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中午的时候，我们在途径的一个县城下车吃饭，两点钟左右到了地区总医院。医院的门诊楼里异常拥挤、嘈杂，我和老陈跑来跑去地找医生、挂号，老刘在车里等着。病房确定以后，一个护士领着两个护工来抬犯人。老陈一拉开后车门，护士就叫起来：“你们怎么让他这么躺着？”老陈说：“怎么让他躺着？我们又不是医生，不知道怎么躺着好。”护士不满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叫护工把犯人抬到担架上去。这时，我看见她眉头猛然皱起来，用手掩了一下鼻子，显然，她看见了犯人裤子上那片尿渍。
我们跟在担架后面，走在阴冷的、散发着药水、针头、棉球、碎玻璃和各种古怪气味的走廊里。老刘习惯性地掏出一根烟，还没有点着，就被护士喝止了。她说：“病房楼是无烟区，要吸到外面吸去。”
老刘嘟哝了一句“说话真好听”，就转身往外走。
犯人被护工们安置到床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我和老陈坐在对面那张铁床上。又一个护士进来，拿了一个吊输液瓶的木架子。两个护士嘀咕了几句话，突然都用有点儿怪异的眼光瞅了我们一眼。
“你们给病人带了替换的衣服没有？”把老刘赶出去的那个护士生硬地问。
“没有。”我说。
“他的衣服不是好好的？”老陈说，“别说他了，我们自己还没有带替换的衣服呢。”
“病人的裤子尿上了，你们最好再给他找一条裤子。脏衣服容易污染伤口。”拿木架的护士态度还比较平和。
老陈说：“我们怎么想办法？这不是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儿。我们就是来看管犯人的。我们给他买一条棉裤，谁给我们报销啊？上面也不会……”
脾气不好的护士打断他，嘲讽地说：“你们把病人可看管得真好。”
老陈纠正她说：“是犯人，不是病人。”
那护士还想说什么，被另一个劝阻了。我也对老陈说：“算了。”老陈脸上还微笑着，一副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的样子。我看看曹大余，他闭着眼睛，五官有点扭曲，脸色灰白，像蒙着一层脏兮兮的油汗。
护士走了，老陈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现在的护士都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医生还拽，态度他妈差得很。”
我说：“应该到咱们那儿去，好好管教管教。”
老刘也进来了，我们又把刚才护士找茬儿的事儿说给他听。老刘评价道：“这些东西，就是缺乏劳动改造。”
很快，那护士又跟着医生进来了。我和老陈仍然坐在床上，老刘靠床头站在窗户旁边。护士拉长着脸，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医生说他已经看过厂部医院转来的病历了，会尽快安排手术。这时，犯人睁开眼，医生问了他一些问题，他回答的声音很微弱，发音又混浊不清，医生只好俯下身去听，而我们什么也听不清楚。犯人显出很痛苦的样子，到后来竟低声哭起来。老陈对我耳语道“见了医生跟见了他亲爸似的”，我竟然笑出了声。医生和护士都很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过后，我听见医生说：“先给他打一针吗啡。”
打了吗啡之后，犯人的五官不再拧得那么难看了，也不再发出那种哼哼唧唧的声音。过一会儿，我发现他睡着了。这时候，外面的天也快黑了。于是，我说我出去买些吃的。
外面刮着猛烈的冷风，病房楼区前面的大树树杈在风里面猛烈摇动、噼噼剥剥地响。路灯的灯光像一团黄雾。突然从暖和的房间里出来，暴露在外面凛冽的寒气里，我冻得直打哆嗦。走到医院门口时，我踌躇了一会儿，转身去附近的一家小卖铺打听哪儿有卖饭的地方。
“哪儿都有，看你吃什么啦。”老板冷漠地说，他那张脸在瓦数不够的灯泡底下显得枯黄、浮肿。
“家常便饭、小吃，什么都行。”我想发火，但忍住了。
他又从上往下打量了我一会儿，嘲讽地说：“是警察同志啊？往前走，到路口左转，再往东走，有一条斜街，都是卖吃食的。”
