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和
內容摘要：關於《荆楚歲時記》的一些基本問題，前人已有所論析。本文續加辨正稽考，認為其書由宗懔作於梁時荆州，本名《荆楚記》，是一部主要在地理撰述風氣下產生的地理風俗文獻，由於專記歲時，後稱《荆楚歲時記》。但該書散佚較早，今傳明萬曆間兩種輯本的系統彼此不同，正文與注文混淆，不明出處，皆非全真。我們既可以舉例論證今傳本“似是而非”的條目，也可利用相關材料指證其他文獻中包含的“似非而是”的佚文。
關鍵詞：宗懔荆楚歲時記文本考證
南朝梁宗懔撰、隋杜公瞻注《荆楚歲時記》，是中國古代最重要、最著名的歲時節俗專門文獻，它承前啓後，是對漢魏以來歲時風俗的總結，也是唐宋以來包括歲時專書、文學藝術、社會歷史在內的歲節文化的基礎性參考文獻。關於《荆楚歲時記》的作者、注者、版本、歷代著錄等問題，前人已論述較多［1］，我們這裏選擇經歷、作時、名稱、散佚、文本等着重討論。
宗懔生平仕歷雖非盡詳，然大體可考，《梁書》卷四一、《周書》卷四二、《北史》卷七○有傳。宗懔，字元懔，一字懷正［2］。祖籍南陽涅陽，先祖因功南封楚地，故子孫世居江陵（今為湖北荆州市）。懔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童子學士。梁武帝普通六年（525）舉秀才，七年，湘東王蕭繹初為荆州刺史，長史劉之遴薦舉宗懔入湘東王府。此後跟隨蕭繹，至承聖元年（552）蕭繹平定侯景之亂，即位於江陵，史稱梁元帝，仍重用宗懔。次年，元帝欲還都建康，宗懔等以鄉里在荆州故諫都江陵，元帝從之。然承聖三年西魏攻江陵，元帝被殺，宗懔被俘入長安，亦被禮遇。《周書》言，宗懔在北周武帝保定（561-565）中卒，年六十四。其確切生卒年雖不可考（502？-565？），但可知宗懔生於齊末梁初，卒於梁亡後數年，他當是南朝梁人。或稱其為北周人乃至誤題晉人，皆所未當。
宗懔經歷中值得注意的是博學好古，除少年時有童子和少兒學士之號外，他在北周明帝（559-561年在位）時，“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書，數蒙宴賜”（《周書》本傳），看來是一位文獻學者。其實，早在江陵時期，宗懔、顏之推、王褒、庾信等即曾校理經史子集。顏之推《觀我生賦》“或校石渠之文”句自注云：“王司徒表送秘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為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僕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王司徒為王僧辯，懷正當即宗懔。原來，侯景亂起，王僧辯收拾建康文德殿殘餘文獻至江陵，《資治通鑑》卷一六三記，簡文帝大寶元年（550）九月，“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知僧辯送書早在蕭繹稱帝以前，則蕭繹或在即位前就開始命諸人校書（諸人非必同時共校）。總之，宗懔、王褒均曾在江陵、長安兩校圖書［3］。宗懔著述亦富，有集二十卷，然今僅存《荆楚歲時記》以及詩四首。宗懔好學知古，數校圖籍，這顯然是他撰著《荆楚歲時記》的一個條件。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二農家類著錄宗懔《荆楚歲時記》四卷，並錄其序云：
傅玄之《朝會》，杜篤之《上巳》，安仁《秋興》之敍，君道《娛蠟》之述，其屬辭則已洽，其比事則未弘。某率為小記，以錄荆楚歲時。自元日至除夕，凡二十餘事。
在宗懔看來，傅玄的《朝會賦》、杜篤的《祓禊賦》、潘岳的《秋興賦序》、嵇含的《娛蠟賦序》皆重屬辭，而排比故事、溯源討流則不免疏略。那麽，宗懔所記歲時風俗當然要在敍述民俗行事上超越前人，這與他博學多聞的經歷有關，從今存佚文也可推知其書原本是敍事詳明乃至引證宏富的。
關於《荆楚歲時記》的撰述時間，學界一般以為其是宗懔入周後思鄉憶舊之作，證據之一是其詩作，如《早春》詩云：“遊客傷千里，無暇上高臺。”《春望》詩云：“望望無萱草，忘憂竟不忘。”二是宗懔記述荆楚歲時風俗，時時與北方對比。但事實也許非必如此，因為傷春遊客未必即是作者本人，且即使詩作於北方，也不等於歲時之記亦作於入周之後。甚至所謂萱草之詩也可能是在蕭繹作江州刺史時宗懔遭母憂所作，《周書》本傳記：“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群烏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為孝感所致。”萱草可以忘憂，但也可指代母親，對於孝感群烏的宗懔來說，失母之憂正當形於歌詠。至於所謂“北人”之比，卻該是其書注者即隋杜公瞻之語。考今存佚文中所謂“北人”、“北間人”，應屬注語，所謂“今北人”、“近代”之類用語跟宗懔不符。他在離開江陵後十年左右去世，若果在這段時間作書，風俗變異似不至於如此迅速，故不宜用“今”對昔，“今北人”倒非常適合杜公瞻的時代和里籍。