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人。弘治十五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兵部给事中，历仕亳州判官，高淳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陕西、湖广按察使，山东布政史，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院事等。居官清廉，不畏权贵。曾因严办宦官廖镗不法及拒绝宦官干请，被诬陷下狱。嘉靖中斥严嵩弄权，深有节望。
王廷相为明代文坛“前七子”之一，诗文有很高成就。哲学上论及宇宙本体及其生成，太极阴阳的性质，气种动静等。他的修养论融会《易》《庸》和庄子，以圣人化境为最高追求。一生好学深思，对佛道及理学诸家皆有评论。著作有《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今整理为《王廷相集》八十五卷，其中哲学著作有《慎言》与《雅述》，及论学书信等。
一太极道体
王廷相的最高哲学范畴是道体。道体包括本原之气及气之流行两个方面。他论道体说：
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天地未判，元气混涵，清虚无间，造化之元机也。有虚即有气，虚不离气，气不离虚，无所始、无所终之妙也。不可知其所至，故曰太极；不可以为象，故曰太虚，非曰阴阳之外有极有虚也。二气感化，群象显设，天地万物所由以生也，非实体乎？是故即其象，可称曰有；及其化，可称曰无，而造化之元机，实未尝泯。故曰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王廷相集》第751页）
这里提到了道体、元气、太极、太虚、有、无、元机等重要概念。王廷相认为，道体本身即有，道体是无始无终的气化过程，它没有一个绝对虚无的开始阶段，也没有一个人消物尽的终结阶段。道体超绝有无，所以不能说道体是从比它更根本、时间上先于它的“无”中产生出来的。道家认为宇宙生于虚廓，张载批评道家“有生于无”，倡“虚空即气”之说，其哲学以“有”始。王廷相继承了张载，否定宇宙有虚无空廓之时，天地未剖判，具体事物产生之前，惟有元气。太虚即元气的本然状态，非绝对虚无。太虚中包含气化为万象的潜能，这种潜能即气机。太虚之气无有际涯，无有边畔，不知其所至，所以称为太极。太虚之气未化生为万物前，无声无臭，不可以感官把握，所以叫太虚。太极、太虚非阴阳之气外别为一物。
王廷相对道体、太极、太虚、元机的界定皆以气为基础。由此他对朱熹关于“太极”的观点提出批评：
太极者道化至极之名，无象无数，而天地万物莫不由之以生，实混沌未判之气也。儒者曰：“太极散而为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斯言误矣。何也？元气化为万物，万物各受元气而生，有美恶，有偏全，或人或物，或大或小，万万不齐，谓之各得太极一气则可，谓之各具一太极则不可。太极，元气混全之称，万物不过各具一支耳，虽水火大化，犹涉一偏，而况于人物乎？（《王廷相集》第849页）
朱熹的“太极”是“总天地万物之理”，太极是具体物理的最高抽象。它同时又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天地万物分别地完整地体现了太极之理，故“人人具一太极，物物具一太极”。朱熹此说对以后的理学影响至巨。王廷相从元气一元论出发，认为所谓太极，只是元气，称它为太极
是因为它无象无形而万物莫不由之以生。万物各禀太极元气，故说万物各分有太极之部分则可，说万物皆具一完整之太极则不可。朱熹的太极为理，王廷相的太极为气，根本处不同，所以由此生发出的具体观点歧异甚大。
王廷相以太极为元气，他不承认元气之先有一虚廓无物的阶段，他对《列子》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为宇宙形成诸阶段，且以太易为未有气之时提出批评：
《列子》曰：“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此语甚有病，非知道者之见。天地未形，惟有太空，空即太虚，冲然元气。气不离虚，虚不离气。天地日月，万形之种皆备于内，一氤氲萌蘖而万有成质矣。是气也者乃太虚固有之物，无所有而来，无所从而去者。今曰“未见气”，是太虚有无气之时矣。又曰“气之始”，是气复有所自出矣。其然，岂其然乎？元气之上无物，不可知其所自，故曰太极；不可以象名状，故曰太虚耳。（《王廷相集》第849页）
按列子此文亦见于《易纬·乾凿度》。《易纬》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模式：太易，无气而惟有虚空之时；太初，始有气而无形质；太始，有形之始而无质；太素，有形质而天地万物未成。王廷相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将导致存在一个绝对空无之时，这与元气无始无终之说相矛盾。
王廷相也批评了道家的道生天地和宋儒的理在气先之说。他说：
老庄谓道生天地，宋儒谓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论耳，与老庄之旨何殊？愚谓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王廷相集》第841页）