我快步走着，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厌恶 - 黄昏时候沉淀下来的散发着臭味的废气，路灯下倦怠地翻转着的烟尘，鲁莽地、快速蹬着车的市民，表情呆滞的路边小贩儿，紧贴着人行道护栏的垃圾堆……肮脏、凌乱、漠然。我对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好感，尤其不喜欢医院里那股让人憋闷的怪味。我明白出差是怎么回事儿了。
我很快又回到医院，我们就在病房里吃买来的炒面条和小菜，还喝了一瓶半斤装的白酒。我们吃饭的时候，犯人醒了。他的眼睛盯着桌角那儿看了一会儿，又闭上了。我想到犯人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任何东西，但我又想，这不是我一个人应该操心的事儿。
喝完酒，大家的心情好了一点儿。老刘又从下面买了一副扑克，我们三个人就打斗地主。玩得正兴起，一个年龄较大的护士进来，叫我们不要吵闹，影响病人休息。
我说：“病人不是睡得好好的？”
老护士不满地说：“你的病人睡得好，隔壁病房的就不被影响吗？”
我们输了理，就不和她争辩。看看表，也到该休息的时间了。照先前商量好的，他们两个回招待所去睡，我睡在病房里值班儿。
他们走了以后，我去简单地洗漱了一下。回到病房里的时候，我发现曹大余醒了。
“王干事。”他喊了我一声。
“什么事儿？”我仍然用平常管教犯人的腔调问。
“今天在车上，谢谢你啦。”
我没搭腔。我猜想在我要拉上车门时，他想说的也就是这个事儿。
后来，我把灯关了，对他说：“有急事儿你叫我。”
灯熄灭之后，屋子里渐渐充满了从窗外透进来的墨蓝色光线，就像玻璃一样透着冰冷的意味儿，但酒精使我的身体温暖。我在这光里睁着眼想了一会儿乱七八糟的东西，就睡着了。
半夜里，我听见犯人在床上动弹。
“什么事儿？”我坐起身问。
“想小便。”他很怯懦地说。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摸过去把灯打开，按墙上的值班铃叫护士。很快，那位老护士推门进来。
“怎么啦？”她问
“病人想小便。”我说。
“病人想小便，你不能扶着他去吗？”她很惊讶地瞪着我说。
我告诉她：“我是警察，不是他家属。”
老护士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也不甘示弱地看着她。最后，她冷冷地说：“等一下。”
她再进来的时候，拿着一叠黑色的塑料袋。于是，我们两个扶着病人，让他坐在床边小便。过后，我把塑料袋扔到男厕所里去。这时候，医院楼道里只亮着昏黄的顶灯，白日的喧嚣、呼喊、痛苦终于都沉静下来。但隔着紧紧掩闭的门，某些病房里仍传来低语、呻吟和压抑的低泣。我在楼道尽头的大窗户那儿站了一会儿，呼吸着从窗缝里渗进来的冷洌但清新的空气，心想：以后我生病的时候，千万不要连小便也得别人帮忙。
我回来的时候，护士正喂犯人吃药。似乎疼痛又发作了，他脸上直流汗。
我问：“不需要打针吗？”
护士说：“能忍就让他忍，给他吃止痛药就行，老打针也不好。”
夜里，恍惚中我似乎又听到犯人的呻吟声。有两次，我醒过来了，但发现犯人睡得很安静，并没有发出什么声响。
第二天早上，老刘六七点钟就来了，换我回去睡觉。我到了招待所，老陈也起床了。他说，他上午去看一个亲戚，医院那边就交给老刘好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睡不着，躺在床上看电视。快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又回医院了。老刘正自己和自己玩儿牌，一看见我就站起来，笑着说：“救星来了，我先去外面抽根烟，快憋死了。”
“没什么事儿吧？”我问，把棉警服脱下来挂在床头的铁栏杆上。
“没事儿，上午做过检查了，明天下午动手术。”
我在床上坐下，拿桌子上的卫生纸擦我的皮鞋。我扫了一眼躺在床上的犯人，他竟然对我挤出了一个笑。我没搭理他，继续仔细地擦皮鞋。但我心里想：一个人一直那样趴着、不能翻身儿是个什么滋味儿？我想象不出来。
快中午的时候，老陈回来了，从外面捎了饭菜。和昨天一样，我们三个人又喝了半斤白酒。吃饭的时候，昨天那个坏脾气的护士来了。我们谁也不和她说话。她给犯人量完了体温，问：“你们给病人打饭了没有？”