杜公瞻祖名弼，《北齊書·杜弼傳》載，弼為中山曲陽（今屬河北保定市）人，與長子蕤、次子臺卿均仕北齊；《北史》弼傳附載，“公瞻仕隋，位安陽（今河南安陽市）令”。知杜公瞻家族都是北人，且仕於北地，正是公瞻注《荆楚歲時記》北人視角的緣由。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荆楚歲時記》中沒有發現明顯的思鄉憶舊痕蹟，倒有相對確切的證據表明其書作於梁時荆州，甚至字裏行間包涵着對鄉土風情的讚美。該書記正旦食雞子俗，徑云：“梁有天下，不食葷，荆自此不復食雞子，以從常則。”余嘉錫辨證據此以為，“其書之為梁時人所作甚明”。宗懔在這裏所作的不是南北對比，而是荆楚風俗在梁世前後的比較。學者多據“梁有天下”之語，指正舊題晉人之誤，但少有進而揭示其著書時代非在入周者。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六史部時令類著錄時，題“梁吏部尚書宗懔撰”。考《梁書·元帝本紀》載，承聖三年（554），“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尚書宗懔為吏部尚書”，然十月西魏即攻梁，十一月底江陵陷落；《資治通鑑》卷一六五載，承聖二年八月，吏部尚書宗懔等議都江陵；三年十二月，宗懔等至長安。則宗懔在作吏部尚書（承聖二年或三年）之後、江陵被佔之前著書的可能性是較小的，陳振孫當是以其梁世終官著錄，故其在梁時著書仍是可以推定的。另外，陶宗儀《說郛》本撰人名下注“吏部侍郎”，而元帝即位後宗懔曾作尚書郎、吏部郎中（《梁書》本傳），則其著書確可能在承聖元年蕭繹稱帝之後。
宗懔在梁世著書，可能的時間範圍是在入荆州刺史蕭繹湘東王府之後、江陵陷落之前。初入王府即作《龍川廟碑》，蕭繹歎美，其後一直跟隨蕭繹。但在跟隨蕭繹的二十多年間，宗懔最有可能著書盛讚荆楚風物之美的時間，當在元帝議還建康而終於定都江陵的承聖二年（553）。當時朝中關於國都的爭論非常激烈，兩派之間幾乎是水火不容，公議、私計相雜。宗懔等人因身處荆楚故里，力主元帝留江陵，聲稱建康“王氣已盡”，而“荆南有天子氣”（《南史·周朗傳》附周弘正傳）；“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資治通鑑》卷一六五）按，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記》曰：“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資治通鑑》元胡三省注引）其實據楚諺，枝江因洲不滿百，已有“不出王者”的否定性結論，但宗懔等人另據“當出天子”的肯定性“古老相承”，再造王者符瑞神話，其用意是明顯的。《荆楚歲時記》之作正有很大可能是為定都荆州而作的文化宣傳，其撰著時間當在承聖二年或其前後一年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梁元帝蕭繹本人在去留問題上雖然猶豫不定，下詔討議，但在宗懔等人的江陵一派勸說下，也就不免“無去意”（《南史·周弘正傳》），又加之占卜建康不吉，以致“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資治通鑑》卷一六五）。有趣的是，元帝就是在出現洲數滿百的符瑞之際即位於江陵的，《南史·梁本紀》載：“太清末，枝江楊之閣浦復生一洲，郡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元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只是百洲之數在若全若缺之間。還可比較的是，宗懔等人聲稱“荆南有天子氣”，而蕭繹本人正撰有《荆南志》二卷［4］。關於枝江洲數，《太平御覽》卷六九引《荆南志》曰：“枝江縣界內，洲大小凡三十七，其十九有人居，十八無人。”所說三十七洲與盛弘之《荆州記》九十九洲不同，當是所指範圍有別或有地理分合之故，不過這至少說明蕭繹對荆南王氣之說有興趣。《太平御覽》卷六六引《荆南志》又記高沙湖南，“林野清曠，可以栖託，故徵士宗炳昔常家焉”。所說宗炳是南朝宋著名畫家，正是宗懔六世祖，這又暗示了蕭繹對隱士宗炳的敬意以及與宗懔的親密關係。
蕭繹與宗懔的關係還牽連另外一人，此點或可作為《荆楚歲時記》作於梁時荆州的旁證。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卷二《附說》引宗懔《荆楚記》（《荆楚歲時記》）云：
謝靈運孫名兹藻者，為荆府諮議，云今世新花，並其祖靈運所制。
此之謝兹藻，當作謝札。考北宋汪藻《世說敍錄·人名譜》之陳國陽夏謝氏譜，謝靈運後人中無名兹藻者，卻有玄孫名藻，為才卿之子。又，謝靈運曾祖為謝奕，奕有兄弟謝鐵、謝石、謝萬、謝安、謝據，其中謝萬一系子孫有謝札，為謝覽子、謝萬七世孫，與謝藻同輩［5］，這個謝札倒值得我們注意。
