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一天，我中午下班回家，看见院子里停了一辆装满桃子的三轮车。这时，一个男孩儿和他的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我妻子随后出来，笑着对我说：“看看谁来啦？”男孩儿的母亲说：“快叫叔叔，快谢谢你叔，你叔是你的救命恩人。”男孩儿有点儿羞怯地叫了我一声。
一老一少两位母亲又回到厨房里忙碌了。我换上便装，隔着客厅的纱窗门，看到男孩儿正蹲在院子中间那一小块儿空地上，逗我们家的小白猫玩儿。他看上去清秀机灵，虽有点儿腼腆，却不显得畏缩。他仍然很瘦，但露出的手臂显得年轻结实，皮肤微黑却很红润。这就是那个躺在架子车上、咬着被角的男孩儿，那个脸色灰白淌着冷汗的、濒死的病人，那个穷母亲的小儿子。只差一步，只差一步他可能就是一个死去的人，只有那么一个门槛！而现在他活着，像小动物一样灵活、充满生气，就像那个架子车上面的带着绿叶子、覆盖着一层柔软绒毛的桃子一样新鲜……
我走进书房，轻轻把门关上。我现在没法出去和他们说话，我心里不太平静。仿佛是为了抓住一个切实的东西，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陈旧的、厚厚的书。在扉页上，当年的我用潦草但有力的字迹写下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当时，在很多本我认为重要的、需要时常阅读的医学书籍上，我都曾写下这段誓言：“我志愿以纯洁与神圣的精神终身行医……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惟一的目的……”
妻子曾说，我什么都不爱。的确，即使在我没有遭到生活打击的时候，我也很难说真正炽烈地爱过什么，在我心里，我曾热切盼望过的就是那么一个远大的前程。但也许可以说，我爱过我的这门科学，我曾希望成为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希望有一天我所做的外科手术将成为别人观摩的典范……我抄写下这段话，因为我确实相信它，因为它回应了我心里某一处隐秘而模糊的向往，或者说是信仰。那时候，我曾怀着一些热情，这热情有点儿莽撞，它不能落到实处，但似乎总有一些“纯洁和神圣”之处，只是，当我的勤奋和才能没有得到任何犒赏时，我连这种爱也淡漠了。
也许一切科学都有一个智识之父，但医学，唯有医学，还有一个人道之母。智识赋予人力量，却未必给予仁慈，但这位人道的母亲，却守护医学，将它引导向万物的本原 – 生。生，正因为女人们是它的实践者和滋育者，所以这些看似软弱的女人常常怀着最真诚的同情，执著地守护着“生”。而还有什么是比生更坚强的力量呢？但很久以来，我这个理应坚定地守护“生”的人，这个被赋予高尚技能和义务的人，却也像每个人一样在生活的泥巴里打滚儿，变成了麻木、倦怠的死者，甚至懒得理会自己身体里疯长的冷酷、庸俗和贪婪。难道接受生比接受死更难吗？
我走到窗户前面，注视着站在门廊底下的男孩儿。我想我并没有完全枯槁，他活下来了，我也活了下来。
2009年9月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