“没有。”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不能这样啊，”她好像生气了，“你们自己知道饿，病人就不知道饿？他是重病号啊，你们从昨天到现在一点儿东西都没给他吃。”
我和老刘还没反应过来，老陈已经很沉稳地开始说了：“姑娘，话不能随便说。什么叫我们不给他东西吃？我们吃的每一口东西都是从上面给的补贴里扣的，都是得到批准的。上面没有批给我们替他买饭的钱，我们拿什么给他买？你如果不满意，你可以找我们监狱领导说。”
护士眼睛都瞪圆了，说：“我不信不给病人吃饭也是你们的规定。”
老刘声援老陈说：“这你就不懂了，我们的规定是，上级还没有安排的事儿我们不能干，没有批示的钱我们也不能花。”
老陈又拿腔捏调地说：“护士同志，你不知道你这个病人有多坏。知道了，你就不会喂他吃药了，不会给他打针了。大恶棍一个，坏事儿做绝，他村子里的人他哪个没打过，连他妈都打。你要让他吃饱了，他连你也打。”
老刘在一边大笑起来。
护士愣了一下，把门猛地摔上走了。老刘和老陈在后面骂了几句，我说：“算了，算了，她懂什么。”但我知道，犯人送外就医时是有伙食补贴的，如果不是曹大余这么坏又没有关系的犯人，就会有干事帮忙去医院食堂打饭。
下午老陈值班，老刘让我和他一起去商场给孩子买玩具。临走的时候，我对老陈说：“要是犯人想小便，你就叫护士。黑塑料袋就放在桌子斗里。”
老陈转脸对老刘说：“看小王，真知道操心。”
我的脸一下子烧起来，后悔多说这句话。
晚饭后的娱乐仍然是打牌，但我们收敛了一点，尽量降低音量，免得老护士又来纠缠。九点多的时候，犯人嚎叫起来，我们就按铃叫护士。值班医生也来了，给他打了针，他才安静下来。那天晚上是老刘值班，我和老陈回招待所休息。很快，老陈开始打鼾，鼾声开头浊重，后来就像一根线拉得又细又长。在这单调的声音里，我一直试图摆脱那种好象压在我心脏上面的沉重的、让人气闷的东西。我想到，犯人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如果我非要给他吃，他们可能会不高兴，还会笑话我。我责备自己的软弱，为什么我不能像老陈和老刘那样呢？他们从不让软弱侵入自己，而我应该让自己和他们一样。
后半夜的时候，外面刮起了大风。风穿过筒子一样狭长的街道，在建筑物之间回旋、呼啸，剧烈摇撼光秃的树，使房间的铝合金窗户也发出轻微但急促的振动。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悲的狗。在这种时候，它们会躲在哪里，还是仍然在寒风肆虐的街头奔跑觅食、找一个庇护的地方？
第二天上午，护士给犯人灌肠、净身，还给他换上手术服。于是，他床上那股难闻的气味儿总算减弱了。下午，犯人要进手术室，老陈代表监管方签了字。
医生问：“你们觉得真不需要通知病人家属吗？”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打电话向场部请示，答案是“暂时不必通知犯人家属，除非有生命危险。”
医生模棱两可地说：“很难说，脊柱肿瘤一般切除不净，病人的体质也有点儿弱。昨天上午我们给他做了全面检查，发现肿瘤细胞暂时还没有转移到别的器官。不过，有的病人抵抗力不强，可能会出现手术并发症，不过，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太大……”
从他的话里，我们什么结论也得不出。老陈说，应该没事儿，医生一般都不说有把握的话，免得将来承担责任。
将近两个小时后，他们把他推进来，照原来的姿势放在床上。医生说病人有点儿昏迷，麻醉药还在起作用，现在要给输他止血的药液。医生临走时还嘱咐我们不要在病房里抽烟、喧哗。他走了以后，老刘开玩笑说：“妈的，到了医院，归他管了。”
我们三个歪坐在床上瞎聊。中间，护士来了一趟，给犯人换输液瓶。冬天天短，屋子里又慢慢暗下来。我走过去拉开灯，看看表，快五点半了。老刘去桌子那儿倒开水，这时候，犯人突然说了句什么，我们才知道他已经醒了。
“你说什么？”老刘的大嗓门问。
“刘干事，你帮我盖盖被子吧，我冷得很。”犯人说，声音虚弱得有点儿发抖。