道家虽以太极为混沌未分之气，但认为道在太极之先，太极源于道，道为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最高抽象，道是太极元气所由生。朱熹以太极为“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此理在气先之义。虽然他力辩理气无先后，但确有理在气先的思想。王廷相明确提出，气即道之实体，气之上之外无道无理。他反复申说：“元气即道体。有虚即有气，有气即有道。气有变化，是道有变化。气即道，道即气，不得以离合论者。”（《王廷相集》第848页）
王廷相的“道”，包括元气实体和气化流行两个方面。按王廷相的说法，元气中包含有运动的潜能，这种潜能，他称之为气机，又称元机。阴阳二气交感而成万物，万物运动不息，皆由于此气机。气之动，是气机的作用；气之静，气机并未泯灭。王廷相对气机发生作用的原理没有像张载“一物两体”那样做深入探讨，但他在气化的过程、阶段方面的论述却比张载多。这是他受当时天文学的影响，力图找出天地万物化生的实证过程这一意向使然。他把气分成元气和生气两个阶段，元气即未形成物体而处于太虚状态的气，生气则指处于有形之物生化不息状态的元气。他说：“有形，生气也，无形，元气也。元气无息，故道亦无息。是故无形者，道之氐也；有形者，道之显也。”（《王廷相集》第751页）道的内容是气及其运动，未成物象，其运动未尝止息，不过不显著而已，形成物象之后，其运动为感官所感知。有形之气他又叫做聚气，无形之气，他又叫做游气。游气聚合时为聚气，聚气散开游动时为游气，其本皆元气。故王廷相说：
两仪未判，太虚固气也；天地既生，中虚亦气也。是天地万物不越乎气机聚散而已。是故“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清通而不可为象也；“太和氤氲，万物化醇”，生生而不容以息也。其性命之本原乎！（《王廷相集》第758页）
王廷相对理这一概念，也进行了考察，他说：
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而变，万有不齐。故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世儒专言理一而遗万，偏矣。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各各差别。统而言之，皆气之化，大德敦化，本始一源也；分而言之，气有百昌，小德川流，各正性命也。（《王廷相集》第848页）
王廷相是一位颇有科学精神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有很强的实证论色彩，对陆王学派富于伦理玄想因而重视宇宙伦理法则的学说未惬于心，他重视的是个体事物自身的规律。王廷相关于理的思想与朱熹有很大差别，除了对宇宙根本之理的解释根本不同之外，对于具体事物之理，二人的着眼点也很不相同。朱熹所谓理是“所以然而不容已，所当然而不可易”，即事物所以如此的根据、理由及体现在事物上的条理、规则。朱熹用理来说明事物间所以不同的原因：一事物之所以为此事物而非他事物，其根据在理。王廷相则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理，理之不同由于气之不同，事物间所以不同的根源在气，“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气怎样决定万物的不同？王廷相提出“气种说”：
愚尝谓天地、水火、万物皆从元气而化，盖由元气本体具有此种，故能化出天地、水火、万物。（《王廷相集》第974页）
就是说，宇宙间万物，皆潜藏在元气中的种子使它如此，种子的后来发展在元气阶段已预先决定了。王廷相的气种说与他的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的气本论是一致的。但气种说在说明万物的差别上却比朱熹的理气说倒退了。根据朱熹的解释，理是一事物的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事物的不同由于构成此物的“所以然之故”不同，这种不同在此物未形成之前就已存在了，而所当然之则，则是表现在物上的条理、法则，它在此物形成之后表现于此物之上。朱熹的格物穷理，包括穷究体现在事物上的条理、法则，也包括探究形成此事物的根据、原因。这样的探究对于事物是全面的、科学的。而气种说则只能探讨表现于事物之上的条理、
法则，事物的成因则因为它的先在性、强制性、自生性而不在探究之列。这虽不是王廷相所言，却是他的学说合乎逻辑的推论。朱熹曾说，只探讨事物已成的现象是不够的，已成者是“已”辞，还要探讨事物之所以成的各种根据、条件。从这里看，王廷相的气种说在说明事物的成因上不如朱熹的理气说深刻。也正因为如此，王廷相关于格物的学说没有朱熹那样精细。虽然朱熹由于过分强调理在形成事物中的决定作用而导致理在气先、理生气等说法，但他用理的不同说明事物的不同因而强调通过格物穷理去认识、把握这种不同却比王廷相的气种说更为深刻。
