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争论还在继续，所以要用事实说话。1981年3月，国家农委党组起草了一份为邓子恢平反的报告。报告说，邓子恢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一些主张本来是对的。他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提不同意见，本来应受到保护，反而却受到打击，这是不对的。有时真理并不是在领导一边，而是在下级一边，不在多数而在少数一边。主要领导干部必须倾听不同意见，以利于占有信息，比较利害，明辨是非。凡涉及保护人民权利的问题，更应慎重从事，要遵守法制，不能靠多数压少数。如果听不得反面意见，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要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为此必须发扬民主，做到兼听则明。报告还提到，这几年，群众三番五次表明偏爱包干到户，其中必有道理，我们理应给予支持。有的坚持搞集体经营，也一定具有特定条件，反映着某种客观要求。
经济观察报：邓子恢在“文革”期间遭迫害，1972年12月逝世。他没有能够活着看到“包产到户”问题得到解决。
杜润生：我有幸亲眼看到了“包产到户”问题的解决。但是在1981年“包产到户”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还要用大量事实说服人们。邓子恢平反后，我随赵紫阳、万里一起出去调查，去了河南和鲁西北，主要是了解包产到户的实证材料。那些穷地方都亲自看了，事先不让地方安排，我们随机抽查，看到家家户户粮缸里都是满满的，农民表示满意：第一，吃饱了肚子；第二，有了自由，能自由去赶集，买一点、卖一点东西，“村里活气大了”；第三，土地生产率普遍提高。回京后，按赵的嘱托，以我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汇报信。说到三种地区，可以各选一种主要形式，作为倡导，不许强制。包也可有多种包法，困难地区可以按人包产到户，中间地区也可按劳包产到户，先进地区则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我还组织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一次是由国家农委组织的大学生暑期百村调查，另一次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安徽调查。
经济观察报：这几次调查培养了许多人才，如后来的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等都在调查组中得到了锻炼。你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中的一群中青年经济学家，是八十年代研究中国改革的最强阵营之一。
杜润生：主要是这些年轻人自己努力。他们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调查研究，使他们得以始终保持着观察农村问题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学术讨论上都赢得了领先地位，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根据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讲话精神，我们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还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定点取样调查。当时国家农委建制撤销，另成立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我担任两个单位的领导职务。记得有一次，我到河北石家庄附近一个大村庄调查，那是一个先进大队，却实行了包干到户。我问：你们为什么愿意包干到户？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块儿吃那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这些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给农民一点自由，由他们自主地配置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增加所得，办那些主管人和上级领导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自主、自由是一种制度因素，能释放潜在的生产力。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看了农研中心发展组的调查报告后，曾给予很好的评价。耀邦同志也说：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没有搞大批判或者大动员，更多的是由各省市区负责人掌握，按照各自的理解贯彻执行，群众选择，放弃命令式的硬推或硬纠的政策。
杜润生：全国有很多地方试行包产到户，个别地区把包产到户称为“资本主义复辟”，对带头人开万人大会批斗，游街示众，影响了政策的正常实施。即使是安徽，包产到户也有短暂反复。张劲夫接替万里任省委书记后，有点犹豫，提出对生产较先进地方搞包产到户要设定一个日期，之前的一律合法，之后的则暂停。后来，他看了中央批转我们写的在豫鲁地区的调查报告，又亲自到河南考察了一趟，回来表示赞成包产到户。他还到滁县地区进行了10天的调研，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讲述了包产到户后的实效。胡耀邦看后，批示：很值得一看，有新问题，新作法。这样就使包产到户很快在安徽全省普及。有些省是经过领导班子调整以后，才改变了观望态度。如福建、吉林、湖南等省。
经济观察报：此次改革中，好像没有因为不同意改革而处理干部。
杜润生：中央本着一条原则处理人的问题，即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只当认识问题对待；认识是可以变化的，不能因认识问题搞无情打击。调离原地的领导人并不因此影响使用，到另一个岗位还会干得很好。其中有的后来还成了国家领导人，如杨易辰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同样，在地县一级大体也如此。胡耀邦到东北推动改革，我也去河北、福建、广东、山西等省，所到之处领导层没有人再反对包产到户了。为了取得广泛支持，我又应邀在部队、机关、党校，讲了几次。随后，各省区也都普遍发动宣讲党的农村政策，逐步解决中间层的思想问题，全党逐步统一认识。
198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正准备起草第一个“一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我，出席国务院会议发言。我原以为只是十来个人的会议，也没有写发言稿。到会一看有一两百人，各部的部长、非国务院系统的也都来了，实际上是个扩大会议，给了我一个“突然袭击”。既然来了，只好放开讲。我在会上讲了以下几点：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它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了；第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第三，包产到户实际是公有土地、家庭经营，这种制度利多弊少。在我讲话之后，第一个发言的薄一波表示：这个介绍很好，说清了问题，农民要搞包产到户、我们要集体化，这个矛盾反反复复多少年，许多干部，包括邓子恢、润生同志，都在这个问题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受了多年的冤枉。到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此时包产到户能在全国这么顺利地推开？
杜润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约为3000亿公斤。集体化二十多年当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到350亿公斤，只要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的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到1984年，粮食就增加到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长68％，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66％，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紧接着，劳动力从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大发展，加之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形成一大块非国有经济，矫正了公有制经济形式过于单一化的弱点，并为农民收入增长开辟了新的巨大的来源。这些，都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它为推动全国经济改革起到了鼓舞信心的作用。