我朝他那儿看了一眼，发现他的被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翻到上面去了，在靠近膝盖的地方扭成一团。犯人没有穿袜子，光脚和穿着单手术裤的两条小腿都直挺挺地暴露在外面，手术裤的裤脚也卷了上去。
“说什么？”老刘故意重复了一遍。
老陈忍不住笑起来，说：“刘干事，他叫你给他盖被子呢。”
我也跟着笑起来。
“我冷得很，太冷了。”犯人说，声音更低了。
“躺好，不许乱动！听见没有？叫我给你盖被子，怎么想的！”老刘朝他嚷起来。
于是，犯人斜着眼看看我们，再也没有提什么要求了。后来，他闭上眼睛，我想他可能又睡了。
过一会儿，墙上那个灰色的、蜂窝状的小洞里先是响起一片轻微的噪音，然后一个尖利的女声问：“312房，病人情况怎么样？没问题吧？”
迟疑了一下，离听筒最近的老陈故意瓮声瓮气地说：“情况稳定，无疼痛感，病人目前正在睡觉。”
我和老刘又笑起来，我还说：“你专业得跟护士似的。”
老刘说：“你还别说，他爸以前就是军医。对不对，老陈？”
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有个警校的老同学劈头盖脑就问：“你这个家伙，到了这边也不和我说一声。”
聊了一会儿，他坚持晚上要请吃饭，说马上就开车来医院接我。
我让老刘和老陈先去买饭。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走到窗口那边站着朝楼下看，看见他们俩穿过隔开病房楼区和门诊区的那道花墙，沿着那条灰色的水泥路往医院大门口走去。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有点儿紧张，希望犯人不要醒，不要叫我。我忍不住朝他那儿瞥了一眼，发现他裸露在被子外面的小腿蜷缩起来，干瘦得像两截褐色的树干，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还好，他没有叫我。如果他叫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给一个不能动的人盖上被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儿啦，但他是一个犯人，而且是被众人憎恨的犯人，我不该可怜他。如果我帮他盖上被子，他们一定会发现，他们会嘲笑我，还会告诉别的同事。我不能冲动，不能软弱，不能犯我们这行最大的毛病……我没有坐回到他对面那张床上，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窗户前面，背对着他。我焦躁地等着。这时电话又响了，老同学已经到门口了，我叫他等我一会儿。
我终于看见老刘和老陈提着袋子，穿过那道花墙的月门，于是准备出发。我穿上警服上衣，戴好帽子和手套。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我又朝犯人扫了一眼。这是个错误，因为我发现那张苍白得像纸一样的脸费力地仰起来，一双眼睛正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哀求和绝望，嘴角还抽动着。我吃了一惊，担心他要对我说什么话，赶紧拉开门走出去。我在走道上碰见他们。“吃饱喝好”他们笑着对我嘱咐道。
我恍恍惚惚地跑下楼梯，发觉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可外面是那么寒冷，坐进车里以后，我身上仍然不住地打寒颤。老同学递烟给我，我连着抽了两根，手还抖个不停。他笑着说：“要不是你刚从医院出来，还以为你发疟子呢。”
他叫了三个陪客，都是市局的同事。那天晚上，我们五个人吆三喝四地灌了三斤白酒。酒精终于让我暖和起来，也来了兴头。酒店包间里有卡拉OK，我那同学又叫了一箱啤酒，大家边喝啤酒边唱歌。可有时候，那张脸突然跳出来，尤其是那个抽动着、想要说话的嘴角，让我顿时感到被什么东西钝击了一下。很快，我又抓起话筒唱起来。大家碰杯子、抢话筒、合唱，玩到将近十二点。我喝得晕晕乎乎，被他们送回招待所。我用冷水洗了个澡，在床上躺一会儿，又觉得清醒了。
