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宗派对哲学的影响
隋唐时代的佛教依然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植。如唐太宗本人虽不信教，但因认为佛教对治国有利而加以提倡。同时，佛教经过南北朝的广泛传播，有了雄厚的寺院经济，在一段时间里，“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佛教学者有了对佛典进行创造性发挥的物质条件，我国佛教由此进入鼎盛时期。
唐代我国佛教学者对佛经作了大量的注释和阐发，形成了许多宗派。
当时流行的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在哲学上影响较大的有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唐代佛教宗教理论主要集中在成佛的根据和途径等问题上，玄奘就是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长途跋涉，亲赴印度取经的。在所谓成佛问题上，各宗的宣传趋势是越来越简易廉价。例如，我国最大的佛教宗派禅宗，它主张不立文字，“明心见性”，只要悟得“本有佛性”，就能“顿悟成佛”。这可说是一种简易快速成佛法。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取缔佛教，没收寺院田产，佛教寺院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只有简易的禅宗还在流行。
唐代佛教势力相当强大，影响至为广泛，无神论者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唐初的自然科学家、无神论者傅奕率先向佛教开火，指斥佛教不讲忠孝，反而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影响政府收入，还明确指出佛教是靠欺骗得以传播的。值得注意的是，傅奕以后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柳宗元、刘禹锡并不反对佛教，而唯心主义哲学家韩愈、李翱却反对佛教，这表明唐代佛教和哲学的关系的复杂性。
柳宗元“自幼好佛”，后因参与政治革新运动失败，政治上失意，便到佛教中求慰藉，这无疑是他的严重弱点。但是，柳宗元、刘禹锡又都反对有人格、有意志的“天”，强调“天人各不相预（干涉）”、“天人交相胜”，这实质上是对包括佛教在内的有神论的否定。刘禹锡还用唯物主义观点探索宗教迷信产生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韩愈、李翱反佛教是积极而坚决的，他们指责佛教损害国家经济利益，违反封建伦常道德。这表明佛教和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有矛盾的一面。但由于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一面从政治和伦理上反佛，一面却相信天命和鬼神，这又实际上和佛教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历史表明，用唯心主义反对佛教并不能批倒佛教，不过各派唯心主义之间的相互批判，却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发展。
宋元明清佛教的衰落与反佛教的斗争
禅宗盛行于唐末和五代，在宋以后开始走下坡路。此后，直至清代，佛教一直受到绝大多数哲学家的批判。但是，几乎所有重要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实际上吸取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思想，作为构筑他们唯心主义体系的重要支柱。一些唯物主义者则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理论上批判佛教，但是也不同程度地择取佛教的思想资料，加以改造，来丰富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宋、元、明时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是理学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又都反对佛教。他们和韩愈一样，也是着重从佛教违反儒家政治道德观念方面去批判的。如朱熹认为佛教的主要错误是“以君臣父子为幻妄”。陆九渊说：“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就是以儒家伦理标准来判别儒佛的差异。王守仁也认为佛教不如儒家圣人之学“简易广大”。
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自秦以来，尤其是汉武帝以来，几乎任何一个皇帝都提倡儒家的忠孝道德，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在宋代，上层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伦理纲常，儒家的地位被尊崇到极致，佛教更被冷遇了；加以佛教的某些思想也为理学所吸取，佛教存在的必要性就更为减少了。这些是佛教在我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也是儒家的正宗地位持续最久的重要原因。
唯心主义理学家反对佛教，摒弃了僧侣的宗教生活，但又从思想上吸取它的僧侣主义。程朱哲学体系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佛教。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功夫，脱胎于禅宗的顿悟说。陆九渊宣扬“吾心即是宇宙”，王守仁讲“心外无物”，是禅宗的“自心是佛”、“本心生万种法”的翻版。他的“自存本心”的方法也是禅宗顿悟说的变种。王守仁的“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的命题，则是天台宗湛然“无情有性”说的直接继承。由此也可以这样说，理学家的“理”不过是用哲学语言装饰起来的“神”。
宋、元、明时代唯物主义者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人的贡献之一，在于对佛教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批判。张载是我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用唯物主义本体论批判佛教的人，他明确指出物质世界是独立存在的，批判了佛教的世界虚幻、空寂之说。王廷相在批判程朱理学时，也指出“佛氏以山河大地为病而别有所谓真性”的谬误，他在纠正张载的先验论的德性之知说，批判程、朱、陆、王的先验论时，还深刻地指出这是禅宗的流毒。
禅宗反对对佛祖的偶像崇拜，后来的某些流派更是呵祖骂佛，甚至劈佛像当柴烧。明代后期进步思想家李贽吸取禅宗破除传统权威的某些观点，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打破对孔子的偶像崇拜。这表明，禅宗的某些观点曾经对一些进步人物的斗争起过启发、借鉴的作用。至于李贽由早年“见僧则恶”，到后来遭受政治迫害，皈依佛教，接受禅宗的主观唯心论，宣扬山河大地“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这是在哲学上的倒退，也是禅宗毒害的恶果。总之，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崇奉佛教，都和政治上处于逆境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从佛教中求得的精神安慰，实际上是时代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创伤。
近代佛教对思想界的作用
在近代，反封建成为斗争的重要课题，因此一些思想家都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唯心主义理学。有趣的是，这时他们又从理学的所谓“异端”佛教吸取养料，或作为建立思想体系的素材，或作为颓唐堕落后反对革命的工具，或作为晚年消极厌世的归宿。可以说，佛教在近代是回光返照，在一些重要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佛教的幽灵。
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和魏源，都曾经有过一番作为，但是前者由于受上层官僚集团的排挤，终于“重礼天台七卷经”，拜佛念经去了。后者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到来时，也宣扬起“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的滥调来了，晚年也皈依了佛教。这说明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软弱性和落后性，也说明了佛教消极、落后的作用。
