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二十四岁了，爸妈急着给我找对象，我不太关心。我只是不喜欢妈妈在介绍人面前那种低声下气、仿佛自己亏欠别人很多的表情。我知道我的条件不好，但是我也不一定非要嫁给谁。可爸妈说，趁着年轻还容易找一点儿。可能像我这样的，就只有仰仗自己年轻的身体了。如今，我竟然不那么害怕见人了，虽然我还是想站在暗处，会不自觉地偏着脸，但我不那么害怕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总在幻想，幻想有一天我也会变成美丽的。
我嫁给了一个城郊的人，他比我大九岁，腿有一点儿毛病。介绍人说，他小时候发烧，医生给他打针，把哪根神经扎坏了，一条腿就不灵便了。他没有架拐杖，只是走路的时候右腿踮脚、使不上多少劲儿。介绍人还说，他的病算轻的，难得他看上我了。
我们结婚以后我问他，难道他不怕我的脸吗？他对我说，他一开始也怕看我的脸，但是他喜欢我的身体，他说他那时就注意到我身上露出来的皮肤很光滑、白皙。他是个善良的人，和妈妈说了一样的话，他说：“看习惯了就好了。”
我知道，他可以很快就习惯的，至少不再厌恶我的脸，但他永远不会喜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看我的脸，他只会看下巴以下的地方：脖子、胸脯、后背、大腿、手臂、膝盖……他的目光在那些地方游走、停顿，却有意无意地避开我的脸。有时候，他可能宁愿我的脸被什么东西遮起来，例如被衣服、毯子、随手扯过来的一条围巾。是不是这样他就可以把我想象成一个有甜美面孔的女人，一个他理想中的女人？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怎么能指望别人喜欢这张连我自己都厌恶的脸呢？至少他还小心隐藏着他的情绪，而且真心喜欢我的身体。
我曾经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激光治疗，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广告。第一次他看起来完全不在意，什么也没有问。第二次我又提起的时候，他说：“一定是骗人的，胎记是天生的，长在肉里面，还能打掉？”
“人家都是大医院，不会骗人的。我也听说有人治好了。”我说。
“反正你又不需要，看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好，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不知道打掉了会变什么样？说不定变成美女了。”我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变成什么样儿？变得不像你了呗。咱们这儿的人又不是不知道你原来啥样，何必花冤枉钱呢。”他笑着说。
我也笑了。但我想：我就该是这个样子吗？
结婚的时候，我办了一个三千块钱的存折，算是我的嫁妆，后来他把他的钱也都放进来。每个月，我把我的一部分钱存进我们的共同账户，把另一部分偷偷存进我自己的那个。我把我那个存折东掖西藏，但最后还是被他发现了。他很生气，问我为什么要瞒着他。我说，我担心有一天我父母生病了，不方便用家里的钱，才偷偷存这么一笔钱的。他听了我的理由倒没有再问，只是诧异地看着我说：“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挺有打算的。”我们没有争吵，但气氛比争吵后还僵冷。那以后很多天，他用一种冷淡、疏远的态度对待我。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狡诈的女人，换了谁都会这样想。
那年夏天，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当我第一眼看到她那张洁净的小脸儿时，我感到欣慰，我知道她会比她母亲幸福。美丽和丑陋，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中间有太大的命运的鸿沟。当我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的时候，我有一种剧烈的冲动：想把这些年的经历告诉她，告诉她一个小孩儿怎样从小在卑微中长大，怎样逃避学校和人群，怎样遇见了某个告诉她她也会很漂亮的人，怎样怀着一个隐秘的、不敢说的希望……我知道我们没法用语言交流，我只能把她的耳朵贴在我的胸口，在心里反复想着这些事。但我相信她能听到，有时候她像是突然被刺痛了一样哭起来，或是倾听着睡着了。如今，我有了另一个理由。她会慢慢长大，大到足以从别人的嘲笑里感受屈辱，我不想让女儿为我忍受自卑和痛苦。我希望我至少不是这样怪异、丑陋。