房间里暖气开得不足，我把自己紧紧裹在被子里面，上面还压着一条毛毯。我想试试看，把被子蹬开一个角儿。外头的凉气立刻灌进来，脚很快就麻木了，寒气还直往屁股、脊背上爬。我赶紧又把被子掖好了。我在严严实实的黑暗中躺了很久，听着老刘放肆地打呼噜。手表放在床头桌上，走针儿的声音单调、清晰、深邃，仿佛它是在我的体内震动。我来回翻身儿，最后一次看表的时候，已经四点十多分了。我想：这不是我的责任。我想：护士总会进去换药的，到时她就会给他盖好被子，不让他受冻……后来，困意终于把我卷走了。
我似乎还在睡梦的边缘徘徊，听见电话铃响了。老刘毫无反应，我只好挣扎起来接电话。
“你们快点儿起来吧，起来到医院。犯人不行了。”
我反应迟钝地问对方：“现在几点？”
“快六点了。”他说。
我这才意识到是老陈从医院打来的，而且他刚刚说“犯人不行了”。
“怎么回事？”我问。
“哎，来了就知道了。”老陈急躁地说。
“我们马上就去。”我说。
我套上裤子就去叫醒老刘。
赶到医院的时候，老陈就在楼道里靠近护士站的地方等着。
“犯人呢？抢救了没有？”老刘问。
“刚刚死了。”老陈说。
我和老刘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
“怎么回事儿？”老刘把他的大嗓门压低了一点儿，“手术不是也没出什么事故吗？”
老陈说：“今天早上三点多的时候，我听他哼哼的声音不对，就叫护士，护士赶紧叫医生来，后来就说病人昏迷了，要抢救。总之，没能抢救过来。”
停了一会儿，我问：“给场部说了吗？”
“还没上班呢，没人接电话。”老陈说。
“犯人呢？”老刘又没头没脑地问。
“不知道，弄太平间去了吧。”老陈说。
我们三个脸色难看的在过道上站了好一阵子，谁也没说话。
后来，我走到护士站柜台前面，问：“刚刚死的那个曹大余，是我们送医的病人。你能和医生说一下吗，我们想多了解一点儿情况。”
一个没有见过的面孔仰起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又低头翻她的一堆单子。
我趴在柜台那儿等了很久，她才站起来去找负责的医生。过了一会儿，她从一扇门里探出头叫我们过去。我们进门的时候，她说：“有什么问题快点儿问，医生要下夜班了，等着回家呢。”
医生很瘦，穿着便装，脸色发青地坐在他的桌子前面。
“你们……都是死者家属？”他小心翼翼的问。
“不是，我们是……警察，死者是我们管的犯人。”我说。
他盯着我们看一会儿，好像在迟疑该说什么。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等会儿他的主治医生高医生来了，你们再详细问他，昨天的脊柱手术是他做的。我估计死亡的原因是……很可能是手术后出血。”他看着自己的手，疲惫地说。
“昨天下午做完手术不是还没事儿？一直到晚上都好好的。”老刘说。
医生勉强朝他笑了一下，说：“估计是手术后出血。某些情况下，内出血的症状不明显，也不可能马上发现，病人可能会觉得冷、发抖、眩晕……我们发现之后，就马上进行急救，给病人输血、止血，但是，很遗憾……这只是我的初步估计，由于病人手术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你们最好去问高医生。”
这时，他抬起头，目光很缓和地把我们三个扫了一遍，似乎松了一口气。
“这样吧，等高医生来了，你们再向他了解详细情况。我得先走了。”他说着站起身，从衣架上取下一件羽绒服。
我们走去斜街吃早饭。路上，老陈突然说：“说不定是医疗事故，我也听说过手术后出血，有的是因为当时血管没扎好。”
“那个医生明显有问题，”老刘附和他说，“根本不敢把话说清楚，一直让我们找那个姓高的。如果不是他们医院的责任，他怎么不敢明说？我带犯人保外就医好几次，还是头一次碰见人死了，真有点儿晦气。”
八点半钟，场部办公室的电话总算有人接了，叫我们先回去，场里会派别科的干部来和医院及犯人家属交涉。
我们去医院办结算手续，顺带把茶缸、饭盒之类放在病房的杂物收拾一下。曹大余那套散发着尿骚味的劳改棉衣被他们用塑料袋装起来，放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我们谁也没碰。我们又回去招待所结了账，将近十点的时候开车回农场。老陈昨天夜里没睡好，躺在后座上睡觉，我和老刘坐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