、渭源等搞了包产到户的县和搞了专业承包的兰州郊区农村作了为期38天的调研，写成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的调查报告。此时，甘肃已有38．7％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早的已有近两年的实践，兰州市郊已有了第一批专业户。我们就包产到户产生的必然性，包产到户的成就，特别是包产到户以后将怎样发展作了调研，听取了很多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包产到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是解决农民温饱的临时措施，而且可能成为农业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的桥梁，很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起点，从此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来”。而且明确指出：“搞包产到户之后，再要回到原来搞农业的老办法上去是不可能了。”报告还就包产到户以后农村的发展做了预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包产到户，每个农户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小而全的经营单位……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兼业农户大量出现；第三阶段，是专业户和专业农户。”“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专业户、专业农户大量出现，实现农业专业化。而专业户又必然要求联合、协作，要求社会化。于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实现了专业化基础上的集体经济企业，就会成为我国农村的主要组织形式。”“所以我们说：包产到户发展前途宽广。”这篇报告写成后，先应甘肃省委宣传部的要求，在省级厅、委、局、办干部大会作了报告，并在省委内刊发表，1980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未定稿》上全文发表。
当时，中央1980年75号文件在内部发布不久，全国关于阳光道与独木桥的争论很热，这篇有新意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对于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是一种理论上的支持。1981年的春天，六安地区（肥西县的上级）地委书记派人到北京，送给我两斤六安瓜片（茶叶）。并对我说：我们书记说，你们的文章太好了。原来我们到省里开会，常常坐在后面，虽然我们的贡献很大，包产到户上交的公粮多，表现不错，但我们自感成分不好，因为包产到户是独木桥，理不直，气不壮。
（安徽在万里调京后，包产到户又不让搞了。）看了你们的文章，心里有底了。你们说得对，包产到户发展前途宽广，将来不是我们要再回到老路上去，而是他们也要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才是阳关大道。
这篇调查报告也受到农委杜润生等同志的重视。1981年，王小强同志，随农村发展研究小组一起到农委调查研究部门帮助工作。此后，我也常被邀参加农委调研部门的会议和调研活动。
1980年75号文件传达之后，明确了在贫穷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给广大农民群众撑了腰。1981年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很快就突破了原来的范围，贫困地区发展得最快，中间地区、发达地区的农民也动起来了。但是75号文件还讲了“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一些干部据此作为反对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依据。双方争论和斗争很激烈，形成了“上面放，下面改，中间出了个顶门杠”。有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出去开会一天，农民和基层干部就把地分了，称为“一夜政变”。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因为是在上和下、干部和群众思想并不统一的状况下迅速推行的，难免出了一些问题，如有的生产队把集体财产也都分了，把拖拉机卖了，或拆解分了。反映到上面，又成了一些领导干部反对包产到户的借口。
——摘自陆学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之五）》，题目系编著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