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开始出现我和周玉清恋爱的传闻，好心的师傅来向我证实。我无法证实，因为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恋爱，我也不知道她承认不承认我是她的恋人。
她还是每天来我这儿，我还是每天能听到她动听的笑声。
这期间，她和罗云也非常熟悉了。我时常会拿到紧俏的电影票和周玉清、罗云一起去看电影，那时她一般就会坐在我们的中间位置。有一年中秋之夜，我们三人还一起去长风公园划船赏月。月光下的湖面上，我们轻轻划着桨，我和周玉清并排坐在船的后排，罗云一人坐在前排，船到湖的中央我们停了下来，任其荡漾。我们三人坐在船上，面对月亮，轮流唱歌，一首又一首。罗云的歌要比我和周玉清唱得略好。上岸后，我们又在一张长椅上坐了好一阵，周玉清还是坐在中间，我们继续说着笑着唱着。忽然罗云的手伸到了周玉清的胳肢窝下挠痒痒，周玉清笑着倒在了我的身上。那时，天还不凉，我们都穿着薄薄的衬衫，我能感受到来自她肉体的柔软，那是我第一次零距离地和她这么接近。
我不自觉地让开了她的身体。
工会郑主席也听到了有关我和周玉清恋爱的传闻。有一天，她也带着喜悦和猜疑来问我。在几年来的工作相处中，郑主席给了我不少的关心和爱护。除了对她的尊敬之情外，我对她还有了一种特别的感情，那就是已经把她当成自己的大姐看待了。我向她谈了自己真实的感觉，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当然也包括顾虑和担忧。她很理解地对我说：“确实，对周玉清来说，要走出这一步很不容易的，而由你主动开口似乎也不是最妥，最希望的结果还是她能主动。”郑主席安慰我，让我放心，这件事她知道了，需要什么帮助，有什么困难告诉她。临走的时候，她又似乎话中有话地提示我说，这事我要留心，小心出现意外。说真的，我当时并不理解她所称的意外指的是什么，但我还是由衷地感激这个时候她对我的关注。
20世纪中国电影最繁荣的年代莫过于80年代。我有幸自己见证并经历了那个年代。
那时每个区似乎都有两家以上的电影院，每家电影院都是一个放映厅，可容纳观众近千人。每家厂的工会每个月都会组织工人免费看一场电影，所以电影院的许多场次都让企业包掉了。
突然有一天，戏剧电影《红楼梦》允许公开上映了。家家电影院购票口都排起了长队，尽管通宿放映依然一票难求，各家单位只能按职工总数的2%的比例购买影票。
厂工会配得了50张《红楼梦》影票，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纷纷向工会索票。郑主席一看那势头，知道无法摆平，突然心生一计，在厂门口贴出通知，下午两点半在借伞室窗口卖票，一人限购一张。任务落到了我这儿，我丝毫不敢懈怠。离两点半还有半个小时，我的借伞室窗口已经挤满了人，看着那阵势我怕出事，就赶紧撕了50张小纸条，逐张编上号，让按当时窗口外排队人的前后发编号，发完50张，拿不到号的人不用排队了，拿到号的每人一票。这件事工会郑主席做得公正透明，我也配合得恰到好处，虽然大部分人没买到票，但没有一个骂娘的，工会声誉反而提高。事后，郑主席很为自己的点子得意。后来，所有的电影票竟然都到我这儿来卖了。
买卖电影票成了我的一项工作，连和电影院业务联系都由我负责。每个月厂里看什么电影，各车间部门票子的分发等都由我来管。这也确实为我带来了一些便利。比如和电影院业务科人熟悉了，有时候多要几张按比例配置的紧俏票，说清楚是自己想看的，他们也会给我。这至少保证了我和周玉清能看电影，再有就是也能满足郑主席等和我关系近的人看电影的需求了。
一天，工会郑主席给我送来一张沪西工人文化宫举办电影欣赏系列讲座的通知。这是区里为工会系统电影宣传干部所办的一系列免费讲座，共有十场，每周一场，讲课人都是时下最红最受人敬慕的电影导演如谢晋、桑弧、杨在葆、吴天明等。郑主席说让我去听，可以上班时间去，连车票都可以报销，我乐坏了。
首场讲座由谢晋开讲，沪西工人文化宫五百多人的小剧场坐满了沪西地区各工矿企业来的工会宣传干部。谢晋花了两个半小时讲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的几部电影的拍摄过程、指导思想和艺术诉求，第一次让我知道了电影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我一次不落地听完了全部讲座。最后结束时，主办方称要成立沪西地区工人电影爱好者协会，在座的每位企业工会宣传干事自然就成了协会会员。这个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广大职工看电影，懂电影，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提高工人的欣赏水平，娱教于乐，拓展新的形式开展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促进和推动中国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协会的常设机构在文化宫里，协会主席是文化宫主任，常务工作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是文化宫的专职干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刘远见。
