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变易思维。先秦哲学各流派都认为宇宙没有不变的事物，自然和社会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老子说：“天地（此指暴风骤雨）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第二十三章》）《庄子·秋水》云：“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周易大传》更是通过对《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总结和阐扬阴阳变易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论述事物发展规律学说的代表。
《周易大传》的中心内容就是讲变易，该书的《系辞传》和《序卦传》集中阐发了变易这一思想，认为变易是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周易大传》肯定变化的普遍性：“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上》）天上各种可见之象和地上万物之形，都表现了变化。《周易大传》还赞美天地的伟大，肯定变化的实质是“易”，即“生生”。文中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日新”，生。“德”，本性。“生”，创造；“生生”，生而又生，不断地产生新事物。“易”，事物的转化。意谓新而又新是天道的隆盛本性，生生不息，新旧交替，就是“易”。《周易大传·系辞上》把事物变化的原因、过程和形式，概括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即阴阳，“相推”，互相推移。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对立所产生，表现为阴阳互相依存、互相排斥和互相转化，这是个循环不已的过程。《周易大传》肯定自然的变化和转化，同时也赞扬社会政治的变革，《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大传》的变易哲学，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专制时代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3.对待思维。先秦哲学还通过对待观点阐述事物变化的根源和规律。所谓对待观点，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的两个方面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周易大传》把事物的构成归结为阴阳两个方面，又把阴阳关系归结为“对待”关系，即相反而相成的关系。它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认为对立面的相互关系、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相互转化是事物的最普遍的规律，也就是说，对立面交渗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又，如上面所讲的“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命题，就是肯定对立面的互相推移而产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周易大传》也讲斗争，《坤卦·文言》说：“阴疑于阳必战”，意为阴阳两方势均力敌，必相战斗，阴阳存在“相攻”、“相克”和“相胜”的关系，但这种对立两方的排斥和斗争，是实现高层次的和谐与统一的手段，如《乾卦·彖传》所说：“保合太和，乃‘利贞’”，强调对立面通过斗争以维系统一体的存在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老子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重要命题。“反”，向对立面转化。意思是由道而有的运动是反，即事物的发展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老子·第四十二章》云：“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又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损与益、祸与福是相反的，但损与益相互转化，祸与福相互倚伏。老子认为，对立面的相待相反、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是事物的根本规律。
先秦时代著名的军事学著作《孙子兵法》也包含着丰富的对待观点，如其中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是说，战争的一方要想克敌制胜，就必须全面地了解、掌握敌对一方的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书中强调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众与寡、安与动、劳与逸等一系列矛盾对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战国时代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首倡“矛盾”之说。他以楚人出售矛和盾的故事为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韩非子·难一》）。也就是矛和盾不可两立。韩非强调许多事物是不可两立的，如“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他还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但也认为相互斗争的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合作的，矛盾也是可以化解的。
4.中庸思维。孔子赞成和而不同的观点，同时又宣传“中庸”观念。《论语·雍也》云：“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强调中庸是崇高的德性。同时，孔子也认为中庸是一种思维方式方法。孔子之孙子思作的《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君子而时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时中”即随时选取适中的标准。“用中”即随具体情况采用适当的方法。《中庸》着重发挥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要求人们对待事物既不过分也无不及，以达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境界。《中庸》也讲“中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说，喜怒哀乐的情感尚未发动的时候，心境平静，无所偏倚，这是“中”；发出的情感合乎节度，这是“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大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们若能把“中和”的道理加以推广，那么，天地就各安其所，万物也各遂其生了。《周易大传》也赞扬“中道”，重视“中正”、“中行”，认为中正则吉，反之则凶。中庸的涵义主要是强调适度，把握事物的度，认为凡事都有一个限度，超过度和达不到度，即过和不及，都不合乎事物的标准，都会损害事物的稳定性；其间尤为强调勿太过，即凡事都不要过度，以免适得其反。中庸思维有助于事物发展的稳定性、连续性，但对事物的变革则是一种障碍。
三、先秦哲学的意义
先秦哲学的历史影响怎样？有什么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以下我们将力求简要地加以说明。
（一）历史影响
先秦哲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性格、心理结构、文化思想和历史发展。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先秦哲学的主要历史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数端：
1.提供人生之道，影响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先秦儒家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倡导提高道德人格，赞美精神生活价值；提出了以刚健自强为宗旨的人生观，提倡积极乐观的有为精神。儒学成为汉代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它的基本观念主导了中国古代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教育学、民俗学等广泛的文化领域，这就表明：儒学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