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其阐发最高理想的《大同书》中，把大同世界称为“极乐世界”，并以“去苦求乐”作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标志，实际上是以佛教的“慈悲救世”主义作为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工具。另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谭嗣同，吸取了华严宗、禅宗和唯识宗的某些教义来建立“仁学”体系，以宣扬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思想。这在当时具有反专制的意义，但最终又成为大资产阶级麻醉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严复，留学英国，介绍过西方的科学文明，但是，在辛亥革命后为了抵制革命，竟鼓吹佛教的“涅槃”是世界的“第一原理”，向佛教妥协投降。这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哲学思想的局限性。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为了反对革命思潮，也大谈宗教的因果报应说，实际上是宣扬宿命论。梁启超还把“佛教唯识之义”和德国康德的认识论等同起来，以否定康德哲学中关于“物自体”学说的唯物主义因素，突出康德的意志自由论，宣扬天赋道德论，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显然梁启超的这种哲学是十分落后的。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章太炎在建立其思想体系中，吸取改造了唯识宗的思想。他还把禅宗思想概括为“自贵其心，不援鬼神”，借以鼓舞人们革命的斗志。但是，章太炎对佛教唯心主义哲学却推崇备至，他题为《无神论》的文章，就是赞扬所谓“佛教无神论”的。辛亥革命后，他更露骨地宣扬佛教的灵魂不灭、因果报应说。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几乎都为佛教所折服，这里也含有非常深刻的理论思维的教训。
总之，在我国历史上佛教思想曾经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的佛教思想和佛教哲学史，也就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原载《百科知识》，1980（5）］第一章评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
当前正在开展的评价唯心主义的讨论，是具有理论意义的重要学术探讨。评价唯心主义的作用，包括认识史和社会史两个方面，本文拟就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讲点看法。
唯心主义哲学主张意识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只是精神的产物。它有两种基本形态：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由于唯心主义是歪曲的颠倒的世界观，因而适应了处于没落时期的剥削阶级的需要。一般说来，反动阶级总是害怕和反对唯物主义，而宣扬和利用唯心主义的。例如，我国自汉代以来古代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唯物主义者，如桓谭、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陈亮、叶适、方以智、王夫之、颜元、李、戴震等人，都是或被贬谪、或被罢官、或被排斥，相应的，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也大体上一直被视为“异端”，或遭冷遇。相反，重要的唯心主义者和派别，如董仲舒、王弼、佛教、道教、韩愈、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其间虽然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历史作用也先后有变化，但是，他（它）们的思想或先或后都曾经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工具。反动阶级和唯心主义相依为命，结有不解之缘，这是历史上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由于占有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之后，逐渐失去革命性，逐渐强化对劳动人民的镇压而日益转化为反动阶级，他们长期地利用唯心主义作为反动思想武器，所以，在历史上唯心主义的社会作用主要是反动的。
但是，能否就说唯心主义只为反动阶级所利用，只起反动作用呢？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因为不符合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是，唯心主义在特定条件下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纵览中外的历史，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和古代某种革命活动相融合而起了进步作用。例如，像恩格斯指出的，早期基督教“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圣经·新约》中记载的“富人的难于升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等，生动地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对罗马帝国统治者的不满、憎恶和仇视，运动包含了反抗压迫者的要求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基督教神学唯心主义在当时条件下也相应地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早期基督教很快地被社会上层分子操纵了领导权，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而成为奴隶主阶级所掌握的压迫人民的精神武器，从而很快地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
第二，为革命阶级、劳动阶级或进步人士所借鉴、利用而起了进步作用。人类社会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各种形态的社会阶级斗争、革命运动主要是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或是小生产者等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当时人类的科学、文化、思想等的历史积累还是有限的，在有的地区甚至各种意识形态都为神学所钳制、吞噬，没有也不可能有最科学的思想体系。剥削阶级在革命时是进步的，但是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其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不一定是唯物主义的；而当时的劳动阶级也并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除了个别的情形之外，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都难免从现成的甚至是陈旧的思想武库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加以某种改铸或变通，作为自身的思想武装和斗争形式。比如，从公元13世纪到17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市民反对领主直至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就采取宗教“异端”或宗教改革的形式。虽然不能说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在运动中起了实质性的革命作用，但是宗教以自身改革的形式起过进步作用，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是借助于拜上帝会的形式组织和发动起来的。我们不应夸大宗教在一定条件下的这种作用，但是也不必要否认宗教在这方面的历史作用。
唯心主义甚至宗教唯心主义，对某些进步人士、思想先驱也起过启迪、借鉴的作用。在我国，自从儒家理学定为官方哲学以后，佛教往往被视为“异端”，历史上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了反对官方正宗哲学，有时就从佛教中吸取养料，寻找武器。禅宗曾经反对对佛祖的偶像崇拜，后来的某些流派甚至有人劈佛像当柴烧。明代后期进步思想家李贽就吸取禅宗破除传统权威的某些观点，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打破对孔子的偶像崇拜。又如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阐发其最高理想的《大同书》中，把大同世界称为“极乐世界”，并以“去苦求乐”作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标志，实际上是以佛教的“慈悲救世”思想作为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工具。另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谭嗣同也吸取了禅宗和唯识宗的某些教义来建立“仁学”体系，以宣扬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思想，这在当时曾经具有反专制的意义。应当指出，这些进步人士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搬用佛教思想，而是加以改造，融合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但是佛教对他们起过有益的借鉴作用也是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