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来这年，已经三十六了。
父亲早几年就走不动路，靠一根拐仗，从房间踱到门口，再从门口踱到房间。这是他早年下乡，两派争斗火拼，伤了腿肌腱的后遗症。这几年加上高血压、痛风，情况更糟。她从一个同学那儿听到这个消息，没有犹豫就回来了。她不是从前的她了，随便他说什么，她都能应对，大不了再从这里出走一次。可是，她在弄口下了出租车，远远看见伸出院墙的泡桐树，叶子在风里簌簌地晃着，心不可遏制地跳快了。
几个人正在说话，声音越过院墙飘出来，她辨出父亲的声音，“我讲给你们听，随他们怎么弄去，变来变去，我们这些人反正也发不了财，也饿不死，不过等死吧……”
他还是这样，对世道、对所有的人积着不平之气似的。她从开着的院门走进去，声音断了，站着、坐着的人都回过头看。她一眼看到父亲，红润的脸小孩儿一样笑着，头发只剩稀疏一圈，全白了。手里捧一只碗，几块豆腐覆在饭上，也不知算午饭，还是晚饭。
他依然含着笑，默默看着她，那眼神，就像给她的心上压了一块石头。他在责备她吗？他凭什么责备她？她想起母亲死去的脸，却激不起过去的恨。
走进客堂间，饭桌还是过去那张。那时她一怕，指甲就在桌角乱划，划出许许多多条鱼。她画得最多的就是鱼。她摸着桌角，再看纱罩下的半碗豆腐，挂在墙上的篮子、镜子，堆得山一样高的旧书报，角落里积着灰的酒瓶，心里一酸，拿出带给他的羊毛衫，烟，一件件摆到饭桌上。他高兴了，跟旁边的人介绍，“我女儿。我女儿。”
他们说着话，这些人也不走开，就在旁边忙着。他们都从江西过来，租着这儿的房子住着，靠做防盗窗，日子过得不错。
大伯父、二伯夫、三姑、小叔早搬走了，这些江西人住的就是他们的房间。父亲告诉她大伯父自己开了印刷厂，二伯父的女儿去美国了，嫁了个美国人，去年二伯父他们还去美国住了半年，帮她带小孩，三姑前几年生了肠癌，今年复发了，怕是不太好。一阵大咳，放下碗，点了根烟，抽着，很有兴味地问她，“王林生你还记得吧？”
她说记得，“不是在广州开公司吗？那时弄里他们最有钱，过年回来风光的不得了。”
“公司不开了，”父亲说，“你真想不到，赌钱，广州呆不下去，回来了，那天我去领老年证，在车站上碰到他，穿件破茄克衫，撑了把伞，在啃一只冷馒头。”
“还有宗国华，木器厂厂长，你也知道的，老婆在曲艺团，儿子吸毒，也不结婚，夫妻两个这几年一直在替他还债，三个人挤在六十几个平方的房子里。”
宗国华和弄里的慧芬的事，她也听过，说慧芬的儿子不是丈夫的，是宗国华的，脸生得跟宗国华一模一样。这个孩子，就用自己的脸揭开了父母的隐私。她不关心这些人，却还是有些黯然。这些人都是弄里有钱有势的人物，他们的结局让她感觉到一种东西的存在——也许世间真有因果报应的。
她坐在矮凳上，偶尔看一眼藤椅上的父亲。他的脸在太阳光中更红润了，也是苍老的。一只黄狗跑过来，挨着他，摇着尾巴。她就像回到了过去，挨着他的膝头，听他讲故事。她后来是把母亲的痛苦全算到了他头上，这样到底对不对呢？沉默了一阵，父亲问起了她。她过得实在也不怎么样，去过不少地方，广州，珠海，哈尔滨，结过婚，又离了。现在在上海。一个人。
“孩子呢？有没有？”父亲问。
她摇头说没有。
“噢。”父亲拖长了声音说，像是叹气。
回到上海，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回味着父亲声音里的遗憾。他希望她有个孩子呢。她其实生了一个孩子的，是个男孩子，眼睛大大的，一头软软的头发，跟她很像。只不过离婚时，归了前夫。
听说前夫又生了一个儿子，她给他打电话，想把孩子要回来。她在上海，孩子可以跟着她在上海读书，不管她说得如何恳切，保证不给孩子改姓，前夫还是不肯松口。
不久她听说前夫为生儿子花了不少钱，跑了许多趟医院，在美国请来的医生协助下用试管做出来的。是他现在这个老婆的问题，她又一定要生一个自己的孩子，那样他们才有爱情的结晶。
最让她诧异的却是这个结晶的脑子有问题，三岁多了还不会说话，大了怕读不出书。这样，他更不会把孩子给她了。
可这些，是没法跟父亲说的。
元旦，她买了烟，鱼油，又回去看父亲。推开门，房间里冷冰冰的，没一点热气。父亲坐在门口，还拖着夏天的塑料拖鞋，手上结着紫红的硬痂。他泡方便面，手被开水烫了。她埋怨他不去医院包一包。他说包什么，不包不也好了？快死的人，有什么关系。他还是这种语气，铜墙似的，什么好意也泼不进去，让她讨厌。她真想不管他了，出去买菜，烧了够吃好几天的饭菜，自去车站坐火车。深夜下了车，望着那一幢幢楼房上的灯火，如同睁着无数只苍白的眼睛，这里又有什么牵扯着她呢？她爱过的人和她住得并不远，却只有偶尔在QQ上说句话。她一路上都在想自己在这里的经历，拐进小区大门后，她找到自己住的那一幢，打开那扇生锈的铁门时，她下了一个和先前相反的决心。
她不仅回来过了年，还在新建的小区租了一套小小的单身公寓。现在她只需要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也厌倦每天把五六个小时花在路上。某一天，她在马路上无意中邂逅了一个同学，聊了几句。同学问她在哪儿上班，她说正找呢，“别找了，来我这儿吧。”同学说，她开了家旅行社，国内、海外都做。没费周折，她就去上班了。
她的生活又开始井然有序，每次回春熙弄，看到那棵泡桐，她都有一种淡淡的陶醉之感。中午的弄堂里是这样安静，泡桐把它花蕾一样的影子投在房顶上，墙上，地上。为什么过去她这么憎恨这条弄堂呢？而这憎恨纵然那么深地刻在心里过，现在却翻到了另一面。既然书上说痛苦和美丽原来就是人的一体两面，那么憎恨的另一面就是爱恋。
老房子没有浴室，她在泡桐树下准备好开水，倒进鱼贩卖鱼的大塑料盆，给父亲擦身换衣。围上围裙，把穿脏的衣服鞋袜找出来，放到门口水斗里刷洗。坐在树下补缀父亲破了的裤衩，他只穿旧的。
抱孩子的邻居笑吟吟看着她忙碌，问她，“怎么都是一个人来啊？”
“我就是一个人啊。”
“你这么好个人，该有个人，喜欢的拉着手不放呢，”
她笑了，脸也有些发红，“哪有什么拉着手不放的人啊。”
“早点结婚吧，给你爸添个孙子，他可喜欢我们家娃儿。你生一个，还不知他欢喜成啥样。”
她心里微微一动，回头看父亲，他惬意地看着书，好像没听见他们这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