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正确理解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本体”，也是把握王阳明融合儒释道的关键。阳明之于佛道，可以说是一个由好之而入其中，到渐觉其非而屏去，再到以儒统合、融会佛道的过程。阳明早年曾出入佛老有年，其中如婚礼之日入铁柱宫，闻道士养生之说而悦之，相与对坐忘归；格竹得病后习道士养生之法，有遗世入山之意；初任事游九华山，访道士蔡蓬头论儒家最上乘；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至能“前知”等，论者皆耳熟能详。其诗文中如《游浮峰寺》：“欲扣灵关问丹诀，春风萝薜隔重重。”《游化城寺》：“仙骨自怜何日化，尘海翻觉此生浮。夜深忽起蓬莱兴，飞上青天十二楼。”《列仙峰》：“仙人招我去，挥手青云端。”《登泰山》：“相期广成子，太虚显遨游。”（以上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九）表现出阳明对仙道的向往。是什么情结使得阳明如此好仙佛，又是什么机缘使他屏去？我们说，这应当主要归因于阳明早期文人气质中好想象、好探究具有神秘意味的东西的倾向。阳明幼时即以诗才受知于爱好作诗的祖父，因得以和祖父的诗友往还，耳濡目染，使他对诗赋产生了兴趣。诗的意境，诗人的超然物外的情趣使他对神秘的东西发生了强烈的探究欲望。青年阳明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和出世倾向。但他又生长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从小受着科举入仕、经世济民的功业理想的熏陶。“读书学圣贤为第一等事”、“少有经略四方之志”等青少年时立定的志向，又使他具有强烈的入世愿望。有与无、出世与入世、好仙佛与做圣人这些矛盾，在龙场悟道之前一直是搅扰青年阳明的最大难题。
使王阳明彻底抛弃佛道的直接原因是龙场之悟。阳明自言：“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传习录》上）不仅龙场的险恶环境、生死考验使阳明不能再有谈玄说空的优游心境，更重要的是，撑持他渡过难关的至大至刚的精神力量主要得自儒家心学，悟道之后他以所悟与五经印证，也使他对儒家信从愈益坚决。二氏的牵缠至此决然斩断。相应地，诗风也为之一变。前之绮丽铺排，抒情写意一变而为简易平实，言理明志。并告诫学者屏绝佛道，在讲学中也径直抨击二氏。中年以后，阳明逐渐变攻击佛道为以儒家为主去融合佛道。阳明认为，佛道与儒皆讲心，其精微处，所争只在毫厘。佛道与儒者最大的区别在本体不在功夫。《传习录》载，弟子问佛氏亦主张无善无恶，与儒者何以异？阳明答：
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传习录》上）
在阳明看来，儒佛都讲无善无恶，但佛道的心之本体是空，儒家的心之本体是理。佛家无善无恶，其功夫所得为空。所得为空，是为自己出离苦海，结果只成就了一个私。而儒家则循理遵道，以成就大众利益为目的。佛家出世，逃避父子君臣的伦理义务，恰恰是着了相。儒家则不着相，因为它认为人的伦理义务是无法逃避的，它承认应尽的伦理义务而处之以理，在伦理生活中完成理想人格。儒家并不排斥佛道所谓虚无，但儒家的虚无只是养心功夫。从有体有用体用之全说，虚无是儒家学说中本有的。道家学说的核心在重视生命，保养生命，佛家学说的核心在保持心的清净本体，不为尘俗所染。此皆儒家本有之义：
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年谱》，《王阳明全集》第1289页）
但阳明反复指出，儒释之同在功夫，而本体则绝不同。释氏的本体是空，“不可以治天下”，儒家的本体是性、是理，是治天下之具。黄宗羲对阳明此点甚为赞赏：
而或者以释氏本心之说颇近于心学，不知儒释界限只一理字。……先生点出心之所以为心，不在明觉而在天理，金镜已坠而复收，遂使儒释疆界渺若山河。（《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阳明严辨儒释，但又用佛道理论补充儒家学说特别是其中的心性论，使原本较薄弱的地方充实丰满、体用皆备。就这一点说，阳明走的仍是出入二氏而又入室操戈，猛烈攻击佛道二教，但最终融合儒释的宋代大儒张载、二程、朱熹等所走的道路。这比同时或后世学者攻“阳明禅”所表现出的褊狭急迫要高明得多。比天泉证道稍后的严滩问答，是王阳明吸收、利用佛道思想来充实自己的又一个例证。《传习录》载：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功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传习录》下）
在禅宗中，“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说本体，“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说功夫。意思是，修行者得道与否，只在觉与不觉，觉者将自己对于事物的理解加诸事物，使事物对于觉者有一种全新的意义。在觉者眼里，事物的外形并未变，而其意义变了。如禅宗有名的风幡话头，慧能的回答是“仁者心动”。南泉普愿也说：“直向那边会了，却来这里行履。”都强调觉者的诠释对于物本体的意义。在禅宗，本体是“境与神会”，“理与智冥”。单纯的外物对于觉者来说，是无意义之物。禅宗的识者与山水的三种关系，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未觉时，山是山，水是水，山水与觉者的关系是外在的。稍有觉解后，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山水与觉者的关系是异在的。真正觉悟之后，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但已是“境与神会”之山水，这时山水与觉者是浑然一体的。