王廷相和朱熹都是具有突出理性精神的哲学家，朱熹的学说由穷究物理、洞观性理而贯通宇宙根本法则，由分殊达理一，从理一观分殊。王廷相的学说集中于阐明宇宙本原，即他的太极元气说，其他方面则不如朱熹学说广大精微。他把事物的多样性归结为气之不同，气之不同由于气种不同。这就由强调元气说而堵死了多方面探究事物成因的道路。
王廷相在天道观上的论述有比罗钦顺深刻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王廷相对实证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他对天道的认识是以当时的天文学成就为根据的，这一点同罗钦顺以哲学思想为根据而对天道所作的阐述大不相同。王廷相哲学上的代表作《慎言》，首篇《道体篇》阐述他对宇宙实体、大化流行的根本观点，次篇《乾运篇》阐述他对天象运动的种种解释，如行星运行轨道，风霜雹雪之因，流星陨石之理，日食月食之象，昼夜长短之由等，中间亦有形上思辨的猜测，但大多是根据当时所具有的关于天体的知识所做的解释。这些解释有的即使现在看也是有相当科学性的。比如他解释日食月食现象说：“月食日，形体掩之也；日食月，暗虚射之也。日光正灼，积晕成蔽，故曰暗虚，观夫灯烛，上射黑焰，蔽光不照，足以知之。”（《王廷相集》第758页）
又如他解释月亮中的暗影说：“月中暗黑，非地影也，质有渣滓，不受日光者耳。”（《王廷相集》第758页）解释冰雹成因说：“雹之始，雨也，感于阴气之冽，故旋转凝结以渐而大尔。”（《王廷相集》第756页）解释陨石说：“星之陨也，光气之溢也，本质未始穷也，陨而即灭也。……陨而散灭者，光气之微者也；堕而为石，感地气而凝也。”（《王廷相集》第757页）其他如取验雪花的形状，观察土蜂与果蠃的关系以解释“螟蛉之子”的含义等，表现出很强的实证科学精神。中国学术在汉代表现为极强的实证精神，此时阴阳、五行、八卦等与天文学相结合，其影响笼罩一切。整个汉代哲学，其思维方式上的特点就是具体的、实证的、直观经验性的、象数的。它在哲学上的突出表现就是纬书中的宇宙生成模式、《易经》中的卦气说、《黄帝内经》的系统论经络学说。魏晋玄学空灵的、艺术的、思辨的思维特点一反汉人的思维模式，使哲学形态别开生面。这种哲学革新的结果之一便是科学与哲学的分途。哲学不再越俎代庖扮演科学框架的角色，而还其思辨的、解释的、标示价值根源等等本来面目。它与佛教哲学的思维成果一起被宋明理学吸收。宋明理学中道家学养深厚的学者如邵雍等试图恢复实证（尽管是自假设前提推论而得，如邵雍的数的宇宙演化学说）思维方式的地位，但他们的努力终究不能挽回整个理学思辨性、诠释性的思维大势。
朱熹是个科学精神极强的学者，他的格物穷理学说中有强烈的穷究具体事物实证之理的趋向，虽然他的目的最终在豁然贯通以明天理，但贯通须以具体知识的积累为基础，他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心学的结果之一就是使程朱学说中所具有的实证科学因素返回伦理的框架中，清除其中的实证成分。从向外格物穷理转至向内明心见性。陆九渊之“先立其大”，此“大”即伦理原则。而王阳明清除实证科学因素的倾向更为明显，在他看来，科学活动是知识活动，而伦理活动是意志活动、审美活动。心的认识、意志、审美诸种功能中，意志活动是最主要的，它可以统括其他活动。王阳明的著名话头“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学者当务为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传习录》下），正是惟恐对实证知识的探求逸出正心诚意的道德修养终极任务的。所以王阳明对邵雍、蔡元定、朱熹等具有实证倾向的学者皆加以批评，讥之为支离。王廷相则惩心学之空疏，力图恢复真正的广义的哲学，从阳明学的较狭窄但却代表中国哲学泛伦理倾向的思想风气中返回来。他的学说受天文学影响很大，这一点与张载相似。中国哲学中的实证科学因素一直在试图打破泛伦理主义的束缚，占据它应有的地位。但这一努力的真正实现一直要到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吃尽了科技落后的苦头，思欲革新哲学传统时，才算真正牢固地站稳了脚跟。王廷相身处明代中期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他的科学主义因素、实证思维倾向（尽管是微弱的）是对当时理学潮流的一种反叛。这种反叛预示着实学思潮的兴起与壮大。在这个意义上，有的论者将他说成反理学的思想家。但统观王廷相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性论，我们仍然可以说，他是一个理学家。
二性论
性论是王廷相哲学的重要方面。王廷相所谓“性”包括人性物性，但他着眼最多的是人性。对于性王廷相有明确的定义：
性者，阴阳之神理，生于形气而妙乎形气者也。性者，言乎其生之主也。精气合而灵，不可离而二之者也。（《王廷相集》第767页）
在王廷相眼里，性是气的作用，是宇宙间事物之所以为此物的性质和主宰。王廷相关于性的定义贯彻了他的气本论，一切性质皆以气为根据，一切性质皆不能离气而有，并且这种性质是气自然具有的，非外力强加或人给予的。这就是他所说的“阴阳之神理”。王廷相由此反
对在人性论上一切离气言性的说法，他尝言：
离气无性。气外有本然之性，诸儒拟议之过也。（《王廷相集》第8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