原來史籍未載謝藻嘗作荆府諮議，《梁書·文學傳下》謝幾卿傳附載：“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不言謝藻為諮議。而謝札生平正合《荆楚記》所謂“荆府諮議”的經歷。《南史·謝弘微傳》附載：“（謝）舉兄子僑，字國美。父玄大，仕梁，侍中。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547）卒，集十卷。長子禕。僑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僑卒。”汪藻系譜定僑、札皆為謝覽子（南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三三亦同），而覽字景滌，與《南史》此云其父字玄大不同，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一○五又云父字玄度，當以後者為是。《梁書·文學傳下》：“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裕），宋尚書左僕射。祖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與從叔朓俱知名。”則僑、札或為謝徵（《南史》等亦作微）之子。雖然謝藻為謝靈運直系玄孫，而謝札為其從玄孫（若為徵子，則屬謝據七世孫）［6］，但謝札曾為湘東王諮議，故《荆楚記》所謂“謝靈運孫名兹藻者，為荆府諮議”，所指當是謝札，“兹藻”二字或是“札”字緩讀致誤（亦或日本藏《玉燭寶典》訓點注音）。
湘東王蕭繹在普通七年（526）至大同五年（539）、太清元年（547）至大寶元年（550）兩度鎮守荆州，謝札卒於太清元年之前，則當在湘東王第一次鎮荆州時為王諮議參軍。又據《宋書·謝靈運傳》、《資治通鑑》卷一一六至一一七，在東晉安帝義熙八年至十二年（412-416）間，謝靈運（385-433）曾在荆州為劉毅衛軍從事中郎、劉裕太尉參軍、劉道憐諮議參軍及中書侍郎，時為28至32歲，其間曾作《佛影銘》［7］。而其春月製新花事亦為佛俗，亦應在荆州時製作；這樣的佳話又為百多年後的裔孫、同樣也作荆府諮議的謝札講述着。總之，謝札、宗懔皆同時入湘東王蕭繹荆州府，宗懔當據親聞而記謝札新花之說，“今世新花”中所謂“今世”正當就梁世而言，這可能為《荆楚記》作於梁世荆州提供旁證，而宗懔也可借此顯示着荆州地區人傑地靈的風貌。
也許正是為了展示荆楚風情，所以儘管所記多為域內南北盛行的風俗，但宗懔書冠以“荆楚”之名，書中有時也特言“荆楚”，如：“荆楚人以五月五日並蹋百草，採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藝文類聚》卷四）“荆楚人相承，四月八日迎八字之佛，於金城設幡幢鼓吹，以為法樂。”（南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為法樂”條）“午日楚人採艾，掛於戶上，以禳毒氣。”（陳元靚《事林廣記》元後至元本甲集卷上）又言“荆州”，如記鬼鳥“荆州彌多”（《太平御覽》卷一九）。又以荆楚名流為榮，除著名的屈原和上述謝靈運、謝札外，又如“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未雞鳴時採艾，見似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初學記》卷四）。採艾之宗則字文度者未詳何人（白居易《六帖》卷四又引作宗則文），而《廣漢魏叢書》本作宗測，此人正是宗炳之孫、宗懔高祖南朝齊宗測。北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九引作“宗士炳之繇（孫）”，《歲時廣記》卷二二（“製艾煎”條）又引作“宗士炳之孫則，字文度”。字文度雖不可考，但宗士炳之孫，正當是徵士宗炳之孫宗測（宗士炳，當是徵士宗炳之誤）。《南齊書·高逸傳》稱，“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不喜俗事，善畫，“往廬山止祖炳舊宅”，“少有狂疾，尋山採藥”。採藥事恰可能是指宗懔所記採艾，惟其字敬微與宗懔所謂字文度不同，不過《南史·隱逸傳》稱其又字茂深，則其字非一。這樣說來，宗懔記其高祖採藥事不僅顯示故土之俗，也張揚了先祖之風。
宗懔作為蕭繹股肱，君臣上下相得［8］，蕭繹對宗懔非常信任，宗懔對蕭繹極為擁戴，尤其是在前述所謂“梁有天下，不食葷，荆自此不復食雞子，以從常則”的表述中，宗懔更顯示了荆楚民眾對梁朝的擁護和順從，以致改變了正旦吞雞子的傳統習俗。《南史·梁本紀》說武帝蕭衍：“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資治通鑑》卷一五九載，武帝“自天監（武帝即位年號，502-519）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武帝提倡禁斷酒肉，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六有其《斷酒肉文》四篇長文。由此似可判斷，荆楚因武帝佞佛而改變食蛋風俗，既表明了對梁王朝正統地位的擁戴，也向蕭繹君臣暗示了荆楚地區乃是便於統治乃至可為帝都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