又如禅宗师徒弄机锋时，常有动作示意。如果对动作本身包含的意义没有觉解，只是机械模仿，动作虽同，并不能说模仿者悟了。对这种情况，禅师会说模仿者“不知落处”，即不理解动作含蕴的意义。这也是说，本体必须有觉解者的心参与其中。没有心的觉解、诠释的加入，物对于修道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的真义。而禅宗的修行却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于觉解，不能执著，执著便成魔障。禅家常说：“饥来吃饭困来眠，至此修行玄更玄。”（大珠慧海）“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临济义玄）此即“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在禅宗，有是说本体，无是说功夫。心是有无一如、本体功夫合一的。严滩问答，王阳明同意王龙溪“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从本体的层面说功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从功夫的层面说本体。阳明的意思是，必须依自己本心所具的良知去行动，良知是实在的，这是一切功夫的前提。否认了良知的实在性，则一切功夫无从谈起，故“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推致良知即功夫，故此句是从本体上说功夫。而从另一方面说，良知须致，功夫着到，本体才能实现。没有现成的本心，现成的良知。未经功夫的本体，是虚幻的有，抽象的有。这是从功夫上说本体，所以“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严滩问答”完整地表述了王阳明本体功夫全部思想，并且重申了天泉证道时告诫王龙溪、钱德洪“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之意。
“四句教”也是洒落与敬畏的统一。黄庭坚说周敦颐“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洒落代表一种不为道理格式所拘、不为世俗荣利所累、自得逍遥的境界。敬畏则与之相反，代表一种恭顺齐肃、兢兢业业的心理状态。主敬是程朱修养方法的主要方面。宋明理学一直把敬畏和洒落作为两种相反的人格类型。阳明一生，是敬畏洒落由二分到统一的过程。阳明年轻时豪迈不羁，宋儒偏于敬畏的修养方法始终未能慊于心。但在确立了心学立场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是以敬畏为主的。“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精神道德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传习录》上）是他这一时期用功方向的主流。在遭逢数次重大变故后，生死利害全然放下，胸中愈益洒落。居越以后，摆脱官场羁縻，专心与学者讲习讨论，所学愈加熟化，敬畏与洒落融合无间。王龙溪描述阳明龙场之后学凡三变：
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
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黄宗羲引）
默坐澄心，求未发之中是敬畏，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是洒落。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是敬畏与洒落融合无间。到此阶段，敬畏中有洒落，洒落中有敬畏。动与静、寂与感、知与行、已发与未发、收敛与发散、知是知非与无是无非皆统合为一。到此境界，可谓“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了。阳明此时对敬畏与洒落关系的见解，正以此境界为根据：
夫君子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惧，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忿懥，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怍，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增乃反为洒落累耶？惟夫不知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歧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动多拂戾而流于欲速助长。（《答舒国用》，《王阳明全集》第190页）
敬畏不是恭敬整肃恐惧忧戚的心理状态，而是对善的自觉追求和对恶的自觉警戒的意向，因此敬畏并不是对心本来的空灵的破坏。洒落也不是纵情妄为，而是心不为外在利欲所累，时时放下，时时自得的境界。真正的洒落来自敬畏，因为只有敬畏防止恶对心灵的戕害，心之本体——良知才能充塞流行，从而做到主体行为和外在规范的统一。这种统一才是真洒落，这种洒落与敬畏并不截然割裂，互相否定，而是一体两面，互相辅助。
王阳明的四句教，是他一生学术的总结，终明之世，围绕四句教进行的辩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由于明代后期社会政治文化的剧变对哲学的影响，四句教引发的理论内容远远超出了四句教本身，这一点可以作为把握阳明以后明代哲学发展的一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