正式肯定土地承包制
经济观察报：正式肯定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在什么时候？
杜润生：1981年冬，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就是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后来人们习惯称为“第一个一号文件”。
经济观察报：这个“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杜润生：第一个“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肯定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深受群众欢迎，现在应进入总结、完善、稳定的阶段。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一制度的实现形式，它不同于过去的单干，更不能当作资本主义去反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经济观察报：有农民形象地说，这个文件是给“包产到户”正了名，上了姓“社”的户口。那么，为什么强调长期不变？
杜润生：那时候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担心共产党的政策多变。广东农民说他们怕“一年放，二年收，三年不认账”，也有农民听说包产到户只有“三靠”地区才可以搞，有“稳住中间地带，不要滑向包产到户”等提法，担心它又是一个“权宜之计”，所以“长期不变”这句话最能打动人心。“一号文件”让农民吃了颗“定心丸”。有个农民听了文件传达后说，“这会儿上级说得在理，合乎庄稼人心意”，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连一直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的昔阳县也在1982年底实行了包产到户。起初在北京的陈永贵表示犹豫，说：“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出乎他预料，大寨的多数群众愿意干。可见党的政策只要代表人民利益，就会取得群众，顺利地推开。
文件的另一要点是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允许群众自由选择。为什么强调这点？这是鉴于一个稳定性制度的形成必定是群众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不同方面按本身利益要求和政治追求，相互对话，协调整合。我们既要让群众自由选择，就暂时先不要把它变成国家的法律。法律应当作已有社会实践选择的结果。所以要划出一两年时间在社会推行，然后成为国家的法令。为表明包产到户具有的兼容性，吸纳公有制和个体经营双重优势，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第一个“一号文件”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了以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他还亲自参加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说明，最后说：文件好，说明也好，所提问题，我赞成。
经济观察报：第一个“一号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三十年的争论。
杜润生：因此，1982年中央1号文件下达后，土地承包制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特别是经济发达一些的地区，进展尤为迅速，“发达地区不能搞包产到户”、“不适于搞家庭承包”的“紧箍咒”也被打破了。胡耀邦高兴地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五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文件下发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许多原以为不适合推行的地方推行开了。最后一个观望达四年之久的省和个别固执反对包产到户而“比输了”的地、县，不得不敞开大门。1984年的1号文件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到十五年以上，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观察报：我们看资料，从1982年开始连续三年出现了粮食的超速增长。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了4000亿公斤。全社会库存粮食1984年比1978年净增加750亿公斤，出现了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基本农产品的“仓容危机”。
杜润生：有经济学家说过大致这样的话：只要政策正确，土地里也能长出黄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从1957年到1978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每年平均增加2．9元，年递增率为2．5％，扣除物价因素，年递增率仅为1．4％。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比1978年增长1．4倍。农村改革的成功，既为全国改革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改革的物质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经济观察报：继1983年“仓容危机”以后，各地出现了卖粮难和“打白条”现象。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杜润生：我随胡耀邦下乡察看，得出的结论是，谷贱伤农，靠现有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可能实现收入翻番任务，需要一个新的结构。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要求。统购制已成为鼓励各省保省内自给或自给率的一项政策。这就迫使各省一定要下计划保证粮食播种面积，因而影响了因地制宜安排种植业。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行之已久，派生出分配问题和利益调整问题，惯性很强，改变甚难。
1982年调查之后，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几位年轻研究人员从国民经济总体结构的角度，提出了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问题，并逐步着手具体改革方案的设计和试点。做出了1985年改变统购统销制度的选择。1984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时，我汇报了农村问题。我说现在卖粮难，反映在市场上是“供过于求”，这不是说整个粮食问题已过了关。由于居民食品结构还没有大的变化，现在只是低水平消费的过剩。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现在是有利时机，应该抓住机会。对此，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人都赞成。因此，1984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就把改革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作为1985年农村改革的中心课题。围绕这个中心，还提出发展林业，兴办交通，支持乡镇企业，鼓励技术进步、人才交流，放活金融市场，完善农村合作制，加强小城镇建设，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项任务，这就是第四个“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经济观察报：但是改革统派购制度似乎没有什么成效，“卖粮难”问题1985、1986年就发展成为粮食生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