我留意看了下，他人比较清瘦，脸庞白皙。
刘远见上台宣布要进行一次征文，征文的内容就是听完这一系列讲座后的心得。他要选拔一些写作基础比较好的人，组建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中心组（简称“西宫影评”）。
不久，我的征文胜出，成为“西宫影评”十几名中心组成员之一。再之后，我又成了刘远见的助理。原本这都是些虚名，但却又让我更进一步地融入了社会，我尽心尽力地投入其中。为此，我还买了一辆手摇三轮车代步。
影评协会成立后第一件具有影响力的工作，竟然是做一次工人观众看国产片的大型民意调查。
沪西地区是上海工厂最集中的地方，汇集着数百家工矿企业，不乏有数万人的大型国企，如国棉一厂、国棉五厂、冶金钢铁总厂、华丰钢铁总厂等。这次大型调查的名称为《工人观众眼里的国产电影》。调查表通过各企业发下去，再收上来，最后汇聚到刘远见的办公室。我也在厂里通过各车间工会完成了一百多份调查问卷，在上交问卷前，我和周玉清一起对问卷的各个数据进行了统计，这是其他所有企业都没有做的。正因为此，刘远见才让我担任了他的助理，协助他对这几万张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
中心影评组十几个人全行动起来了，连续十几个晚上，天天集中，人人统计，归总数据，最终收回的有效调查问卷为32 186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份调查问卷似乎有些粗糙，包括随后刘远见亲自执笔整理的题为《工人观众眼里的国产电影》的调查报告，但这种粗糙背后隐藏着真诚、质朴和热情。调查报告列出了工人们反响最强烈的国产电影十大问题，并表达了对国产电影的期待。报告全文有一万余字，刘远见又连夜把它压缩整理成一份精华版，约有1500字。
谁都没有料到，第二天上午，刘远见会到邮局以电报形式把这1500字发给了当时的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以当时0.03元/字发电报的价格计，发这个报告所需要的费用是他一个月的工资，而用信寄出只需要贴0.08元的邮票。由于事前他没有征得文化宫主任的同意，结果当然是自己买单，但他没有一句抱怨。他自信地给大家发上一圈烟，然后自己点上，吸一口，夹着烟的手在空中一转，非常得意地说：“小子们，我们要做大事啊，怎么能在乎这点钱呢？等着吧。”我当时确实想象不出他说的这大事是个什么样的大法。
两个星期后的星期日。
《中国青年报》星期日刊头版用红色标题原文刊出了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给陈荒煤副部长的电报全文，同时也刊出了陈荒煤副部长的长篇公开回信。信中，陈荒煤副部长给了我们高度的肯定。《中国青年报》还同时配发了评论，几篇文章占了整个版面。
电影界震撼了。
“西宫影评”在全国一炮打响。
这时我才明白刘远见所谓的大事，以后的发展也更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件大事。几个月后，中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当代电影》登载了那份一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全文，全国有数十家报刊先后都做了转载。
之后的“西宫影评”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全国每家电影厂或者是再大的导演，新拍的电影在公映前都会主动送到上海，请沪西地区的工人影评员先看，看完后再开编导和观众的座谈讨论会听取进一步的修改意见。
伴随着“西宫影评”的发展，整个沪西地区所有工厂企业，甚至每个车间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人影评小组。我也在厂里组建了影评组，周玉清也参加了，我还利用《大众电影》等电影刊物在厂里办了个电影橱窗，工人们都很爱看，橱窗前总是挤满了人。
犹如星星之火，群众性的电影评论活动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影评小组、影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群众影评活动伴随着中国电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辉煌。
更意外的是，有一年中南海召开全国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沪西工人文化宫主任因为卓有成效地在职工群众中开展了以影评为导入的寓教于乐的文化教育新形式得到了肯定，被邀请去中南海作了汇报和交流。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似乎又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电影在中国竟成了某种隐含政治教育元素的工具。