2.提出了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则，决定了传统文化发展和演变的轨迹和方向。先秦哲学中以儒、道两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大、最深刻。儒家的“仁”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主要原则，道家的“道”是中国古代本体论的最高范畴，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可谓起了决定性作用，而道家的道论则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宇宙论的演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3.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思想源泉。先秦哲学著作，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不少著作被后继者奉为神圣经典，其学说被尊为圣贤之言，并成为以后阐发乃至创立哲学思想的依据和出发点。从先秦以后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始于战国而盛行于西汉的黄老之学，推崇老子思想，并把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起来，用于治理社会。后来汉代又转为推崇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孔学。魏晋时代则孔老兼崇，新老学和新庄学相继问世。隋唐时代儒、道、佛三教并尊，儒学和道学又有一定的发展。宋明时代兴起理学（含心学），理学家多吸取儒、道、佛三教思想并加以重构而成新说，实际上理学是以返归于先秦儒学为旨归的。明清之际的重要哲学家也多尊崇孔孟，倡导“回到孔孟”，借复古以创新。直至当代的新儒学、新易学，也是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诠释旧义，阐发新说，创建体系。
此外，先秦哲学在历史上对亚洲、欧洲也发生了影响，尤其是对东亚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影响尤为巨大，儒学一度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思想，以至和儒学的故乡中国一起共有“儒学文化圈”之称。至于先秦哲学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经济学家、重农学派领袖魁奈，法国近代哲学家、数学家、数理逻辑创始人莱布尼茨及其同道沃尔夫等人的影响，也是人所共知的。
（二）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现代价值是相对于历史影响而言，指对现代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仍具有的正面意义。世界意义是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的普遍适用的思想价值。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是密切联系、交错相迭的。
先秦哲学对当代中国的价值，主要指先秦哲学所阐扬的人生价值观对提高国民素质具有的积极作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首要问题是需要有大量的高素质的人才。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资源和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正确阐扬先秦哲学的人生价值观，有利于培养国民的开创性精神、协调性精神和超越性精神，增强国民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反省力量，也就是说有助于国民全面提高求真、行善、崇美的人格品质。
先秦哲学的世界意义，主要有以下三项：
一是“天人合一”说为世界贡献了主导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原则。当代世界由于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会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然也在增大报复人类的力度，生态平衡、环境污染、气温升高、人口爆炸、能源危机、食品短缺等难题正在步步逼近人类，困扰人类。人类自身所造成的困境是和人类把自然看为敌对力量直接相关的。先秦哲学强调自然与人的统一，虽然影响了改造自然和创立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却在保持生态平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天人合一”说相关，先秦哲学重视人的精神生活，认为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这种价值观念，无疑也有助于人们调整和控制物质需求，减少和避免恶性消费，因而也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以“和”为贵的人际和谐说，为人类和平相处提供了价值依据。当代世界并不安宁，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摩擦、对抗、冲突，乃至局部战争，一直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益趋成熟，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又由于通信技术的进步和交通的发达，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这样，一方面是国界、国别观念的淡化，另一方面是国家间竞争的加剧。这样，人类的安全，世界的和谐，越将成为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先秦哲学提倡的“和而不同”与以“和”为贵的思想启迪我们：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和谐，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也都应当保持和谐关系，以求得共同的发展。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长期统一的历史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历史，以及与邻邦和睦共处的历史，都证明了和谐思想的重要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历史会证明，世界各国必将乐意接受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馈赠，从而走上彼此和谐、共同发展的道路。
三是为西方提供富有东亚特色的思维方式。如上所述，先秦哲学的辩证思维比较发达，尤其是整体思维与和谐思维，更是富有特色。整体观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从整体上进行考察和类推；和谐观着眼于事物的统一性，提倡用协调的方法处理矛盾，以维护事物的平衡。与偏重于对立和分析的西方智慧相比，先秦的辩证思维实具有补益防弊的作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对于富有特色、各有偏重的东西方思维方式，应当自觉地提倡互补，以求辩证思维达到更高的层次，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多年来积极倡导的“综合创新论”，适应了新时代哲学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比利时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耗散理论创始人普里戈金也说：“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从存在到演化·中译本序》，3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东西方两位学者的论断，展示了当代东西方思维相互结合的新方向。
［原载《高教理论战线》，199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