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敏
內容摘要：黃人（1866-1913）為東吳大學首任國學教習，在校任職期間，他曾編著《中國文學史》、《小說小話》、《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國朝文匯》、《文科大辭典》等書籍。其中除了《小說小話》外，俱先後由國學扶輪社出版，可見彼此關係匪淺。在晚清西學東來的情境下，出版商與學者往往共同合作，以教育、新民為基點，編著出版具有豐厚利潤的書籍。本篇論文嘗試在晚清西學東來的背景下，探討黃人接受西學的情況，以及他與國學扶輪社的關係，並論述《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所體現的西學新知。
關鍵词：西學東來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國學扶輪社
一、前言
黃人（1866-1913），字摩西，原名振元，字慕庵，一字慕韓，江蘇省昭文縣滸浦鎮問村人。一九〇一年始任職於東吳大學，為該校創校國文教習，一九一三年農曆九月病逝於蘇州齊門瘋人院［1］。黃人在東吳大學任教的十三年間，曾編著《中國文學史》、《小說小話》、《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國朝文匯》、《大獄記》、《文科大辭典》［2］、《東亞文化史》、《中國哲學史》［3］等書籍。在黃人眾多的學術編著中，《小說小話》因曾被阿英（1900-1977）《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魯迅（1881-1936）《小說舊聞鈔》等書籍轉相引錄，而廣為學界所熟悉。其餘著作因早年流通未廣，知者既少，更遑論研究了［4］。近年來，隨着《黃人》、《黃人集》等詩詞文集的整理出版［5］，以及文學史學史研究熱潮的掀起，學界着手研究黃人及其著述的論著日漸益增，其中尤以《中國文學史》、《小說小話》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6］。相對而言，《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研究冷冷清清，僅有三五學人撰寫論文［7］，究其原因，或與此書刊行年代久遠，大量散佚，各地圖書館鮮有收藏，或有庋藏，而塵封一角，未見天日，以致學者無從着手進行研究［8］。
在目前數篇研究《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論文中，對於黃人及其編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與晚清西學之間的關係論述較少。緣此，筆者藉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八十周年舉辦“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從西學東來與黃人的接受新知、黃人與國學扶輪社之間的關係、《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體現的西學等三方面，探討黃人對於西學的接受與傳播，以期就正於與會的各位專家學者。二、西學東來與黃人的接受新知
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
“鴉片戰役”以後，志士扼腕切齒，引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9］。
1840年“鴉片戰爭”後，朝野士人為之憤慨，面對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在悲痛之餘，又不得不沉着思考國家民族新的出路，於是乃有“師夷長技以制夷”［10］、“中學為體，西學為用”［11］等指導性思想的產生。數十年間，這兩種指導性的思想成了國民向西方學習、取經的唯一方向：遣派留學生赴英法等國，學習日本、西洋語言，翻譯西方科學的譯著、政治小說等，以及設辦學堂、報紙等等方案與措施，成為朝野士人共同努力的目標。