我和周玉清、罗云三人一起去看了日本电影《生死恋》，周玉清还是坐在我和罗云的中间。开映前，我们依然有说有笑，可看完后，走出影院，走了大约两公里直到彼此要分手时，竟然谁都没有说一句话。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大宫和野岛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了女孩夏子，而夏子也同时喜欢上了这两个男人的故事。在彼此情感纠结到无法进行下去时，导演让夏子在一次意外事件中死去。于是，矛盾得到了解决。
自这一天后，我和周玉清在一起的时候双方说话都明显少了，甚至还会出现从没有过的长时间的沉默，两人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来打破这种沉默。
有一天，我有事去周玉清的车间，原本我想到她的操作车上去和她打个招呼的，可远远看见罗云在替她开车，她在一边休息。见此情况，我突然取消了想过去和周玉清打招呼的想法。之前，我好像听谁说过，罗云经常去周玉清的车上替她干活。厂里有四个主要生产车间，两个车间以女工为主，两个车间以男工为主，周玉清这个车间除了机修工外都是女工。听说厂里有这样的惯例，如果同一个厂的男女恋爱，男的就会经常抽出空来去替女友干活，让女友得到休息。另外，某男如果想追求某个女的，最容易成功的也是采取这种办法。原因是女工在流水线上的工作其实很累，社会上都只知道纺织厂的女工累，其实同属于轻工业系统的火柴厂女工的工作之累是不次于纺织厂女工的。
回到自己的借书室，我感到从没有过的郁闷，我极不愿意看到或努力想回避的结果可能真的要出现。
我想起了电影《生死恋》，想起了那天看完电影后三人反常的不说话，想起了这段时间里和周玉清在一起时出现的沉默，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想，如果导演不让夏子死去，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局呢？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吗？无论如何，我不认为电影中的这个结局是最好的，我相信这也是导演的无奈之举。
下班后，周玉清还是来图书室帮忙借书。直到下班，我们依然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没有言笑。晚上，罗云补完认字课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就走了。
我第一次开始思考什么是爱，怎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虽然我没有直接向周玉清表白过我爱她，虽然在我的日记里也没有这样的话，但几年来为她而写下的厚厚几本日记中，每个字，每句话，每一行，每一页，都寄托着我对她的爱，对她的情，我已经无法拒绝、无法否认，只是我没有写过或说过这个字而已。至于罗云，虽然我没有直接和他说过我对周玉清的感情，但这几年中，我和他谈得比较多的人就是周玉清，我相信他不会不明白我的想法。
我又想了周玉清和我恋爱结婚会是个什么结局，和罗云恋爱结婚又会是个什么结局。说真的，长远的结局我根本无法预料，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并不认为她跟着我就不会有幸福，反过来说，她跟着罗云就一定会更幸福。但从眼前来看，罗云毕竟是个身体正常的男人，好胳膊好腿，就是少点文化。而我呢，虽然有文化但却是个残疾。如果要和我恋爱结婚，她能否承受住家人、亲友和社会给她的压力呢？她是一个善良的弱女子，要做到很难。现实就是，她和罗云结婚似乎就不存在什么太大的压力。爱她，如果不能给她带来更多幸福和快乐的话，那起码也不应该给她增加无法承受的压力吧。无论如何，为了这份记存在心中的对她的爱，我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因为我已经感到沉默带给她的痛苦。
想了一个晚上，我做出了决定。
原定这个厂休日，我们三人还是去看电影。那是英国的一个电影回顾展，票子很紧张，我一共只多拿到三张票，另两张票我已经给了周玉清和罗云，剩下的一张在我皮夹内。我摸出皮夹，抽出那张票，看了半天，把它撕了。
我没有去看那场电影，那个座位肯定从电影放映到结束都是空着的。
次日，在周玉清下班会习惯性来我这儿的时间，我锁上门躲开了，接连几天都这样。
罗云次日也没有再来让我替他上认字课。
过了些天，有个认识我的师傅告诉我，在华山路上看见周玉清和罗云在荡马路(上海语，即逛街的意思）。
一个厂休日，周玉清来到我的家。她哭着对我说，希望我能做她的哥哥。我哭着对她说，只要她过得比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