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重一
有名的“烂包”生产队——高嘴，去年一年翻了身。这消息一下震动了陇西县城。
小小的一个生产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响呢？这是因为多年来这个生产队穷得出了名，烂得出了名，吃回销粮要救济款也出了名。久而久之，名扬全县，人们称它为“烂包”生产队，干部则称其为“没治”生产队。
“烂包”生产队一年翻了身，“没治”生产队治理好了，这确实是个引人注目的喜讯。
文峰公社曲家山大队高嘴生产队，坐落在陇西南山。周围群山起伏，连绵不断。全队共有十户六十二口人，种着二百五十三亩山坡地。地在山上挂，人住山洼洼，只有零星的一些树木点缀着山村。全队集体的家产只有一台坏了的小钢磨。穷，是这里最突出的矛盾。
因为穷，“没啥吃的，屋里扎站不住人。”全队一半人流浪在外，留下婆娘娃娃务庄稼。每年庄稼苗刚出土就锄草，一直锄到收割，连一遍也锄不完。结果草比庄稼高，一年收粮没多少。每年口粮多则一百多斤，少时只有几十斤。年年如此，日子越过越凄惶。
因为穷，全队的男人轮流当干部。手里没粮，干部只能向上面要。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八零年的二十年中，除两年没吃回销粮外，十八年共吃回销粮九万多斤，拿各种救济款近万元。
因为穷，家庭纠纷层出不穷，闹离婚，吵嘴打架的事情常有发生。一九七五年春天，有一户社员全家六口人，家里只有二十四斤面。生活没发过下去，妻子只好和男人分了孩子分了面，领着孩子出走要饭度日。
因为穷，小伙子娶不上媳妇。去年以前，这里有六个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小伙子没找下对象。一是姑娘嫌穷没人来，二是小伙子太穷找不起。他们说“自家没吃的都胡跑哩，还找什么对象”。去年收成好，已有两个小伙子订了婚。
农业走集体化的道路，本来要让农民富起来，但大锅饭越吃越穷。社员说：“在队里劳动一天才挣一角多钱，背一捆蒿柴上街，还能卖一块多钱哩！”
一九七九年底，这个生产队的社员群众坚决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公社和县上都派人来到这个生产队，在社员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包产到户是“没办法的办法”，决定“试试看”。
经过一年的实践，“烂包队”翻了身：
粮食总产达到四万一千六百六十三斤，比一九七九年的一万九千零四十一斤净增两万两千六百二十二斤，翻了一番多；
社员口粮平均五百斤，比一九七九年人均口粮二百二十九斤增加了二百七十一斤，也翻了一番多。口粮最高的户人均达到了六百斤，最低也有四百多斤。过去队里从未给社员分过油，这一年人均分油十五斤；
集体提留除按户留足了种子、饲料外，还提留了公积金、公益金、幼畜繁殖奖励粮、干部补贴粮等共八千五百六十多斤，比一九七九年只提留种子、饲料五千四百三十斤增加了三千一百三十斤；
牲畜由一九七九年底包产到户的八头增加到现在的十四头；羊由十五只增加到现在的二十多只；猪由过去的四五头增加到现在的十四头。
整整吃了十八年回销粮的高嘴生产队，第一次吃饱了肚子，第一次给国家交售了公购粮。
社员韦世贤，全家五口人，两个劳动力。过去日子过得很艰难。去年包产到户后，两口子把心操在地里，全家共收入粮食三千八百多斤。除去种子、饲料和各种提留外，人均有口粮六百斤，日子大变样。
面对这些可喜的变化，社员说：天时好不如政策好。如果不包产到户，人还在外面跑，天时再好，苗在地里爬，也打不下粮食。这话不假。政策好了，懒人变勤了，不误农时了，庄稼务好了，才有好收成。就拿锄草来说，过去这个队从苗出到收割，一年锄不完一遍草。去年包产到户，家家户户都锄了两遍，连危害多年的黑燕麦、冰草也一扫而光。过去收割，稀稀拉拉拖得时间很长，去年收得快，打得净，真正做到了寸草上场，颗粒归仓。往年犁地，从夏收到封冻，夏茬地连一遍也犁不完，去年到十一月中旬，夏茬地普遍犁了三遍，耱了两遍，秋茬地大部分也犁了两遍。谈着这一切，山里人高兴地说：“盼了多年的好政策终于盼来了，现在要好好干哩”
——摘自1981年1月30日《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