然而，出生於江南村鎮的黃人，沒有顯著的家世，沒有先進思想的導師，他與當時許多讀書人一樣，仍然自幼在傳統的科舉壓力下背誦經史、課習詩文，以考取功名、為民請命為目標，西學東來與“師夷制夷”的思想，還未曾對他產生即時性的影響。光緒二十一年（1895），黃人以三十而立之齡，隻身寓居蘇州，“得交吳瞿庵、金松岑、吳湖帆、范煙橋等人”［12］。自此以後，他往返蘇州、上海等地，開始了長達十八年對西學的接觸、學習和傳播。
創辦報紙，是黃人早期受到西學影響的明證。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黃人曾與黃謙齋（炳元，生卒年不详）、龐獨笑（樹松，生卒年不详）籌資在蘇州合辦《獨立報》。《獨立報》為當時蘇州第一份報紙［13］，黃人任總編輯，而年僅十九歲的龐樹松任經理，館址設“盤門外日租界的清暘地”，以避清廷查緝。然而在八個月後，終被蘇州知府彥秀查禁［14］。雖然，《獨立報》已經散佚，無從考查當時報章刊登的文字與評論，但是其受到西方報刊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事實［15］。
《獨立報》遭受查禁，對黃人來說卻是“塞翁失馬”，因為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春，他旋即受聘美國教會在蘇州創辦的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任職國學教習（教授），並獲校方特別建築教習房為宿舍［16］，足見其深受校董部董事長林樂知（Young J.Allen，1836-1907）、校長孫樂文（David Lanrence Anderson，？-？）的器重與賞識。林樂知是晚清時期著名的傳教士，1859年底奉派來華，前後在華生活、傳教長達四十七年。林氏在華期間，曾任方言館英文教習、翻譯館譯員、創辦中西書院、辦報、譯著等事務，較著名的譯著有《中西關係略論》、《中東戰紀本末》、《文學興國策》，又主編《教會新報》、《萬國公報》，在介紹、評論西方科學、政治、社會、教育、民生等問題上，對國人具有一定的啓蒙意義［17］。林樂知與孫樂文賞識黃人並聘其為國文教習，應該與黃人曾主編過《獨立報》，在接受、推廣普及西學的理念上，與他們比較接近有關。況且，東吳大學設址蘇州，聘請一位願意接受西學並且具有辦報經驗的當地讀書人，對於東吳大學的未來發展與宣傳，應該具有一定的功效。
黃人接受、學習西方文化，還體現在他改換名字與學習日、英文字兩方面。黃人，本名振元，字慕庵，一字慕韓。他改用黃人，字摩西，應該是在任教東吳大學之初［18］。摩西，英文為Moses，其意應該是“取猶太教祖摩西之名以自號”，而“以覺世牖民為己任”［19］，名字的由來，自然是取自《聖經》的《出埃及記》［20］。黃人以“猶太教祖摩西”自況，未免稍嫌狂傲，但卻真實地反映了他身處晚清政局、社會的精神焦慮與內心願境。
黃人何時開始學習英、日文字，確切時間已不能詳考，從他在光緒三十年（1904）至三十二年（1906）獨自譯著日人末廣鐵腸（1849-1896）的《啞旅行》，以及日人押川春浪（1876-1914）的《銀山女王》來看，他應該在光緒三十年（1904）前便開始日文的學習，至一九〇四年已能獨立翻譯日人小說，可見日文根基良好。黃人在《友人索贈諸聯》的“寶書搜真丹臥墨，玉友武佉盧梵蒼”一聯後，有附記曰：“吳氏昆仲書室用，時正習東、西字。”［21］所謂“東、西字”，當係指英、日文字而言。此外，據黃鈞達先生說：“（黃人）自學日文與英文，訂閱《東方雜誌》等書刊，進一步接觸了解世界。編者藏有黃人當年用過的英漢、日漢辭典、書刊等資料。”［22］又云：
編者曾整理發現一本黃人學習使用過的日文版《世界語辭彙》（明治三十九年十月，日本東京育音舍發行），上有黃人學習手蹟［23］。
從黃鈞達家藏黃人昔日使用英、日辭典等工具書來看，黃人對於外語能力的學習與掌握，非常積極。光緒三十三年（1907）冬十至十一月，黃人還在東吳大學《學桴》刊物發表《動物新論·生物界》譯文一篇，內容主要是譯述生物在繁衍過程中，所要面對的天然競爭，文末並署“譯者識”［24］，可見此篇文字亦是黃人獨自完成的翻譯。三、黃人與國學扶輪社之間的關係
黃人三十歲（1895）纔寓居蘇州，初以賣文自給，而在短短十餘年間憑借自身的努力，廣泛接觸西學，創辦報紙，學習英、日語言，受騁教會大學國文教習，翻譯小說與生物理論等等，凡此都為他在編纂《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作好個人內在的準備。然而，《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完成，還得力於外在因素，此即是黃人與國學扶輪社之間的密切關係［25］。
