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僧人的汉文佛典撰述，据当代著名佛教研究专家吕澂先生所作的编目有582部，4172卷（①详见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124～154页，济南，齐鲁书社，1980。），其中包括现存的唐代以前的大部分撰述和唐代以后的重要撰述，也包括流行于我国的少量的高丽、新罗学人的著作。从撰述的体裁来分，有章疏、论著、语录、史传、音义、目录、杂撰、纂集等。从撰述的数量来看，章疏部分居首位，数量最多，反映了佛教徒的崇信经典、热衷解注经典的性格。其次是论著部分，反映了隋唐佛教宗派学者的创作热情和独特见解，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风格。史传部分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反映了中国僧人重视历史记载的长处。在所有的撰述中，唯一称为“经”并流传后世的是唐代禅宗实际创始者慧能的《坛经》。这是禅宗学人对抗印度佛教，突出中国祖师学说的一种表现。中国佛教学者所撰的佛教典籍，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历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的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史料。要了解中国佛教，当然首先应当了解印度佛教，但关键还在于研究中国佛教，只有深入研究中国僧人的著作，才能真正把握中国佛教的思想脉搏和思想本色。因此，中国僧人的论著、语录和部分章疏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例如，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和《明报应论》，僧肇的《肇论》，吉藏的《三论玄义》，智的《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和《大乘法苑义林章》，智俨的《华严经搜玄记》，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金师子章》，湛然的《金刚》，慧能的《坛经》，宗密的《原人论》、《禅源诸诠集都序》，普济编的《五灯会元》，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录》，延寿的《宗镜录》，契嵩的《辅教篇》，宗杲的《正法眼藏》，等等，都是重要的佛典名著，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分析、批判、总结。
此外，梁僧祐编著的《出三藏记集》、编纂的《弘明集》和唐道宣纂集的《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也是极为重要的佛教思想资料。还有三朝的《高僧传》，即梁慧皎的《高僧传》、唐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宋赞宁的《宋高僧传》，这些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必不可缺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第四节写经、刻经和排印本藏经
佛典的流传伴随着写刻印刷历史前进的脚步，大致经过了由写经到刻经，再到排印经本的演变过程。
一、写经
在新版印刷术发明以前，佛经的弘布流通，只得靠纸墨抄缮，卷帙写传，即以抄写本的形式流传于各大寺院和民间。由于抄写并非易事，所以六朝以来，大的寺院盛行一种建造经藏以珍藏写本经卷的风气。据现存记载的粗略统计，仅从陈武帝令写一切经12藏起，至唐高宗显庆时西明寺写一切经为止的100年间，皇室和民间的写经就达800藏之多，数量十分惊人。写经事业大约一直延续到南唐保大年间（943—957）才终止，其数量当更为可观。但可惜的是，这批古人辛辛苦苦抄写成的藏经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现在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六朝隋唐写经虽然已是残编零卷，也堪称举世的瑰宝了。这些写经对于研究宗教、哲学、语言、文物以及考古等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二、刻经
中原古代刻经有两种形式，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石刻，二是木刻。石刻就是将佛教典籍镌刻在石上，刻在石上的佛经也称石经。石刻最早出现于公元6世纪中叶的北齐高氏王朝统治时期，其代表作有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北武安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等。到了隋代石刻佛经仍然在继续发展。最为著名的是幽州大房山，即今北京房山区云居寺的石刻佛经。自隋炀帝大业年间始一直持续到明天启年间，前后千余年共刻经石15000余块，刻佛经1122部，3572卷。云居寺石刻佛经的创始人静琬在唐贞观八年（634）的题刻中说：“此经为未来佛□难时，拟充底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刻经的碑版封在石洞和地穴之中。这是佛教徒鉴于北魏和北周两个王朝均曾利用政权力量焚毁经像、消灭佛教的历史教训，巧妙地利用北方的自然条件，刻经石上，埋藏地下，以使佛经流传久远，佛法永存。云居寺的石刻佛经以其稀世珍本，独特的形式，丰硕的内容，成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随着木刻印刷术的发明和进步，唐代已有少量的木刻本佛经问世。现存的唯一实物是刻于唐懿宗李咸通年间（公元860—874年）的《金刚经》。扉页有“祇树给孤园”本刻版画，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18个字的题记。可惜这一极其宝贵的文物早已流失到国外去了。根据现有资料，全部大藏经木刻本的雕造，是始于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此后直至清代，约1000年间，先后共有10余次官私木刻版本大藏经的雕造，这些版本的大致情况是：
（1）《开宝藏》：因在宋太祖开宝年间雕刻，故名。又因在益州（成都）刻成，也称“蜀版”。它的印本已成为我国后来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丽、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据。现仅存数卷残本。
（2）《契丹藏》：始刻于辽兴宗耶律宗真景福元年（公元1031年），历30余年完成。近年在山西应县的木塔中发现了12卷，另有《开宝藏》的残卷，它们同是我国的稀世珍宝。
（3）《崇宁藏》（福州东禅院本）：刻于北宋末叶，其版式为后来许多版本仿取。现仅残存20多卷。
（4）《毗卢藏》（福州开元寺本）：刻于两宋之际，现国内仅在山西残存一册。
（5）《圆觉藏》：南宋初年雕刻完毕，因在湖州思溪（今浙江吴兴）圆觉寺院雕刻，故名。现国内仅存有零散版本。
（6）《资福藏》（思溪本）：南宋中叶在思溪资福禅寺刻造竣工。入经1459部，5940卷。现北京图书馆藏5300余卷。
（7）《赵城藏》：金代刻造，元初又补刻过。以前未见传世记录，1933年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入藏（编入藏经）6900余卷，现存5600余卷。此藏不仅保存了宋刻官版藏经的本来面目，还补充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因而价值极高。
（8）《碛砂藏》：始刻于南宋末年，完成于元代，历时近百年。刻版地点在平江府陈湖（今江苏吴县陈湖）碛砂延圣院（后改名碛砂禅寺），故名。陕西和山西均有保存，但略有残缺。1931—1933年曾根据陕西藏本影印过500部，缺佚者以《资福藏》本等补入。
（9）《普宁藏》：元初刻造，云南、山西、陕西等省均有保存。
（10）《弘法藏》：相传为元代官版藏经，然迄今尚未发现有流传下来的印本。
（11）《洪武南藏》（初刻南藏）：明太祖朱元璋敕令刻造。现存的孤本藏在四川省图书馆，稍有残缺。
（12）《永乐南藏》：一般称之为《南藏》，为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在南京重刻的洪武本藏经，但略有改动。现全国各图书馆多有保存。
（13）《永乐北藏》：明成祖继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刻成《永乐南藏》后，又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在北京刻经，至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竣工。永乐南北两个藏经的版本因多次地大量刷印分赐全国各大寺庙，所以是保存下来的全藏中最多的版本。
（14）《嘉兴藏》：明末清初刻造。初在山西五台山开雕，因气候寒冷，刊刻不便，后迁至浙江余杭县径山等地继续刊刻，最后由嘉兴的楞严寺集中经版刷印流通。所以本藏既名《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此藏特点是摒弃了以往沿用的折叠式版本，而改为轻便的线装书本式；再是全藏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正藏》为《永乐北藏》的覆刻本，《续藏》和《又续藏》系收藏外典籍而成。《嘉兴藏》版本格式的改进和吸收藏外佛教典籍的特点，对后来的刻经和佛藏的编纂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15）《清藏》：又名《龙藏》，系清代初年的官版藏经。在木刻藏经中，它是我国藏经版片至今基本上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