我本来以为就这样平静地等下去，存折上的钱会稳定地增长，也许再过两年就能接近那个数目了，我就可以开始治疗……但女儿快两岁那年，我公公得了脑血栓。医院建议请区里的专家来做手术。我们需要一笔钱，但我们公用存折上的钱不够，丈夫想让我把我的“私房钱”拿出来。他说以后我父母有了什么事儿，家里的钱随便我用。我没有答应。他又说：“就算我借的，我先借你的，以后我会还你。”我仍然不答应。实际上，我完全没了主意，我只是觉得心里一片混乱、痛苦。
“你想怎么样？现在我爸爸躺在医院，你让我看着他死吗？”他发怒了。
我看着他，他被钱的事情为难坏了，好像一下子变成了狂暴的老头儿。我可怜他，但我只能空洞地看着他，使劲儿地咬嘴唇。他突然扑过来，猛地拽住我的胳膊把我往前甩去，我于是扑倒在地上。我听见他朝我大叫：“那是我爸爸呀，你叫我怎么样？”在我还没有爬起来之前，他又把我拉起来，推到沙发角上。
那天晚上，我带着女儿回爸妈家里去了，我担心如果我在他面前走来走去，他还会忍不住对我动手。第二天中午，我仍然去医院看公公，给他带了我炖的汤。但他有点儿昏迷，什么也不能吃。婆婆和丈夫都在，丈夫一句话也没和我说。晚饭的时候，我也去了。公公醒了，躺在床上，右边的眼角、嘴角都往下耷拉着。婆婆喂他吃粥，粥总是从他的嘴角流出来。他的目光有点儿迟钝地在我们脸上扫来扫去，什么话也说不出，突然哆嗦着哭起来。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感到一种越来越沉重的东西死命地压我，止不住哭出声来。街上的人来来往往，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我那一会儿尖锐、一会儿嘶哑的怪声。哭完了，我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第二天中午，我回到家，妈妈说上午的时候我丈夫来了一趟。爸妈脸色凝重，说要和我谈谈。他们教诲我说，谁都有父母，要把他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他们还说，你怎么对待人家的父母，他将来也怎么对待你的父母；还有，不用我“死攥”着钱给他们防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现在的事儿要紧……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了那么多，我只是垂头坐在那儿，一个字也不说。
“你下午就去，给他把钱取出来，算我替你做个主。”爸爸说。
我不回答，眼睛死死盯着地面。
“你那一万多块钱就那么贵重？”妈有点儿生气了，“我和你爸刚才也商量了，要把我们的钱也取出来，可我们那点儿钱也不够。我可不明白了，谁给你商量都不行，钱对你就那么重，比命还重？”
我这时抬头看着他们，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我还是说了：“我这钱是留着要整容的。”
他们顿时愣了，用一种异样的、充满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我说：“我去省城问过了，我这边脸上的胎记可以打掉，要花两万多块钱。我已经攒这么多年了，现在你们叫我一下子取出来……”
我说不下去了，用指甲使劲儿抠着椅子的扶手，哭起来。
他们带着一种难堪而又木然的表情坐在那儿。我发现真正说出来了，也没有什么好羞耻的。
过一会儿，我用纸把脸擦干净，对他们说：“我会把钱取出来给他的，你们别操心了。”
爸爸这时才叹了口气，低声说：“现在连孩子都有了，就别想太多了。”
妈妈抹着泪，什么也没说。
下午，我把钱取出来送到医院，交给我婆婆。我没有感到多大的痛苦，一滴泪也没有掉。似乎我早知道结果就会是这样，虽然我还是挣扎了一下。就会是这样，不是打击，也不是阻碍，而是什么都被一笔勾销了，抹得一点儿痕迹也没有。
公公出了院，后遗症是比较轻微的偏瘫。我真的替他高兴，那些钱总算没有白花。公公恢复后不久，我抽空偷偷去了一趟省城，就是想去看看那家医院还在不在。我在那家医院外头站了一会儿，我发觉我比好多年前离它更远了。差不多整整一天，我都在坐车。我感到我就像一直在赶路，虽然缓慢也赶了很多年。可一切又从头开始，却和当初完全不一样了。就像一条路太漫长，走得终于没有力气也没有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