黃人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序》中說：
故國學扶輪社主人沈粹芬君發心欲編詞典，漫以相屬。而鄙人亦遂忘其謭陋，毅然擔任而不辭也……本社既具此饋貧之熱心，不惜築台購駿，鄙人亦樂為應運之先導，自居篝火鳴狐。宣統三年正月昭文黃人摩西［26］。
此《序》撰成於一九一一年正月，文中交待辭典之編纂，是受到“發心欲編辭典”的“國學扶輪社主人沈粹芬”之託請。《序》中又說“本社”云云［27］，則黃人與國學扶輪社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係呢？編纂詞典真的是沈粹芬（1882-1939）的“發心”嗎？
鄭逸梅（1895-1992）《國學扶輪社出版幾種巨著》一文云：“清末民初，上海有個出版機構，名國學扶輪社，是吳興王均卿和山陰沈知方等主持的。”［28］鄭氏此處述及國學扶輪社是由王均卿（文濡，？-？）和沈知方（粹芬）“等主持的”，從語句中的“等”字，可以猜想國學扶輪社的創辦，很可能還有別人參與其中。然而，這個人又是誰呢？陳旭輪（1898-1960）在《關於黃摩西》一文中曾說，黃人“又與吳興王均卿（文濡）先生創國學扶輪社於海上，刊行為清帝所禁之詩文集，與章太炎、劉申叔所創之國粹學報社，作桴鼓之應。”［29］陳氏曾任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又與淩敬言（1904-1959）、浦江清（1904-1957）、錢穆（1895-1990）等近代學人交厚，又為曾樸（1872-1935）、吳梅（1884-1939）、金松岑（1873-1947）、金叔遠（？-？）、黃炳元（謙齋）、張鴻（1867-1941）等人之後輩，曾修讀吳梅開設的“詞學通論”課程，耳聞黃摩西事頗多。因此，陳氏所記述的文字應當可信。從陳氏這段文字的記載，以及《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序》所謂“本社”的自稱來看，國學扶輪社當是由黃人、沈粹芬、王均卿等人合力創辦。
沈粹芬，即沈知方，原名芝芳，浙江紹興人。年少時入紹興奎照樓書坊當學徒，一九〇〇年，受夏瑞芳賞識，招入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任職中華書局，其間又與友人合辦國學扶輪社、古書流通處、啓明書店等。一九一七年又創辦世界書局，一九二一年任總經理［30］。王文濡，原名均卿，別署學界閒民、新舊廢物等，浙江吳興人，南社社友，曾任國學扶輪社、文明書局、進步書局、中華書局等編輯，先後主編《香艷叢書》、《說庫》、《筆記小說大觀》等書［31］。
黃人何時與沈知方、王文濡合辦國學扶輪社，已不可確考。然而，從沈知方的經歷來看，國學扶輪社是他在任職商務印書館期間（1900-1913）創辦的［32］。因此，有學者研究指出，沈知方在任職商務印書館職員期間，曾借由職位之便，乘機竊取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機密，搶先出版圖書，以圖利於自行組織創辦的國學扶輪社：
1908年商務印書館開始編纂《辭源》……沈知方是商務印書館的重要中層干部，《辭源》編撰一兩年後，他陸續瞭解了情況。他估計即將問世的詞典銷路必旺，於是與人合組了“國學扶輪社”，請黃摩西主持編纂一部以詞彙為主的詞書搶先出版。
沈知方雖然知道《辭源》在編（當時還沒有起這個名），對具體情況卻不太清楚，所以並不能告訴黃摩西《辭源》的具體要領。黃摩西僅僅從辭藻的觀念理解，因為要趕時間，也毫不加以研究，遂將《駢字類編》略作取捨，變更詞彙排列方法，名為《文科大辭典》，在1911年冬搶先出版。因為質量粗糙，未能在市場中站住腳［33］。
從上引文字來看，是沈知方先有謀定搶先出版“詞書”的計劃，再約請黃人、王文濡合組國學扶輪社，由黃人負責《文科大辭典》的編纂工作。然而，沈知方竊取商業機密之事，似乎只屬流言，未必屬實［34］。假設沈知方的動機是為了在商務印書館之前搶拈詞書市場，則僅僅是“將《駢字類編》略作取捨，變更詞彙排列方法”的《文科大辭典》，以黃人的才氣與學識而言，斷不至拖延到三年後才編纂完成，交由國學扶輪社“搶先出版”吧？
其次，早在“戊申（1908）之春”，沈知方與黃人已有《國朝文匯》的編纂計劃，並於“庚戌（1910）之龝”編輯完成［35］，可見創辦國學扶輪社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編纂《文科大辭典》。
第三，作為出版商人的沈知方雖以利益為旨歸，但既然能招致黃人、王文濡等合作創辦出版社，可見彼此在實際的经济利益以外，定然還有着一些文化、教育等理念上的契合，決然不至於在一部詞書的利益上作短視的投機，這從在黃人生前印行的《國朝文匯》、《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以及身後由王文濡在一九二六年代為印行的《中國文學史》等大部書籍的出版，在在可以顯示國學扶輪社的創辦目的，並不是沈知方個人的謀私行徑。
從《文科大辭典》的出版時間來看，或許是黃人在完成《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之後，再以餘力完成，所以存在許多缺失疏漏之處［36］。《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於一九一一年五月出版，六月再版，七月三版，《序》中說“國學扶輪社主人沈粹芬君發心欲編詞典，漫以相屬”，又說“一更葛裘”，則該書是以一年時間編纂而成［37］。黃人“心力交瘁”地耗費一年時間完成《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後，自無餘力再另行編纂一部辭典。然而，在沈知方的敦請之下，乃勉力以數月時間“將《駢字類編》略作取捨”，草率地編成《文科大辭典》，並匆忙地在一九一一年冬天出版，企圖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良好銷售成績下，進一步搶佔辭典類圖書市場，可惜這樣的構想與意圖，並未能獲得讀者的支持。四、《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體現的西學
黃人編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與《文科大辭典》前後緊接出版，但是質量卻有天壤之別，因此《文科大辭典》的市場購買率很差，而《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卻一版再版三版。細究其中緣由，除了兩部書存在質量的差別外，恐怕還與《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涵概大量西學知識，《文科新大辭典》則僅“是一部古代類書內容，用近代詞典方式排列”［38］，有着決定性的因素。《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分政治、教育、格致、實業四大類，其中政治又分十三門、教育分為二十門、格致有二十五門、實業為八門，合共六十六門。正文收詞條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條，補遺二百二十條，合共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五條，全書約一百二十萬字。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如此廣錄博采，詳細考證，需要相當開闊的學術視野。單憑這，說編者趣味廣泛、學識淵博，一點都不過份”［39］。
該部辭典以《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命名，反映了黃人急於向國人介紹西學的一種心理現象。之所以稱為“普通”，目的是要盡量簡明扼要地闡釋辭條，使普通民眾能夠容易閱讀、接受來自西方的新知。黃人在《凡例》中曾針對“普通”說解，如第九條曰：
博物及製造名詞範圍最廣，本書志在普通，勢難詳載，惟舉重要及奇特者，若要求全，有專門詞典在。
第十七條曰：
本書雖供普通之用，而調查各種專門書籍有千餘種之多，挈壺滄海，操斤鄧林，勺水片材，不敢苟也。
《本書之特色》第十二條又針對閱讀層次曰：
此書大致合於中學程度，而亦有闌入高深及下可通俗者，所為普通也。
十三條又曰：
此書限於體例及字數時間，誠不敢云奄有眾長，但案頭置一編，則或可舉一反三，而收數十種普通教科書之益。教員可用，學子可用，稍通文義者亦無不可用。